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東影視傳媒集團與中共臨沂市委組織部、市委宣傳部等聯合攝制，山東影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與臨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共同出品的電影《夢想沂蒙》8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映禮。

電影《夢想沂蒙》從立項到開機，故事從無到有，歷時5個月的時間。在編劇趙冬苓看來，一切順利。先期，她帶領主創人員深入沂蒙地區，用了一個星期進行采訪，之后進入大綱創作，寫了三稿，在這個階段，故事的細節與情節基本完備。之后的劇本創作階段用了兩個月時間，趙冬苓與工作室的一位年輕編劇三易其稿，開機前由導演高一功又改了一稿。劇本經過四次打磨，趙冬苓認為，這個劇本做得很扎實。

李劍波：請您談一下該項目的緣起。

趙冬苓：去年3月份在北京參加兩會，我遇到了時任臨沂市市長張術平（現任煙臺市委書記），他跟我談了有關王傳喜等人的事跡，希望我能去寫寫這個電影。我對臨沂是有感情的，我在那里創作了《沂蒙》這部電視劇，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劇本，我因為這部戲拿到了飛天獎的最佳編劇獎，臨沂也因此聘我為臨沂的榮譽市民。所以這個邀請我沒辦法拒絕，當時就答應寫這個戲。

李劍波：弘揚主旋律電影如何做到深入人心？

趙冬苓：對于弘揚主旋律作品的寫作，我認為最應該注意的是一定要尊重藝術規律。所以我們沒有硬寫人物怎么去奉獻、怎么去犧牲，我們要找到他這樣做的心理動機、情感動機，我們要尊重、理解這個人，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尋找他的心理動機、行為動機，然后再藝術地進行闡釋。比如，故事中我們設計了幾條線，最突出的一條線就是他和母親的關系，我們在戲里寫了一對不和諧的母子。這一條線最初當地領導是有疑問、有擔心的。按照我們的設計，當初主人公梁嘉喜的母親上山之后因為生活貧窮一次次想逃跑，是梁嘉喜告訴了自己的父親，導致母親沒跑成，由此造成了母子之間多年的心理隔閡。母親覺得是兒子出賣了她，這個事情給他和母親都留下了感情創傷。當時臨沂的領導覺得這樣寫會有損沂蒙女性的形象，但是我堅持自己的意見，我認為這恰恰顯示了臨沂女性不甘受命運的擺布，努力反抗不公命運的優秀品德。通過此種設計，過去的苦難與貧窮給大家帶來的傷痛，就可以有機地勾連起來、藝術地表現出來。在該片的藝術構思上，我們下了很多功夫。這個電影和一般的弘揚主旋律影片相比，我覺得在如何符合藝術規律、如何真實地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闡釋一個人是有其特點的。

李劍波：您之前創作過有關沂蒙題材的影視劇，對沂蒙人、沂蒙這片土地、沂蒙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趙冬苓：說實話，最早寫《沂蒙》的時候，我沒有感覺出沂蒙人民跟別的地方的人有什么不一樣。直到這次寫《夢想沂蒙》，我才發現沂蒙人民跟其他地方的人確實有不太一樣的地方，沂蒙畢竟經過了多年的革命戰爭熏陶，而且從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黨長期在那里開展群眾工作，這一傳統留下了很深的痕跡，這種痕跡一直延續到今天，你會感覺到臨沂人跟別的地方的人相比，更重視集體主義，更有奉獻精神，他們會自覺為集體、為更多人犧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戰爭時期的臨沂人就是這樣，現在為了寫這個電影，我又采訪了當地幾個帶領群眾致富的先進典型，更深深地感覺到這一點。這次主要的人物原型是王傳喜，他回鄉以前在城里做生意，很成功，但是當家鄉需要他的時候就義無反顧地回去了。我還采訪了另外一個老典型，也有這種特點，臨沂人民受黨教育多年，集體主義在他們身上是個很明顯的特點，我感受很深。

李劍波：采風中，這些基層黨員骨干、全國勞模給您的最大觸動是什么？請詳細談談采風中遇到的深有感觸的人和事。

趙冬苓：這些基層干部、全國勞模把公眾的幸福、集體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這種思想簡單說是他們的覺悟高，其實已經融化在他們的血液里，是發自內心的，我有時覺得不可思議。比如王傳喜，采訪中我注意到他的一個細節，他帶我們參觀農業產業園的時候，看到地上有一個煙頭，我們都視而不見，只有他趕緊走過去把煙頭撿起來，那種對土地、對家鄉、對集體的熱愛真是發自內心的。

李劍波：《夢想沂蒙》在定位、主題、風格上跟之前的作品有何區別？

趙冬苓：寫這部戲，我努力從藝術片的角度去寫。我們過去對弘揚主旋律作品有很多誤解，很多人覺得弘揚主旋律作品就是歌功頌德，上邊讓怎么寫就怎么寫，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有堅持的同時一定要按藝術規律創作。劇本出來后臨沂方面也提過一些不同的意見，我們該堅持的就堅持，努力用我們的作品去打動他們，而不是無原則地遵從。臨沂希望我們去歌頌這個人物，我們也歌頌了，但是我們把他當一個普通人去歌頌，當一個普通人去寫。

風格上，這部片子與純商業片有很多不同，但是與我一貫的寫作風格有許多相通之處，比如說我在寫作中始終更追求崇高的情感，更尊重一個人從平凡到崇高的努力，在這部作品中，這一點是一以貫之的。

李劍波：您跟高一功導演合作過多次，請談談對他的印象。他為這部電影的哪些方面加分了，他的優勢在哪里？

趙冬苓：我對高一功導演的看法始終如一，我了解他，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有很突出的優點。這次決定由他執導這部電影，因為我知道他的底線在哪里，他的水平線在哪里，他適合這部戲。高一功對人物的把握和劇作結構的準確把握是他的優勢所在。

李劍波：寫這部電影，您遇到過什么困難嗎？如何解決的？

趙冬苓：很多編劇會懼怕寫這類作品。跟一般的自由創作相比，寫這類題材個人的創作空間會更小，因為是受托、遵命寫的一個故事，會受到很多限制。我很早以前寫過很多這類作品，我從來都是用一種積極的心態對待，我不會完全將其當成遵命文學，我一定要將它當成自己的作品去寫，我不會潦草從事，也不會完全聽命于人，這是我自己一個很深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