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是方志迅速發展乃至全盛階段，明清方志中留存了大量的小說史料，但學界對此領域的關注尚有待加強。系統整理明清方志中的小說史料對擴大古代小說研究視野、提升古代小說研究空間均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明清方志之所以保留了較多小說史料，一是受明清小說創作極為繁盛的格局影響,二是方志與小說“同質異構”的學理性質使然。兼收并蓄的方志與文體兼備的小說在文獻地位、價值功能、編撰理念方面有共同性。方志作為古代歷史文獻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是作為“正史之補”的形態而存在，古代小說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同樣也以“補史”形態而得以存續，明人甄偉自序《西漢通俗演義》有言：“予為通俗演義者，非敢傳遠示后，補史所未盡也。”這類觀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作為文獻形態的古代小說的實際地位。方志與小說的編撰初衷，往往皆以教化為先，這點確保了兩者有限的存在空間。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凡例”有云：“凡舊志所載，多有怪誕不經、幽眇難明、惑世誣民者，悉去之不錄。為名教慮也。”在小說家那里同樣有言：“俾好生不殺，為仁之一途，無害于教化。故貽謀自廣，不俟繁書，以見其意。”（唐李翱《卓異記》自序）正因如此，方志編撰者也同樣體認了小說的教化價值，所謂“志中所載，擇其要而切者，為小說斷之。所以寓懲勸，廣去取，補缺略也”（嘉靖《長垣縣志》“志例”）。從宏觀層面來說，方志編撰者與小說編創者往往以去虛存實、絕假存真的意圖來指導編撰實踐，進而從形式上避免世人可能存有的偏見。如萬歷《貴州通志》“凡例”云：“凡遠事據經史，近事據見聞，不以臆說。”而小說家也有類似見解：“近日著小說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詼諧以為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以為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無有是。其著于錄者，悉可考驗。”（唐陸希聲《北戶錄》序）

正是由于方志與小說在形式與內容諸多方面皆有相似相通之處，使得方志中的不少載述如風土民俗、名人逸事、信仰祭祀等方面內容，均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古代小說范疇，也有研究者徑直稱之為“方志小說”（辛谷《“方志小說”探源》，載于《暨南學報》1991年第1期）。不過確切來說，方志與小說還是分屬兩個不同門類為妥。在此理路貫通的前提下，方志留存小說史料其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明清方志中的小說史料，比此前更顯繁富與龐雜，同時也倍具價值，因此更加值得精心整理。約略而言，其研究價值大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擴充古代小說文獻存量，豐富古代小說研究對象。文獻留存問題一直是文史研究的出發點，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學科生命力能否持續久遠的關鍵要素。新時期以來古代小說研究之所以能不斷開拓新的研究境界，是與《古本小說叢刊》《古本小說集成》等大型小說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以及相關學者積極爬梳鉤沉之功密切相關的。就當下的古代小說研究格局而言，既有小說文獻固然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發現與鉤稽新的小說史料也更顯必要。在這當中，明清方志就是一個早已存在卻亟須深挖的可貴礦藏。在明清方志的人物傳記、逸事、仙釋等門類中，有不少小說類文獻作品得以載述，這些作品不僅數量眾多，而且也不乏佳作，值得輯錄。例如，順治《潮州府志》卷十“軼事部”載“交趾道士”：“金山上有交趾道士，年近百歲。渡海船壞，結庵于此。養雞大如倒掛，子置枕中，啼即夢覺。又一胡孫，小如蛤蟆，線系幾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幾食其余。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出戲衣，褶常題一詩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云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汗禪房。’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師也。’后莫知所之。”此篇作品亦見諸萬歷時期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二十二，所不同者其中開篇則言：“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來自交趾，別號漫叟。”根據此部方志編者吳穎序言推測，《涌幢小品》的載述極有可能源自嘉靖或弘治時期的《潮州府志》。本篇作品筆法凝練，思緒奇特，氣象明朗，完全可作為志怪小說研究對象。

第二，助推小說家生平考辨，深化與填補小說家生平認識。古代小說在文體序列中備受輕視乃至詆毀，因而小說作者往往無意署名，使得大量小說作品難見真正著者，這對小說研究帶來了諸多困擾。而倘若將視野投向明清方志，往往能有一些意外收獲。例如，明末清初《水滸后傳》的作者陳忱，學界一直以來對其生年、字號、交游等情況的認識有不少錯誤，筆者在梳理清人汪日楨編《南潯鎮志》、伊湯安編《嘉興府志》、沈彤編《震澤縣志》、光緒《烏程縣志》與同治《湖州府志》等諸多方志文獻的基礎上，進行了細致考辨，得出了“陳忱生于1615年，字遐心而非字敬夫，號雁宕或雁蕩，平生交結對象主要為驚隱詩社成員”等結論（《陳忱生平交游考》，載于《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1期），修正了既有的不當認識，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又如，有關清代小說《綠野仙蹤》作者李百川的生平，學界的認識一直較為模糊，近年許雋超先生通過整理光緒《蔚州志》相關史料，將此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參閱許雋超《〈綠野仙蹤〉作者李百川生平家世考實》，載于《文學遺產》2012年第3期）。這同樣是借助明清方志考證小說家生平的成功范例。

第三，折射古代小說理論觀念的復雜性，反映古代小說的實際生態。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大都依托于小說評點、序跋等批評文獻而展開，此舉固然有其必要意義，不過這未必能廣泛反映古人有關小說觀念認識的真實狀態，例如刻意標榜與別有居心式的批評在這類顯性理論文獻中即普遍存在。而就明清方志而言，其介乎正史與稗官野史之間的存在性質、編撰者大都既非名流顯達亦非市井盲丁的身份特點，使得明清方志得以更普遍地反映主流民眾的相關認識，因而其中的小說史料所體現的有關小說理論觀念更為確切：一是小說價值的可觀與可廢并存，二是文體屬性的虛構與征信并存。明清方志中相關小說見解既相互齟齬又彼此印證，而這恰恰是正史與野史、雅文學與俗文學、正統觀念與邊緣思想、上層需求與民間追求等不同價值觀念對立融合的體現，古代小說的真實境遇大體因此而生成，而這正是方志所留存的小說史料與其他領域的小說史料的不同之處。

明清方志中的小說史料是值得持續發掘的“富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在整理明清方志文獻過程中，需要研究者盡可能貼近古人小說觀念，以寬嚴相濟的眼光來審視相關史料，尤其對其中的作偽史料也應認真對待，因為從小說研究視野而言這同樣具有價值，畢竟文學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歷史研究。當然，在涉及作家作品的史實問題上，作偽史料顯然不具價值。此外，研究者也應注意版本的甄選比勘，以免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