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利華在國家大劇院執棒演出。牛小北攝

盛夏，炎熱，透過咖啡館的透明窗，可以望向外邊繁茂的綠樹。指揮家譚利華面前有一杯咖啡，還有一摞報紙。

《銀棒揮灑愛樂情——記北京交響樂團首席指揮譚利華》《譚利華率北京交響樂團一行今赴德國和奧地利進行商演》《北京交響樂音回響歐洲大地》……這些是幾十年來《北京日報》對譚利華和北京交響樂團的報道，它們像一根隱藏的線，串聯起這位指揮家與這支交響樂團走過的風雨兼程。

往事斑駁，林林總總，幾言幾語，實難概述，不過譚利華總結得精辟到位，他說自己一生只做三件事：建立一支與首都地位相稱的交響樂團，推動高雅藝術普及，推進中國作品創作。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荀子·子道》里這句話借喻在譚利華身上，也許并不為過。對藝術，他愛得純粹，熾烈；而對北京的藝術發展，他盡一己之力，做得無怨、無悔。

執掌北交

“手心向上”找錢，拉簾考核留人

■“只有樂團里每個人都是優秀的，樂團的水平才能提高”

“現在需要年富力強的指揮家頂上去，你們一個一個都走了，誰愿意留下來呢？出去是錦上添花，留下是雪中送炭。”因為我國著名指揮家、“李大爺”李德倫的一句話，譚利華的命運軌跡發生了改變。

出生于江蘇的譚利華，無論從外形還是性格來看都更像是北方人，耿直豪爽、直言不諱，面對藝術爭論甚至不留情面。1991年，他本可以選擇在國家級樂團——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前身）擔任指揮，也可以選擇出國深造，但就因為恩師李大爺的那句話，他決定留在北京，擔任北京交響樂團常任指揮，并于1993年出任團長。

彼時，北交是一張白紙，一張讓人有些尷尬的紙：樂手水平參差不齊，士氣不足，樂團經費捉襟見肘，全無職業化交響樂團的樣子。“一個國家的首都，要有一支和這座城市地位相稱的、高度職業化的交響樂團。”譚利華覺得，北京交響樂團的地位，應和德國的柏林愛樂樂團、奧地利的維也納愛樂樂團、英國的倫敦交響樂團一樣，說出去讓人豎大拇指，才對得起中國北京的門面。

心懷信念，譚利華簽下“軍令狀”，接下改造北京交響樂團之重擔。

交響樂團要發展，一靠經費，二靠人才，北交在這兩方面都堪稱困難戶。“李德倫說，指揮家的手心都是向下的，這樣才能指揮。”譚利華卻把手心向上一攤，“我當了團長，就得手心向上，各方找錢，這才知道要錢有多難啊。”

多年來，譚利華為了樂團四方“化緣”，次數無限。有一次，他站在對方辦公室外的樓道里等待，同時還有另一個人也在，倆人攀談起來。譚利華說自己是來要錢的，沒想到對方說了一句：“我也是來要錢的，他們的盒飯還沒給錢呢！你也是賣盒飯的嗎？”聞此，這位大指揮家苦笑了一下，心中滋味實難描述。

回顧北交一路跋涉，譚利華特別感謝北京市委和北京日報社的支持。據1994年12月20日，《北京日報》頭版刊發報道《北京日報社每年資助北京交響樂團一百萬》，北京日報社這一決定令譚利華至今感念不已，“北京市委和北京日報社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保障了樂團的發展！”

說到廣聚人才，不得不提譚利華的一計“狠招”，對北交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拉簾考核，不行走人。部隊出身的他，給北交定下“排練不準遲到”等無數條鐵的規矩。1996年1月5日，《北京日報》刊發《誰有本事請坐前排》的報道，稱持續4天的北京交響樂團1996年業務考核演奏會“使70多位在崗的演奏人員經歷了一場如同上火線般的體驗”。

譚利華此舉轟動圈內，有贊賞的，有感慨的，當然，還有不滿甚至憎恨的。“這相當于砸了人家的鐵飯碗，那時候一到晚上有人給我打電話，從天擦黑打到第二天早上，我都不能睡覺……”甚至還有人恐嚇他，“小心你的女兒！”

