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沒有感覺到死亡已來臨。

我感到死亡離開了：

就在此刻，

他舉起了他的手。

我似乎感覺我比曾經

更加理解了他。

那些武器逼迫過我，

一片刻，

并且，當我們再相遇時，

在我們之間

將會發肇神秘的知識。

——詹姆斯·鮑德溫《阿門》

寫這首詩的詹姆斯·鮑德溫只在少年時代短暫地加入過教會，此后他就成了無宗教信仰的人，但美國的伊斯蘭教在黑人解放運動中和黑人牽扯過多，而且《圣經》敘述屏蔽和壓抑了黑人，因此，鮑德溫以“阿門”為題，暗含了對黑人傳統的追溯和糾正。

和多數現代作家一樣，鮑德溫的身份擁有很多邊緣屬性，黑人、同性戀者、藝術浪子，離散人士。他15歲和畫家博福德·德萊尼達成了忘年交。1966年，畫家將《黃圈，紅圈和黑圈》題獻給了鮑德溫。晚年移居在法國普羅旺斯地區，他結識了很多爵士樂歌手，和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相談甚歡。尤瑟納爾翻譯了鮑德溫那部并不成功的戲劇《阿門角》，這部劇講述的是宗教偏執的女主人在一系列家庭變故中突然幡然醒悟，“愛上帝就是愛所有他的孩子——所有，每一個！——與他們享受痛苦，與他們體驗快樂，并且從不計算代價！”

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鮑德溫一生都在抵抗偏見、無知和野蠻，他像熱帶雨林一樣生機勃勃。紀錄片《我不是黑鬼》在結尾處收錄了鮑德溫的訪談，在這次訪談中，鮑德溫坦誠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活著要求他成為樂觀主義者，他希望美國人民可以丟開他們的面具，白人要認識到黑人的真實意味。和同時代人及前輩馬丁·路德·金相比，鮑德溫的演講在聲音呈現和情緒表達方面顯得溫和，但在敘述上更具有宣戰意味，他常常直言美國的丑惡，美國夢必將破產，在即將實現它時人們已經拋棄了它。

《下一次將是烈火》收錄了鮑德溫的兩則書信，雖是書信，但基本保留了演講的敘述方式。他將輝煌的羅馬辯論術和布道書傳統帶到了當下。鮑德溫的文字在召喚、在論證、在戰斗。在他的理解中，美國不再是深不可測的黑暗，而是它眼前活生生的對手，一個虛弱的有弱點的人，他希望面前的這個對手從他的邪惡的道路上撤回來，從他的野蠻生活中退場，他希望與這個對手握手言和。“我想，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既期待又害怕它的到來，因為這種轉變盡管包含解放的希望，同時也在呼喚一種劇變的必要性。為了面對過去那些被征服者的尚未被發掘、一直在沉睡的力量，為了作為一個人、一種流動的道德實體存續下去，美國，還有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會被迫重新檢視他們自己，擺脫那些被奉上神壇的事物，拋棄幾乎所有他們長期用來為自己的生活、痛苦和罪行辯護的前提。”

不無矛盾的是，黑人也是被這個國家塑造成了“他者”“弱者”“奴隸”，黑人被拋擲在時空中的邊緣位置，剝奪了棲身之所、宗教和身份，黑人被迫蝸居在一片不合法的無法證明資深的飛地上。這幾乎呼應了《圣經》書寫黑人的傳統。大洪水之后，諾亞與三子以彩虹定約，二子含（Ham）及其后代——古實、埃及、弗、迦南——定于在非洲和亞非交界地帶。從此，含在《圣經》中就成了一個異名者和無名者。鮑德溫個人歷史也有一個與此相關的插曲，他在繼父打耳光的那一瞬間發現自己不曾忘卻內心的仇恨、恐懼和殺戮心，于是離家，實現他的弒父之為。他的繼父是浸禮會巡回傳教士，在家庭里是一個暴徒，在鮑德溫十九歲那一年繼父逝世。在回應巴黎評論的采訪中，鮑德溫直言繼父的死亡給他的生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他結束了三年牧師生涯，從此與文學不再分離。

