“云笈七簽現存三片，當年刊刻完了之后，被一個僧人連書版帶經全部燒掉了。現在一片在國家圖書館，一片在我這兒，還有一片在誰那兒保密，最有意思的是這三片版號是挨著的，說明出自一冊。”

“2009年前后，我得到了迄今發現最早的蘇東坡詩集刻本《施顧注蘇詩》，這部書在藏書界堪稱神話，經世代名家遞藏。到了乾隆時期，大藏家翁方綱得到此書后十分高興，定于每年蘇東坡生日那天舉辦‘祭蘇會’，邀請名士到家中詩歌酬唱，題寫跋語。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49年前，還流傳到了日本。民國大銀行家陳澄中曾收藏過這部書，陳澄中去世后，藏書由兒子和女兒繼承，兒子所藏《和陶詩》第四十二卷賣給了國家圖書館，女兒所藏《和陶詩》第四十一卷則到了我手里。后來還有人鼓動我恢復‘祭蘇會’。”

藏書家韋力用頗為自豪的口吻講述了兩個關于藏書的軼事。日前，他攜新書《書樓探蹤·浙江卷》做客陸家嘴讀書會，和作家、影評人毛尖就愛書、嗜書與藏書展開對談。《書樓探蹤·浙江卷》一書依然是古代私家藏書樓的尋訪之文，所選書樓都位于浙江省。從袁桷的奇觀樓、鄭性的二老閣到汪祖輝的環碧山房、勞格的丹鉛精舍，再到張宗祥的鐵如意館、郁達夫的風雨茅廬、鄭振鐸紀念館，是對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的一次巡禮，亦是對于傳承了中國文化書香余脈的眾多先賢的拜祭和紀念。

“中國人對于藏書的執著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韋力從“藏書”二字的起源說起，介紹最早的藏書處二酉洞，然后從藏書樓的四大屬性：公共藏書、私人藏書、宗教藏書、書院藏書延展開來，和讀者分享他探訪各地藏書樓的經歷，以及自己對收書、藏書的喜愛之情。韋力至今能回憶起自己買的第一部像樣的古籍是《古文淵鑒》。那是1981年，他正念高一。可以說，從那之后，他的藏書之旅就再沒有停止過。

近十幾年來，韋力更是任性地進行著“一個人的人文尋訪之旅”，以主題式的尋訪繼續著“覓系列”、“書樓尋蹤系列”以及“書房尋訪系列”等寫作。在他心中，他所做的是對歷史遺跡的考察，是以所謂的現實來驗證文獻。但在多年的尋訪中，他也感慨隨著中國城鎮化建設，因缺乏保護意識，不少藏書樓、藏書遺跡面臨被拆掉的命運。他曾在《書魂尋蹤》的《序言》中寫到這種感受：“整個尋訪之旅，可以用‘痛并快樂著’來形容，雖然在此過程中遇到了這樣那樣的不快，但發現的快樂卻是無法替代的。在我的這些尋訪之前，少有人提及這些安息于地下的藏書之魂。我能歷盡艱辛找到他們，能在他們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獻上一束鮮花，已經感到了大滿足。有時我會坐在這些墓旁守候一刻，靜靜地坐在曠野之中，靜聽山風吹過松林，心中那種不悲不喜的寧靜，難以用文字描繪得清楚。每當此時，我心中都會想起那句話——‘微斯人，吾誰與歸？’”

就韋力所見，目前保存最好的私家藏書樓是南潯嘉業堂，歷史最悠久的則是寧波天一閣，天一閣創建于公元1560年，距今458年，從文獻中可知天一閣主人范欽藏書特色是“專藏他人不措意之通行本”。

“我對書的摯愛，尤其是那毫無節制的展延，正是我樂觀向上的最佳注腳。正因為愛書，所以愿意去探尋跟書有關的一切，凡是與之相關者，都能給我帶來無限歡樂，這讓我更加留戀世界的美好。”當毛尖問到關于藏書人的心態時，韋力回答：肯定有個“貪”字，比如目前他很期待很想得到的一本古書是周密的《草窗韻語》。他認為藏書之初，只是興趣，沒有什么偉大的意義，但隨著慢慢深入，他發現中國的典籍，如明代之前的典籍到乾隆年間已經失傳80%，大多只留下一個名字，實物不見了，到今天為止，歷代留下的典籍比列大概是7%。傳統典籍能夠流傳至今，有賴于歷代藏書家的薪火相傳，正是他們的盡心盡力，才使得斯文不絕。而他對于中國古代書樓的尋訪，正是對這些先賢的禮敬。藏書的深入讓他意識到中國文脈是靠書傳承的，而書又如此脆弱，但又幸運地到他手中，后來就絞盡腦汁想著為這些典籍“續命”，本能地產生崇高感，崇高感隨之升華成一種使命，也就是韋力所說的：“藏書始于愛好，終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