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這個詞含有兩個意思：狹義指1867 年江戶幕府第十五代德川將軍奉還大政，明治新政府成立，天皇親政，1868 年發布“五條誓文”（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針），富國強兵，所以今年是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確切地說，是改元明治一百五十年），連中國媒體也跟著紀念，大概要當作他山之石；廣義指日本創立近代國家的一連串過程，至于截止于何時，廢藩置縣抑或立憲體制之確立，眾說不一。與明治維新有關的另一個詞是福澤諭吉，我們中國人也久聞其名，廣義的明治維新期間他堪稱最大的啟蒙思想家。

福澤諭吉的業績主要在教育和著述。代表性著作有《勸學》《文明論之概略》《福翁自傳》。特別是《文明論之概略》，明確給時代提出理論性指針，對后世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屹然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經典。不過，據一位把此書翻譯成現代日語的大學教授調查，他的學生里沒有人讀過福澤的著作。正因為是啟蒙讀物，而今讀它不需要高度的知識和訓練，但畢竟過去百余年，當時寫得簡明易懂，現今卻變得佶屈聱牙了。明治時代的書還是滿紙漢字，對于遠遠比日本人更堅持漢字傳統的中國人來說，倒是別有親切感，若略通古文，幾乎可以用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讀出個大概。

福澤諭吉出生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換算為新歷，是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卒于一九〇一年，整個是十九世紀的人。父親是中津藩（今大分縣中津市一帶）的下級藩士，駐在大阪為藩府經商，福澤就出生在大阪（古時寫作大坂，傳說明治政府看坂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不吉，改作大阪）。父親好儒學，福澤出生時他得到一本清乾隆年間的《上諭條例》，于是給兒子起名諭吉。一歲半時父親病故，全家回到中津藩。他們說大阪話，被當作外鄉人。中津藩是小藩，福澤是末子，父親甚至想讓他出家當和尚，或許有出頭之日。福澤在《福翁自傳》中回憶：“每當想起此事，我都憤恨封建的門閥制度，同時又體諒先父的心事，獨自流淚。為了我，門閥制度是父親的敵人。”自幼感受和經歷的不平等是福澤諭吉日后極力主張平等與自由獨立的內因。第一次出洋，他也留意美國人不知道總統的孫子是做什么的，這要是在日本，即使不知道“鄰居是做什么的人”（芭蕉俳句），也不會不知道幕府將軍的孫子。可見，出身不平等始終是郁積在福澤心頭的一個情結。

福澤諭吉銅像

1853 年佩里率美國炮艦敲開了日本鎖國二百年的大門，風云際會，特別是薩摩、長州兩藩（薩長）的下級武士，如所謂維新三杰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另一杰木戶孝允出自藩醫家庭），大致和福澤同代，乘機突破身份等級，投身于推翻幕府活動。伊藤博文（生于1841 年）比福澤小六歲，由于身份低，當年只能站在松下村塾門外聽講。他踴躍地火燒英國公使館，又突然去英國留學，目睹英國的國力，驚駭得趕緊擁護開國論。如此善變，不愧為政治家。更有甚者，今年正在被日本“央視”播映大河電視劇的西鄉隆盛忽官忽賊，變來變去。與勤王志士相比，福澤諭吉不是政治家，而是讀書人，走的是學而優則仕的老路。

十多歲時用功讀漢籍，尤其愛《左傳》，通讀十一遍。還作為武士，練就拔刀一擊術。連鄉下也聽說佩里的黑船（船體涂黑漆的炮艦）闖進了日本，一時間舉國談“砲術”，當家的兄長支持福澤去長崎游學，學習荷蘭語，以了解“荷蘭砲術”。轉年到大阪進適塾，鉆研“蘭學”（通過荷蘭語研讀西方學問）。開辦適塾的是日本近代醫學之祖緒方洪庵，號適適齋。1858 年福澤奉藩府之命前往江戶，在中津藩“駐京辦事處”的蘭學塾擔任講師；慶應四年的1868 年改稱慶應義塾，后來發展為慶應義塾大學。

到江戶翌年，游覽并考察外國人居留地橫濱，發現“英學”取代了蘭學，荷蘭話完全派不上用場，連招牌都不認得，懊喪之余，抱著字典自學英語。1860 年江戶幕府派遣使節團，咸臨號護衛，福澤充當艦長的隨從赴美國西海岸，大開眼界。歸國后就任職幕府“外交部”， 當了幾年官。把在美國買來的廣東語和英語對照的《華英通語》加上日語，刊行平生第一本書《增訂華英通語》。