重壓、煎熬、痛苦……一起涌向譚利華的內心，可他咬牙堅持下來。北交的拉簾考核前后持續了7年，“我要建立一支優秀的樂團，必須有人才，只有樂團里每個人都是優秀的，樂團的水平才能提高，水準才能呈現。”他也很清楚，樂團在實施改革的過程中肯定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會得罪很多人，“但我不后悔，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我還是會那樣做！”

就這樣，譚利華為初生牛犢的北交打下堅實的骨骼基礎，并帶領全團一路精進，積累和沉淀影響力。從2001年開始，在世界知名經紀公司代理下，譚利華率領北交七次赴歐洲、一次赴美洲進行商業巡演，2013年應邀參加布魯克納音樂節和德沃夏克音樂節。在布魯克納音樂節宣傳冊上，北交被放在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倫敦交響樂團、德累斯頓交響樂團并列的位置上。此外，樂團還與全球知名唱片公司EMI合作，錄制多張唱片并全球發行。

“中國文化傳播要自信！中國人能在西方國家完美準確地演繹他們的‘國粹’交響樂，并贏得歡迎、認可、尊敬，這是最令中國音樂家驕傲的事情！”多年來譚利華堅持帶團勇闖西方大碼頭，原因在此。

普及藝術

走遍城市角落，積累“下基層曲庫”

■“要讓觀眾有所共鳴，而不是自己帶團去了，演了，就算交差了”

對很多人來說，愛上一座城市，或許僅僅因為這座城也是精神的棲息地。文化藝術普及，是展示城市文化氣質、藝術品位、精神特質的一個重要載體。唯因如此，譚利華始終重視樂團的普及性、公益性演出。他就像一位使者、一座橋梁，彌合著高雅藝術與普通老百姓之間的距離與隔膜。

“臺下70名北京交響樂團樂手中間‘插’進了59名中學生”“每個樂譜臺前都是一個北交樂手和一個小樂手，看上去意趣盎然”……2005年6月6日，《北京日報》報道了譚利華指揮的一場演出，是北交和北京22中學生樂團的合作。

對這場音樂會，譚利華記憶深刻，“北交剛創建普及音樂會那會兒，一開始免費讓觀眾聽，效果不錯，后來來的人慢慢就少了，免費的票太容易拿到，大家反而就不在乎了。”于是，他想了個辦法，讓北交的樂手和北京知名中學的金帆樂團合作，一個樂手帶一個孩子，在正規音樂廳上演經典曲目，“有的孩子小，坐大提琴凳上腳都碰不著地，但也非常認真地拉琴，特別有模有樣。”在他看來，這種方式不僅讓孩子感受到職業交響樂團是怎么工作的，還能帶動他們的家長、同學關注交響樂，不就是普及了嗎？

一點一滴，一場一次，譚利華的藝術普及之旅從未停止。鄉村、部隊、學校、社區、工廠……北京的太多地方，都曾留下譚利華帶團演奏的身影。幾乎每次下基層演出，他都將看起來高高在上的演出服放于一旁，特意換上黑襯衫或是T恤衫，這樣顯得更加親和。演出前，只要有可能，他都會給觀眾們講講曲目，說說作曲家，抑或是欣賞交響樂的禮儀知識。

在譚利華看來，北京是國家首都，首善之區的市民要有與之相應的文藝欣賞水平，“我不反對娛樂，那是對繁忙庸常生活的一種調劑，但在娛樂之外，人們也需要通過高雅藝術來陶冶情操、洗滌內心，交響樂恰恰能夠很好地擔負起這樣的文化責任。反之來說，交響樂的發展需要有觀眾，需要不斷拓展觀眾群，藝術普及就像播撒種子，只有辛勤育種、培苗，才可能枝繁葉茂、開花結果。”

多年走下來、演下來，譚利華腦中已經積累了一套豐富的“下基層曲庫”，到不同地方拿出不同曲目，因地制宜、更有針對性地普及交響樂。深入部隊，到抗洪前線，多選進行曲，《卡門》序曲、《威風堂堂進行曲》令戰士們心潮激蕩；下鄉鎮，走社區，就演《春節序曲》《瑤族舞曲》，再來段《紅色娘子軍》選段，基層百姓們一聽熟悉的旋律，立馬兒拉近了和高雅藝術的心理距離；要是去高校，他會嘗試演大部頭交響曲，因為他知道，莘莘學子們已不滿足于交響樂片段欣賞，而是有更高欣賞需求了。

