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莫里森，鮑德溫，路易

年輕的法國工人階級小說家愛德華·路易（édouardLouis）撰文，深情回憶美國大作家托妮·莫里森。

“友人前天寫信給我：‘托妮·莫里森去世。’我只覺得悲傷，麻木。兩句話涌上心頭：‘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家死去了。她再也不能放聲大笑了。’在互聯網上，我看到有人說‘她永垂不朽’，我厭惡這謊言。誰也不能不朽。她不在了，她寫不了了，我們現在沒有她了。就是這樣。”

在發表于《觀察家報》的文章中，路易說：“我只見過她一次。我永生難忘。”

那是幾年前，路易應邀前往紐約大觀鎮的莫宅，“一個女人開了門，把我領進客廳，她——托妮·莫里森——就在沙發上坐著呢。我第一次看見她的真容。她微笑著，用她好低好低的聲音說：‘很高興見到你呀，摩修路易。’一下子我就不害怕了。她問我想喝啥，我以問代答：‘您喝啥？’她聳聳肩：‘伏特加。’我問：‘加什么呢？’她哈哈大笑：‘當然不加，干喝。’我也跟著笑，然后說：‘那我來一樣的。’”

伏特加一杯接一杯下肚，房間里充滿了一老一少的笑語歡聲。他們談文學，主要談福克納和詹姆斯·鮑德溫；談政治，主要談種族主義和政治暴力。“她對我講起幾次陪鮑德溫去法國南部的經歷，還大叫道：‘他是我認識的最好玩的人！他笑話一籮筐！’我想象他倆相挨著，一笑就是好久，好久。

“我繼續喝伏特加，我們笑了又笑。她的大笑是最讓我驚奇的一件事。談到美國的政治災難，她大笑，就連講到最悲慘的事，她也大笑。到了某個點兒上，我問她廁所在哪兒。進到里面，我看到了諾貝爾獎給她的信。我覺得把這信放在那兒很好玩，盡管得到這個獎足以讓人自豪，可她好像有意要與此類機構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且不無諷刺。”

莫老師問他：“我不明白為什么一個年輕的法國同性戀白男人，會對一個隔了好幾代的美國異性戀黑女人有這么大的興趣。”路易恭恭敬敬地回答：“不只因為您寫出了最重要的關于種族主義的作品，還因為您的書對暴力機制的分析走得如此之遠，使得它們吸引了一切有這種壓迫體驗的人——婦女、拉基雙變（LGBT）人、窮人。”

那天路易喝醉了，從莫宅出來，他走向哈得孫河上的浮橋，耳邊回蕩著豪邁的笑聲。他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寫出更好、更全面的文章，論述她的書怎樣改變了文學。”

愛德華·路易今年二十六歲，中華讀書報曾數次刊文，介紹他迄今出版的三部小說：《埃迪·貝勒格勒的結束》《暴力故事》和《誰殺了我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