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八零后、九零后的記憶里，劉心武是《百家講壇》上揭秘《紅樓夢》的紅學家，是小朋友心目中的“網紅”爺爺。時代更迭，劉心武早年的文學創作顯得有些久遠，連同上世紀的風云變幻一起被封存進記憶的角落。但只要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陸文壇略加了解，便會發現劉心武是當時不折不扣的弄潮兒。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橫空出世，被視為“傷痕文學”的先導之作。

“傷痕文學”的提法始于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此后，人們習慣將揭露“四人幫”罪行及其帶給人民的內外創傷的文學作品稱為“傷痕文學”。劉心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發表的作品經常被歸入“傷痕文學”。不過，劉心武的寫作目的不只是揭露，更在于建設。用他的話講，他想要“寫人生，寫人的靈魂，寫人與人的關系，從事人的心靈建設”。這構成了劉心武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特殊意義，他的作品不僅及時撫慰了“文革”結束初期人們的心靈創傷，更試圖探尋創傷的療愈之道。

教師心態

劉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八歲隨父母入京，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知識青年。這代青年成長于革命勝利與新中國開創初期，因而人格往往具有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色彩。劉心武也不例外，雖然后來因某種意外被降格錄取至北京師范專科學校，但他卻始終不改對理想社會的浪漫追求。幼年有志于成為導演或舉重運動員的他，不經意間竟成為一名寫作者。他的發表生涯始于1958年在《讀書》雜志發表《談〈第四十一〉》，1959年起給《北京晚報》的文藝副刊“五色土”投稿，在此園地發表了“一分鐘小說”、“兒童詩”、“一夕談”等五十來篇“豆腐塊”。1961年，他畢業分配至北京十三中任教，在此工作十五年，其中擔任了十年班主任。可以說，對社會發展的責任感、豐富的教學經驗與長期的寫作積累，共同孕育了《班主任》的誕生。

《班主任》故事以張俊石老師的視角展開。小說塑造了三個典型人物，分別是小流氓宋寶琦、團干部謝惠敏和愛讀書的石紅。宋寶琦和謝惠敏的道德品行雖有云泥之別，但都在看到《牛虻》一書的插圖后，下意識地將之判定為“黃書”。劉心武如此設計，意在凸顯文化專制已經滲透到感性經驗與無意識層面，造成了他們的“精神內傷”。相比之下，石紅則在父母的引導下堅持閱讀古今中外的經典著作，擁有健康獨立的精神世界。對此，劉心武借張老師之口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時代的傷痕就這樣被具象化地呈現了出來。《班主任》定格了“文革”后整個社會的待啟蒙狀態，以班主任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擔負起了克服“文革”后果，啟蒙社會的歷史使命。有趣的是，小說中的光明中學不只是教育戰線的縮影，還是全社會的隱喻，召喚著一場擺脫蒙昧、追求光明的社會啟蒙運動。

劉心武當然不滿足于揭示問題，作為社會“班主任”的他，必須要給出解決方案。如他所說：“通過張俊石這個班主任的眼光，特別是通過他愛恨交織的感情和犀利的剖析，既向讀者提出問題，也向讀者提供我力所能及的答案。”為了療愈人們的“精神內傷”，劉心武給出的答案是“閱讀”。

閱讀療法

《牛虻》其實是讀解《班主任》的密碼。在張老師的中學時代，這本謝惠敏和宋寶琦眼里的“黃書”，曾由共青團中央直屬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并由團支部推薦給學生們。《班主任》里，張老師回憶了中學時代圍著篝火集體朗讀與討論《牛虻》的場景。兩代人對《牛虻》截然不同的態度，分別對應了時代的“歧途”與“正道”。在小說里引入張老師讀《牛虻》的經歷，顯然帶有“撥亂反正”的意味。小說的結尾處，好學生石紅組織同學在家中朗讀魯迅翻譯的蘇聯小說《表》，深深地感染了張老師，讓他堅信閱讀才是教育的唯一法門。張老師決定將《牛虻》送給謝惠敏，用閱讀來療救她。他還計劃“開展有指導的閱讀活動，來教育包括宋寶琦在內的全班同學”。至此，《班主任》完成了從揭示問題到解決問題的全部敘事。