1862 年福澤諭吉又作為翻譯，隨幕府使節團出使歐洲。途經香港時目睹英國人把中國人當貓狗對待，深受沖擊。一年間歷訪各國，痛感需要在日本普及“洋學”。歸國時伊藤博文們正火燒英國公使館，攘夷論甚囂塵上，他建言幕府征討長州藩。1867 年再度隨團出使美國接收軍艦，為時半年。三度出洋，“驚訝的同時羨慕之，難抑我日本國也實行之的野心”。福澤的能力主要是儒學教育所訓練的頭腦，和通過英學掌握的西方思想知識。接連出版《西洋事情》《西洋旅指南》等，以翻譯為主，介紹西方新知識，啟蒙各色人等。

1867 年馬克思出版《資本論》，在遙遠的東方日本，幕府被打倒。福澤諭吉認定明治新政府是“守舊的攘夷政府”，拒不出仕。可志士們并非為藩主爭霸，而是要借機上位，建立一個歐美式國家，所以掌權后變臉，由攘夷轉向開國，這可教福澤始料所不及，也就不改初心。他在巴黎、柏林拍照，手持一把刀，這是武士的標配，明治維新后變成了一介平民。1892 年撰寫《瘠我慢之說》，說立國是出于私情，并非公心，大難當頭，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瘠我慢”，乃武士的美德。“殺人散財是一時之禍，而維持武士美德乃萬世之要”。痛斥勝海舟和榎本武揚，在諸侯爭霸之際，身為幕府的重臣，卻一個主和，一個投降，不能為君主盡忠，與敵人并立于新朝，升官發財。人到暮年，福澤的壯心里仍然保留著武士道精神，為幕府已走上開國之路的覆滅長嘆息。不過，福澤雖然不當官，卻也曾應允替政府辦報，只是因牽涉政爭被爽約。1882 年就此創辦了自己的報紙《時事新報》，妄議朝政，這樣的大V 當然被警察置于監視之下。

與時俱進，福澤尋機從譯介轉向著述，建構自己的理論，“從根底上顛覆全國的人心”。恰好1871 年回鄉，與人合寫《中津市學校之記》，倡導自勞自食，一身獨立。若廣布世間，其益亦應擴大。此后獨自寫下去，1872 年出版《勸學》初編，到1876 年出版十七編，1880 年加上《合本學問之勸序》（原題如此），合為一本書出版。序中自道，此書是“讀書之余暇，隨時所記”。連續出版《勸學》期間，福澤又撰寫《文明論之概略》，從書名上也可看出兩本書的讀者對象是不同的。晚年出版《福澤全集》， 緒言中有言：以前的著譯主要引進西洋新事物，同時摒棄日本陋習，說來無異于把文明一段一段地零售。到了1874、1875 年前后，世態漸定，人心漸熟，此時寫西洋文明之概略，以示世人，訴諸儒教流故老，也能得到贊成，豈不最妙。

《勸學》起初就是給學生寫教材，而《文明論之概略》寫給五十歲以上的讀者。他們視力漸衰，從小習慣看粗大的版本，所以此書的版本采取古書樣式，文字特大。后來出版活字版，與木版本并行于世，印數幾萬冊，很多老先生來信予以好評。西鄉隆盛也通讀一過，并曉諭子弟閱讀。意在啟蒙，首先要明確讀者對象，這兩種書分別達到了著書立說的目的。《勸學》十七編總計印行七十萬冊，其中初編不下二十萬，再加上盜版，估計有二十二萬冊，當時人口三千五百萬，算來一百六十個國民當中就有一人讀初編，古來稀有。有意思的是，后來說法變成每編印行二十萬，十七編合計達三百四十萬冊，流布全國。不管怎么說，它無疑是日本出版史上第一本超級暢銷書。暢銷的前提是江戶時代以來對普及教育的重視，民眾的讀寫能力之高，所謂文明古國也不能同日而語。中國的近代啟蒙似乎多“概略”，少“勸學”，吃人血饅頭治病的老栓小栓和阿Q 小D 祥林嫂不會讀魯迅的小說《藥》。沒有福澤諭吉那樣的啟蒙家，當然也不會有日本那樣的國民。“啟蒙”一語也帶有上智開導下愚的封建性意思，上智作為現實主義者，自負能理性地看清現實。

