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法]米歇爾·維諾克著，呂一民、沈衡、顧杭譯，文匯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頁，108.00元

雖然早已入秋，但是南方仍然酷熱難熬；時而刮起的暴雨過后，在地面更激起蒸騰的熱浪。前幾天聽說有年輕人在紙片上潦草地抄了一句詩，竟然是古羅馬抒情詩人賀拉斯的：“照亮你的每一天，都當作最后一天，/ 贊美它帶來的恩惠，與意外的時間。”據說是抄詩者出門前留下的，在珍惜和感恩之后，門外的夜與生命的無常都無法使他畏懼不前。此時此景，十六世紀的法國文豪蒙田早已說得很清楚：“誰學習了死亡，誰也學習了不被奴役。”說得很深刻，這就是詩歌與哲學對災難宿命論的回答。這還令我想起最近看到一本書的書名，耶魯大學教授馬丁·黑格隆德（Martin H?gglund）的《今生：為何死亡讓我們自由》（This Life: Why Mortality Makes Us Free），這似乎也是對蒙田的話和那位青年抄詩人的一種詮釋。

當面對一個城邦的生與死的時候，歷史學家會思考更多的問題，那些問題也更令人動容。公元前500年，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米利都（Miletus）的居民無法忍受波斯人專制統治的奴役，為了自由而發動起義。公元前494年，起義被波斯人血腥鎮壓。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他的名著《歷史》中說，米利都城失陷之后大部分男子被屠殺，婦女兒童被掠賣為奴隸，神殿與圣堂被劫掠、焚毀。這個曾經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學派的城邦從此喪失了她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變成了一個普通的二等城邦。接著，希羅多德還談了兩件關于米利都人的事。

一件事是，當敘巴里斯人被克羅同人擄殺時，全體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了他們的頭以表示哀悼；但是在米利都悲劇發生后，敘巴里斯人卻沒有任何表示。希羅多德因此認為敘巴里斯人沒有對米利都人給予公正的回報。所謂“公正的回報”，我理解不僅僅是指一種同情和哀悼，同時更是基于正義的立場對反抗邪惡的聲援，這是人與人之間、也是城邦與城邦之間的立場與原則。在米利都城邦陷落的那個晚上，如果來點穿越，或許你會期待看到整個希臘世界都翻飛著“今夜我們都是米利都人”的群發微信。一個為自由而抗爭的城邦陷落了，除了雅典人以外，沒有任何聲援與同情，希羅多德為此而痛心。

另外一件事是，兩年后在雅典上演了詩人普律尼科司創作的悲劇《米利都的陷落》，全場觀眾無不失聲痛哭。但意料不到的是，希羅多德接著說：“他們由于普律尼科司使他們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災禍而課了他一千德拉克瑪的罰金，并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出這出戲。”（希羅多德《歷史》，下冊，王以鑄譯，410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1997年第六次印刷）為什么？觀眾被深深打動以致全場痛哭，不正是說明創作和演出都極為成功嗎？希羅多德的敘述似乎有點自相矛盾。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古希臘悲劇的教授曼德爾松認為普律尼科司過早將歷史改寫成戲劇，米利都城陷落兩年后雅典人還沉浸在對被屠殺同胞的哀思之中，尚無法以審美欣賞的心情去觀看這幕悲劇，因此要罰款和禁演。其實，真正導致作者被罰的原因是過于煽情，古希臘人認為好的悲劇應該使人的心靈得到“凈化”和“升華”，而不是簡單的發泄悲情；真正好的戲劇應該使人思索人生與命運的問題，而不是使人哭個昏天黑地。據說在歐洲語言中，“戲劇”與“理論”這兩個概念有著相同的詞源，都有“全神貫注地觀看”的意思，觀看是為了思考。雅典人要告訴我們的是，城邦的理性與價值觀才是最值得我們思考與認同的。

還是要回到米利都人的起義和反抗鎮壓。希羅多德在書中記載了伊奧尼亞人的將領狄奧尼修斯說的一番話：“我們當前的事態，正是處于我們是要作自由人，還是要作奴隸，而且是逃亡的奴隸的千鈞一發的決定關頭了。因此如果你們同意忍受困苦，你們當前是會嘗到苦頭的，但是你們卻能戰勝你們的敵人而取得自由。”（同上，406頁）古代米利都人為什么被稱為“愛奧尼亞的精華”？除了哲學以外，還有在城邦抗爭中的政治學與倫理學，“自由的城邦”是其中不可剝奪的原則。到了中世紀的歐洲，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是自由的，城市也是自治的，就像那句著名的德國諺語所說的：“城市的空氣使人變得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據說這句諺語來自當時的一項習慣法：只要農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過一百零一天，他就是自由的，即使他的主人也不能再抓他回去。馬克思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還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都是曾經來自德國的聲音，關于自由的聲音。