《下一次將是烈火》

鮑德溫混亂狂暴的家庭歷史直接匯入了他的作品之中，《喬萬尼的房間》的嘈雜的性生活，《假如比爾街能說話》的微妙的愛情倫理，《向蒼天呼吁》的昂貴的宗教心跡。在青年時代，鮑德溫憤怒于美國的種族境況，只身出走巴黎異鄉，艱苦求生十余年。在巴黎，他與定居巴黎的理查德·賴特的友誼宣告破產，在整個創作生涯中，他為賴特的名著《土生子》寫了兩本札記。在巴黎，他寫評論，間或完成了他的兩部書，《向蒼天呼吁》和《喬萬尼的房間》，這也是他生涯中最成功的兩部。戰后的巴黎，共產主義和存在主義是文化界的主流，鮑德溫也耳濡目染了這種思潮，并把存在主義化入他的小說創作之中，以令他的現實主義表露出多元的面目。

在《零：文學與藝術評論》（Zero: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創刊號上，鮑德溫發表了《每個人的抗爭小說》（Everybody's Protest Novel），批評《湯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極其糟糕的作品，斯托夫人只匆匆描寫了幾個黑人角色，在這部小說中，黑人和他們所反抗的白人都服膺于同一套社會標準，同一種信仰，他們都被同一種現實所書寫和決定。在《十字架之下》他寫道“白人掌握著權力，也就意味著他們高黑人一等，然后這個世界會以無數種方式讓這種差別被知悉、被感覺、被恐懼。”他還委婉批評了賴特，稱他的人物所做的抗辯恨意濃濃，其反抗全然為他的恨和恐懼所支配。

《十字架之下》寫于民權運動期間，鮑德溫親歷了馬爾科姆·X、馬丁·路德·金的暴力或非暴力的運動，是兩者的合作伙伴。在影像資料中，他是一個很好的宣講者和對談人，善于戳破一切虛偽的面具，偶爾也會展路機鋒。蘇珊·桑塔格將其與喬治·奧威爾等量齊觀，兩者都是將藝術家的功用和公民的良知結合起來的大丈夫氣的作品。

回到美國之后，他成了風云人物，但文學作品的反響卻寥寥，尤其是他的戲劇作品遭受了嚴重的滑鐵盧。像晚年的賴特一樣，他也開始寫詩。并且，他更加依賴 Jazz 和 Blue，從中吸收了大量的營養。他重新意識到莎士比亞的粗俗的美妙之處，粗俗揭示出了身體現實的、摯情的、澎湃的一面，以及身體所蘊含的難以言喻的力量。美國白人所缺失的，鮑德溫重新學到，并表達了出來。

在漫長的劬勞中

我們的祖先把語言交給我們，我們聽著，

并且我們努力讓你從這歌聲中聽到我們的生活

但現在這一切對我不再重要

不管你懂得我如此說的意圖，還是不懂得：

我知道為什么我們不會被你的光芒

所迷惑，為什么我們能見到你

而你看不到我們，我知道

為什么我們仍在此安守。

祝你好運。

黑人們在暗許，

日繼一日，生活永續，

祝你安遂：

但請你停止效仿黎明之子，

在地獄里稱王。

這段截取自《吉米的布魯斯》的片段，一眼看去是對黑人的詛咒，對民主的顛覆。但考慮到黑人乃是受壓迫的“種族”，這個片段乃是對黑人的祝福和祈禱黑人的新生。鮑德溫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反諷，而是借用非洲神話的敘述方式，召喚黑人的新的命運。他也并未將矛頭對準施加不公的美國白人群體，而是喚醒黑人內在的生命。正如他在《十字架之后》所說的那樣，“我并不是想把苦難悲情化——這方面適可而止即可，但不經歷磨難的人永遠不會成長，不會發現真正的自我。那些每天被迫從殘暴的人性之惡中拯救它所試圖摧毀的男子氣概和身份的人，他們知道不管自己成功與否，都會獲得世上任何學校、教會都無法教給他的人生要義。他獲得了自我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是不可動搖的。因為為了讓自己活下去，他必須看透表象，不把任何東西視作理所當然，能聽到詞語的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