“民權”論者受歐美政治制度及思想的影響，以開設國會為第一目標，宣揚國內民主主義之必要；“國權”論者深刻認識到歐美帝國主義的威脅，以修改不平等條約為第一目標，鼓吹國家獨立。福澤諭吉則看清兩者之間的關系，統而言之。一年間專心于讀書與執筆，1875 年出版《文明論之概略》。主要參考了法國史學家基佐的《歐洲文明史》和英國史學家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而且本來有深厚的漢學素養，博引儒家典籍，隨手拈來史書中的事例，以助理解。所謂文明論，開宗明義，緒言中寫道：乃人之精神發達的議論，其趣旨不是論一人之精神發達，而是集天下眾人之精神發達于一體，論其一體的發達。故而文明論或亦可稱之為眾心發達論。全書共十章，前九章搭建理論體系，最后的第十章寫到和外國交際之難，以及對策，為現實政治謀劃進言。此后又接連撰寫《分權論》《通俗民權論》《通俗國權論》等理論性著作。

《勸學》是以初學者為對象的文明入門書，并不是學問。主要講兩個原理，一是人的平等。平等才可能自由獨立。二是國家的平等，也就是獨立。平等不但是個人的事，也是國家的事。至于兩者的關系，在于“一人獨立而一國獨立”。福澤認為東方沒有的東西，有形的是數理學，無形的是獨立心。《文明論之概略》也講了兩個原理，一是需要文明，即人民的智和德進步，二是國家要獨立。為實現對外獨立，必須國內先文明。國之獨立是目的，國民的文明是達成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兩者出現了矛盾，則文明為先，“不可拘泥于一國獨立等之小事”。原則上個人的自由獨立、人以及國的平等、文明的進展，其價值超越國家，甚至先行于國家的獨立。但特殊情況下，事急矣，則萬不得已，也應該把國家的獨立當作第一目標。

文明是相對的，逐步發展的。福澤并不是簡單的西方文明崇拜者，只是當現實地議論文明開化時，才認為西方文明可說是最好的。福澤的文明有兩方面意思，也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很容易采納，而引進精神文明為難，但重要的是精神文明，他稱之為“一國人民的風氣”。《文明論之概略》中篇幅最大的是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來”。文明的本旨在于上下同權，而日本文明的問題正在于權力不均衡。日本有政府無國民，日本人民不關心國事。遍及日本，無論大小或公私，人與人的關系都是上下關系，不存在平等相交。這是日本的國民性，似乎也是儒教社會的普遍現象。反抗者只要求均貧富，這樣的社會構造就會是千古不變。

一個國家的存在是與其他國家相對而言，所以最重要的是外交，獨立也是外交問題。福澤的一些論點具有普遍性，今日讀來也令人認同。例如他認為，君主政治也罷，共和政體也罷，制度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叫什么名稱，不過是人的交際之一。“果不便利，亦可改之，或無礙于事實，亦可不改之”。人的目的唯有達到文明一事，為達到文明，不可無種種之方法。隨試之，隨改之，經千百試驗而有所進步，人的思想不可偏于一方，要綽綽有余。那么，誰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于他國。

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著有《讀〈文明論之概略〉》，上中下三冊，篇幅相當于《文明論之概略》的三倍多（本來是二十五次讀書會的錄音記錄稿）。據他說，由于悲悲慘慘戚戚的戰敗，人們痛切認識到重新從頭學取近代自由的必要，一直以來名聲很臭的自由主義者乃至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者福澤諭吉又要被叫回到舞臺上來。戰敗后福澤的學說時來運轉，政治學者取其民主主義，經濟學者取其自由主義經濟，教育家取其個人的自立，女性主義者也取其婦人論，不亦樂乎。

福澤諭吉身高一米七十三，體重六十七點五公斤，在當代日本人中間也算是大漢。好酒，適塾年代常去牛鍋屋痛飲。死后土葬，1977 年福澤家遷墳，掘地四米，只見貼了一層青銅的棺材里灌滿地下水，他仰臥其中，變成了尸蠟。有人主張學歐洲，作為國家遺產永久地保存，但家屬以及眾多粉絲不想看偉人這一副模樣，未加解剖，付之一炬。倘若真的給后世留下一具化作木乃伊的福澤諭吉，恐怕尊容也就不好印上萬元大鈔。或許因著有《帝室論》《勤王論》等，他頗受保守派敬仰，高踞日本最大的面值已有三十多年了。

（本文原題《福澤諭吉與明治維新》，摘自《日本人的畫像》，李長聲著，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