從古代城邦到中世紀城市，從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到十九世紀的法國知識界，關于自由的聲音仍然值得我們聆聽與思考。近日重讀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的《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原書名: Les Voix de la Liberté: Les écrivains Engages au XIXe Siècle；呂一民、沈衡、 顧杭譯，文匯出版社，2019年5月），對十九世紀法國知識分子、文人關于自由的思想有了更深的體會。該書中譯本第一版的書名是《自由之聲——19世紀法國公共知識界大觀》（呂一民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多年以前讀過。此譯本對該書的簡介寫得非常好：“血雨腥風的歷史平臺上，知識分子如何捍衛自由之原則？桎梏橫行的年代里，怎樣推進人類文明的進程？《自由之聲：19世紀法國公共知識界大觀》以動蕩不安的十九世紀的法國作為解讀的背景，通過描述維克多·雨果、喬治·桑、馬爾所克等活躍于各個時期的精英知識分子堅持不懈的斗爭歷程，彰顯出法國專制體制下捍衛表達自由原則的艱難軌跡。風起云涌的斗爭氛圍、針鋒相對的筆墨論戰和悲歡離合的生活際遇交織成一幅既有生活質感又充滿睿智思想內涵的歷史畫卷。”再看看書名近似的另一本關于美國的書——《自由的聲音:影響美國的17個演講（英漢對照）》（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該中譯本的簡介是：“收錄了兩百多年來美國人民不斷追求自由的17篇以自由為主題的演講，演講者包括了帕特里克·亨利……在內的各界杰出人士。在演講中，他們向美國民眾乃至全世界人民陳述了自由的可貴和不斷追求自由、維護自由的希望與決心。即使遇到再多的艱難險阻，自由的聲音永遠都會高高響起、永遠悅耳嘹亮！”同樣很簡潔和通俗易懂。

目前這個新版本的譯文看起來基本上與舊版譯本相同，只是有個別字詞作了修訂。關于這個新版本的書名尤其是副標題與舊版本的差異，有評論者提出的解釋是：“其標題可直譯為‘自由的聲音：十九世紀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中譯的副標題為‘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應該說是相當恰切的：可以說，整個十九世紀有關自由的論辯，都是在大革命遺產的影響之下、在拿破侖對自由十五年的壓抑之后展開的。”我同意此解釋中的觀點，更認為舊譯中的“大觀”實在不好，但是與原文相比較，去掉了“介入”這個對該書內容而言很重要的概念，卻是一種并非輕微的損失。說到底，還是對書名的翻譯空間與自由度的理解與把握問題。

新版本的封底有一段話：“大革命之后，統治法國數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歷史舞臺，迎來的卻是法國近現代最動蕩不安的世紀。在君主制與共和制輪番登場之際，知識分子選擇發聲，在議院中成立黨派，成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腦。這些人中有明哲保身的賭徒貢斯當、戴著鐐銬跳舞的基佐、預見民主弊端的托克維爾、身著男裝的女作家喬治·桑、一度反對共和的‘法蘭西靈魂’雨果……許多人白天還在為政府效力，晚上就被迫流亡他鄉。……盡管政治立場相去甚遠，但他們均共享對自由的熱愛，而正是這份對自由的堅持使19世紀末的法國毫無疑問地成了歐洲最平等的社會。”這也是對該書內容的精準而又有某種深度的簡介。

正如該書作者在“導言”所講，他要寫的不是一部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或思想史。“這本書選定的歷史是由文人、作家與寫作者……為了自由，與當局和其他為反動權威或烏托邦主義權威效勞的文人斗爭的歷史。這并不是一種文學史：本書的內容與政治相關，這亦說明某種選擇始終會有爭議。”（第7頁）另一方面，該書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思想史：“我們希望能讓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而不僅僅寫一部他們的思想史。而且，結合他們的財產、生活方式、愛情、庸俗的抱負、虛榮、弱點，他們的思想也變得可以理解。”（第9頁）這當然是偏向感性的和重視歷史語境的一種理解思想史的方式，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方式也會產生某種閱讀上的障礙：關于自由這個主題的政治思想的發展邏輯、對立陣營的觀點交鋒、思想與歷史事件關系的深度分析等等都被溶入到個人的行為、心思及其與他人的復雜關系等微觀敘事中去，讀者仿佛是要在一部嘈雜、喧鬧的多聲部樂曲之中辨認“自由的聲音”的主旋律。讀者似乎容易迷失于其中，或者望而生畏而徘徊在思想江流的岸邊。其實，即便是生活在1805年至1859年的法國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也稱當時的局勢為迷宮，其中充滿了微細的變故、幼稚的念頭、不足稱道的激情、各種個人觀點和自相矛盾的方案，許多公眾人物的一生都在其中耗盡（見其《回憶錄》第一章，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似乎是為了消弭這種閱讀困難，作者的“導言”提供了俯瞰全局的角度，也較為集中地表達了作者的價值立場與對本書主旨的說明。

