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我開始關注到明清小說的續衍文化。這來自于我對董說《西游補》的熱愛。當時國內研究《西游補》的人并不多，除了夏志清、夏濟安教授合寫過《兩部明代小說的新透視：〈西游記〉和〈西游補〉》之外，就是趙紅娟教授的《明遺民董說研究》最為重要。從最近公布的《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來看，夏濟安并不喜歡《西游記》原著，但卻高度肯定了《西游補》，認為“董說的成就可以說是清除了中國小說里適當地處理夢境的障礙。中國小說里的夢很少是奇異或者荒謬的，而且容易流于平板。……可以很公平地說：中國的小說從未如此地探討過夢的本質。”喜歡續作居然勝過了原著，這很有意思。

長期以來，明清小說的續書都被視為一種廣泛的文學出版現象體現著原著的影響，它并未形成獨立成熟的知識體系。即使研究者很早就有意識地談論續作問題，都只是從文學現象或文學比較的角度切入觀察，將之附屬于文學史、小說史研究的脈絡之下一筆帶過。古代小說的地位本來就不高，小說理論也稀缺，更不用說經典小說的續作，及有關續作生產的知識了。

一般而言，小說續書的文學評價不太高。最早、也是被引用最多的是清初學者劉廷璣在《在園雜志》卷三中的評論：“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于世，即襲其名，著為后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后以續前者，有后以證前者，甚有后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劉廷璣的意見對于續書研究領域具有先發性和代表性。 “狗尾續貂”、“蛇足”從此成為名著續作的代名詞。也有名人會細讀續書，如魯迅曾盛贊《西游補》，而胡適則肯定了《水滸后傳》。譚正璧把《后西游記》看成為“理想小說”，說“此書毫不復蹈前書，一概為作者創作，而且又加以說明每一妖魔成就的原因和打破的理由，此著較勝于前書”（《中國文學史》）。但這些碎片的評價基本被淹沒于書海中。

2004年，美國學者黃衛總不懼污名，索性以“蛇足”（Snakes’Legs）作為書名，出版了續書研究的專書。這也是目前能看到的唯一一部以“續書”及其生產消費方式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黃衛總借Terry Castle的疑惑為續書研究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盡管作為文學類型而言‘續書’的名聲并不好，是什么鼓勵寫作者去寫作續書？以及知道和原著比較而言，續書不免令人失望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猜測，是什么促使讀者還去閱讀續書？”

美國學者對續書產生研究興趣就是從1973年白保羅研究《西游補》開始的，他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西游補〉評介》，并于1978年出版了專著《董說》，也就是《西游補》作者的評傳。在這本書出版以后，在美國出現了不少重要的書評，如漢學家葛浩文、伊維德、何谷理、柯麗德，以及美國佛教文學研究專家、學術編輯Robert M.Somers都給予不錯的評價。1987年，魏愛蓮出版了博士論文《烏托邦的邊緣——水滸后傳與清初遺民文學》；1994年，劉曉廉出版了《佛心的〈奧德賽〉：〈后西游記〉的諷喻》，都是較早海外中國小說續書個案研究專書。其中，魏愛蓮將續書研究的重點與明清之際歷史語境結合起來，認為陳忱用續書寫作表達了難以言表的情感，意味著表達遺民感傷的載體由詩轉為了小說。這也印證了中國古代續書有過兩大繁榮時期，發生于世變之際的明末清初、及清末民國初年。劉曉廉則肯定了《后西游記》是與原著不同的續書，《后西游記》將非物質性的事物（如七情六欲、文明、十惡、造化）通過語言表達為可理解、可視覺、可物質化的形象，無疑是最大的優點，認為《后西游記》是一個連續性寓言，邀請讀者對整個故事運用象征性的闡釋，而不是單個人物或孤立的情節。在四大名著中，續書最多的是《紅樓夢》。2013年，張云出版了《誰能煉石補蒼天——清代紅樓夢續書研究》，是國內續書個案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唯一一部相關研究的專著。

本來，我的研究將止步于此。后來我進入復旦創意寫作專業教書，因緣際會，在對這個舶來學科做理論爬梳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雖然創意寫作的論文不少，但著力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中調取資源的，唯有上海師范大學的楊劍龍教授一篇名為《論創意寫作的中國古典文論資源》的文章。創意寫作本土化十年以來，我們基本還是在沿用英美經驗。另一方面，續書研究受制于文學史的框架，苦苦找不到出路，得不到重視。

小說續書為什么不能看作是中國的創意寫作呢？依卡林內斯庫之見，“改寫”囊括了一些傳統詩學的概念和批評性的批注。前者指模仿、置換、拼貼、改編，甚至包括翻譯，后者包括對源文本的描述、概要、有選擇地引用。如果我們將續書的再創作行為，看作對經典文化有意識的補充，是一種次文化生態的表現，那么續書研究的邊界將被進一步拓寬。在創意寫作學科本土化的過程中，也不必遲遲找不到方向。

2016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商偉教授提出了“復式文本小說”的概念，剛好印證了我的想法。他以《金瓶梅詞話》與《水滸傳》的關系為例，揭示了隱藏于小說“補入”結構背后動機——虛擬敘述 （what if）。在他看來，“早在《西游補》之前，就有了《金瓶梅詞話》這樣的章回巨制，開了小說補作的先河。它以《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情節為起點，但又改弦易轍，展開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另類的虛擬敘述：如果西門慶和潘金蓮當初沒有死在武松的刀下，而是多活了四五年的時間，那結果會怎樣?他們的故事又該當何論?這無異于向讀者宣布：《金瓶梅詞話》演繹的是一個被《水滸傳》所扼殺掉的故事。”

也許，在不久的未來，中國小說續衍文化與創意寫作中國化在理論界會有相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