現如今很多人都知道中山公園音樂堂有個“打開藝術之門”暑期藝術節，堅持做了二十年，幾乎每年都由譚利華擔任開幕音樂會指揮。“譚”指一揮間，帶領觀眾們打開的，是一扇藝術之門，更是一扇心靈之門，走近藝術，愛上藝術，傳播藝術。“做交響樂普及，藝術家必須塌下心、定下心，真正走到群眾中去。要讓觀眾有所共鳴，而不是自己帶團去了，演了，就算交差了。”

扶持原創

胸懷責任感，希望留下經典作品

■“用點心，不要像寫流水線作品似的，那肯定留不下來”

雖說交響樂是藝術舶來品，但不妨礙它有一顆“中國心”。這么多年來，譚利華率團演出始終堅持一點：推廣中國作品，他把推動和推廣中國當代交響樂作品的創作和演出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是性格里的一種倔強，更是骨子里的一種文化使命感。

“交響樂是西方文化的瑰寶，中國人能完美演繹可以贏得他們的尊敬，要是再能推動中國作品走出去，讓外國觀眾欣賞到我們自己的作品，那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我們這一代藝術從業者的責任。”在掌舵北交的歲月里，譚利華率團或首演、或委約了一大批中國作曲家的作品，包括鮑元愷、郭文景、王西麟、張千一等。

出國巡演，中國作品更是必演曲目，北交每次歐巡、美巡，譚利華都會精心甄選中國曲目。2012年7月，第三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英國倫敦開幕，因為北京是上一屆奧運會的舉辦城市，北京交響樂團與倫敦愛樂樂團聯袂上演一場慶典音樂會。北交獻上的是中國作曲家郭文景為2012倫敦奧運會創作的交響序曲《蓮花》。“作品沒有刻意營造轟轟烈烈的氣氛，而是把蓮花代表的高潔氣質展現出來，意境悠遠，直擊人心，贏得了西方觀眾認可。”譚利華說。

久居北京，譚利華深愛北京，所以在委約作品時尤其注重北京題材。從周龍創作的帶有鐘鼓廟會元素的《京華風韻》，到委約鮑元愷創作的交響套曲《京杭大運河》、委約郭文景創作的《海坨戴雪》，都與北京地域特色緊密相連。“我想給這個城市留下點禁得起反復演奏的作品。”譚利華一字一句，若有所思。

“《京杭大運河》地域色彩非常鮮明，從錢塘江一路過來，流經每個地區，都用有代表性的民間音調和當地典型的民族樂器加交響樂協奏的形式表現，既有地域風味，又有交響樂的厚度。”雖然《京杭大運河》還沒有全部完成，聽過部分樂段的譚利華對它的喜愛和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譚利華推崇中國作品，同時保持著極高的藝術鑒賞力，對藝術家嚴格要求也在業界出了名。他曾批評過一些作曲家：“別總讓我聽什么定音鼓帶起來的高潮，多聽聽馬勒和肖斯塔科維奇，他們創作的題材和作品多偉大！用點心，不要像寫流水線作品似的，那肯定留不下來。”遇上作曲家為交差而敷衍、糊弄事兒時，他會非常不客氣地懟一句：“水里是榨不出油的！”

“現在想想，我處理事情顯得情商有點低啊，不過這就是我的性格。”譚利華哈哈一笑，“我一個文藝工作者，當過兵，是個1980年就入黨的老黨員。中國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文化應該跟上時代的發展要求，應該產生優秀的傳世之作，我想為中華民族復興做點什么。”他找出一張剛當兵時拍的照片，照片上那個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神色靦腆稚嫩。

時光如洗，當年那個青澀的小伙子，如今已過花甲之年，歲月也許磨洗了他的些許秉性，卻從未磨損掉他的赤子之心，“我的初心就是對中國交響樂藝術和首都北京這座城市的愛與責任，我覺得我做到了，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我的老師，也對得起北京對我的培養！”

擇一事，終一生，這樣的執念，其實是一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