1789年大革命未能使自由獲得制度性的基礎（后來的所有大革命有哪些不是如此？），拿破侖雖然從人民那里獲得合法性，但他實際上是以對自由的踐踏而踐踏了大革命，在這里維諾克說了一句足以讓人心驚的話：“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舊制度，也從來沒有像帝國那樣專制。”（第1頁）但是，在波拿巴主義壓制下的法國，自由派仍然幸存。他們沒有首領、沒有組織、一般說來不是專職政治家，他們只是作家、政論家和記者。“他們比其他人更需要表達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為表達自由而斗爭。”（同上）當然，也有某些文人選擇頌揚服從權力、教條，維護傳統秩序。復辟之后的波旁王朝開始的時候在憲政的約束下還允許人民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沒有幾年就變得向專制倒退。自由派文人與王朝斗爭的焦點是捍衛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最終導致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藝術表現上有我們所熟悉的德拉克洛瓦創作的《自由引導人民》，還有被安放在巴士底廣場的高達五十二米的七月革命青銅紀念柱頂端的“自由之神”雕像，一個展翅奔馳的自由神。在接下來的七月王朝時期，自由的呼聲仍然存在，但增加了社會主義的呼吁，圍繞著自由而發生的思想論爭變得更為復雜和激烈。1848年的革命帶來短暫的自由與平等的幻覺，新的帝國開始的時候曾試圖以人民的名義埋葬自由，但是迫于民族運動的變化而轉向自由化。然而1870年的普法戰爭和其后的巴黎公社使形勢變得在自由與專制之間進退兩難。直到1870年代末，重新建立的共和制才使自由得以相對穩定地確立。1885年6月1日雨果的葬禮是“自由的聲音”最后壓軸的一幕，也是本書的終點，象征著自由的實現。如果我們以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觀察眼光看待法國大革命之后的社會政治趨勢，可以從錯綜復雜的變化中發現一種圍繞著法國大革命的成果而發生的反復對立，也就是貴族的復辟與自由原則頑強抗爭，而所有動蕩的核心都是離不開自由與專制的抉擇。

在本書中最受關注的浪漫主義作家是維克多·雨果，分別有四章談論他。第六章題為“維克多·雨果：向左轉的浪漫主義”，細致地分梳了君主主義和基督教的浪漫主義與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浪漫主義的區別，細致地分析了雨果的浪漫主義從右向左轉的過程。我們或許最感興趣的是思考藝術自由是如何與新聞自由、表達自由和政治自由獲得同步的，然后目睹著“維克多·雨果成為共和派”（第二十三章），感受著“《悲慘世界》的沖擊”（第二十七章），最后全書的結尾同樣還是“維克多·雨果：至高榮譽”。雨果的一生不僅因其文學創作而不朽，同時也因為他永遠致力于自由的事業而不朽。今天當我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悲慘世界》《九三年》的時候，我想著的首先是政治與自由，其次才是文學。作者在“導言”中說，“雨果似乎可以安息：這位年邁的斗士已被奉為‘共和國之父’”（第7頁）。值得思考的是：雨果手中沒有槍，只有筆；雨果畢生為自由而吶喊——我想維諾克要強調的是，只能從共和國與專制制度勢不兩立的意義上理解究竟何謂“共和國之父”。

“這些男人、女人、作家、哲學家、政論作者或諷刺歌謠作者曾三次直奔廣場，參與事件并試圖對事件施加影響。由此，劃分情節的三大交叉口依次是‘百日’（1815年）、‘二月革命’（1848）和‘兇年’（1870-1971）。19世紀的這三大政治危機也是非同尋常的集體時刻。作家、文人、藝術家在這期間，在議會的講壇或市政廳這些巴黎長久的革命圣殿的窗臺上起了積極和中心作用。”（第9頁）這是多么形象和多么激動人心的描述！作者在“導言”最后說，十九世紀的思想成果——他指的是關于自由的思想——是我們不可剝奪的遺產；而全書的結尾是：“我們如今更喜歡嘲笑崇高，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有時甚至喜歡挖苦19世紀的文學和政治，認為那些浮夸的言辭同當今的審美觀格格不入。……然而，我們這些忘恩負義的繼承者尤其要感激它們留下的遺產——我們還需要自由原則來奠定未來，某種自由的激情也將繼續引領我們。”（691頁）我時常感到，無論文學還是政治思想，十九世紀這份遺產的價值和意義無論如何強調都不會過分。今天，我們沒有資格嘲笑崇高，更不會在如何實現自由的問題上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