這一思路也延續到劉心武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中。在《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里，主人公“我”作為教師對年輕人鄒宇平深感惋惜，因為他只能“從米黃色的大衣這類東西上去尋求寄托”。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穿著時尚是“匪不匪看褲腿，黃不黃看米黃”。在劉心武筆下，這些精神虛無的年輕人只能在流行時尚上尋找寄托。后來，“我”在圖書館偶遇鄒宇平，發現了他“靈魂上可喜的變化”——他竟然在讀技術書！有賴于周總理去世與全國科學大會的雙重感召，鄒宇平決定“不能想著打扮自個兒，我得跟大伙去打扮咱們的祖國——得讓咱們社會主義中國，也穿上社會主義的服裝啊”。借由閱讀和學習，虛無的年輕人“越過黃色大衣的庸俗境域”，重獲健康的人生。而在《愛情的位置》里，“洋紅的拉毛圍脖配寶藍色的呢外套”并不是主人公追求的理想生活，她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相互吸引的愛情。正是通過共同閱讀，她認定愛人與自己靈魂契合。

劉心武將物質與精神設定為一組二元對立項，通過貶抑對物質的片面追求，來強調精神豐盈健康的重要性。只有在精神世界里不斷地輸入新知與產出思考，才能逐漸療愈個體的傷痕，成功克服精神危機，進而追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今天看來，“閱讀療法”過于樂觀和簡單了，不過確實代表了當時的普遍訴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民的閱讀熱情至今令人神往，新的時代潮流也從中孕育與激蕩。

超越傷痕

1981年初，馮驥才曾給劉心武寫了一封名為《下一步踏向何處？》的信，信中不無焦慮地提到他們這批作家都以寫“社會問題”起家，因為敢于直言社會現實而獲得讀者認可。但如果繼續沿著“社會問題”的路子寫下去，勢必只能如劉心武自己所擔憂的那樣，“強使自己提出一個新的、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會意義的問題，這樣就會愈寫愈吃力、愈勉強、愈強己之難，甚至一直寫到腹內空空，感到枯竭。”這一擔憂并非杞人憂天，許多紅極一時的作家憑借時代機遇出道，卻難以延續自己的創作生命。劉心武他們則對“下一步踏向何處”有著自覺的思考。書寫“傷痕”之后，劉心武將筆端探向人性和社會的更深處。

劉心武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分為三個階段：其一，關注社會問題，寫作的政治性較強，《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等便是代表作，社會反響也最為強烈。其二，隨著重大社會問題的退場，開始“注意寫人生”，“努力地以人道主義的光芒照亮讀者的心”，并且更加注意寫作技巧的錘煉與使用。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標志著這一創作轉折，開始專注于主人公魏錦星的性格與命運。小說《如意》則聚焦于一對小人物的悲劇人生。這一階段的重要代表作是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和長篇小說《鐘鼓樓》。其三，創作焦點仍在人物，但政治生活、政策變化、時代特征、重大社會問題滲透在字里行間，試圖更為全面辯證地看待生活與人，代表作有《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王府井萬花筒》等紀實小說。

創作前后雖有變化，但劉心武始終尊崇現實主義，并以人道主義精神觀察和再現社會與人。他以“心靈建設者”自居，希望發現普通人靈魂里的黃金，也期望以文學為媒介滌蕩更多人的靈魂——這是他不變的創作宗旨。在當下的文學觀念與閱讀趣味中，劉心武作品的“文學性”遭到質疑，但不應忘懷的是他的作品誕生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彼時的文學扮演著極為特別的角色。在完成了“替代物”的使命后，劉心武自覺將文學創作推入新境，其創作水平有待評說，但這種態度無疑值得贊賞。而他那些曾經紅極一時的作品，也銘刻進歷史的講述中，成為當代中國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