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的無冕之王，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是一位備受矚目、才華橫溢的文學大師，創作了形式多樣、思想深邃的文學作品。他的小說《格列佛游記》（Gulliver’sTravels，1726）代表了諷刺文學的高峰，據大英圖書館目錄記載，該館自1815年以來，一共收藏了三百三十個版本的《格列佛游記》。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生對此書愛不釋手，認為如果世上所有的書都遭毀滅只能保存六本的話，那么《格列佛游記》便在其內。

《格列佛游記》插圖

“斯威夫特式”（Swiftian）甚至成了一個新詞匯，這也說明了我們對他地位的肯定和認同。“斯威夫特式”的諷刺文體，常常是化諷刺為娛樂，寓教于樂，讓人哭笑不得，卻又受教。他在自挽詩《詠斯威夫特教長之死》（VerseontheDeathofDr.Swift，1739）中借他人之口談及自己：“他鞭笞罪惡，從不題名道姓。/任何個人不會對他怨恨，/因為他諷刺的對象是千萬個人……那些愚蠢的家伙他最討厭，/老把諷刺挖苦當作趣事一件。”約翰遜（Samu?elJohnson）曾毫不客氣地評論他的《格列佛游記》只剩下巨人和小人了。毛姆（WilliamMaugham）指責了約翰遜的胡說八道，除了巨人和小人，還有“機智與嘲諷、巧妙的思維、豐富的幽默、殘酷的譏嘲與充滿生命的活力”，“沒有第二個人曾把我們這種困難的語言運用得比斯威夫特更簡潔、明快而且自然”。

斯威夫特在創作上是個多面手。早年的斯威夫特追隨坦普爾的文學趣味，寫過一些頌詩和抒情詩，如1690年代的《雅典頌》(OdetotheAthenianSociety)，《國王頌》(OdetotheKing)和《坦普爾頌》(OdetotheHonorableSirWilliamTemple)。在他文學創作最為高產的1700—1730年間，很多作品為時事而作，與當時的政治、社會和宗教等問題密切相關，他的書寫幾乎都是對不完美現實的一種隱喻，因此這些作品不僅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還具有深遠的社會歷史意義。斯威夫特一生中令人稱道的名篇幾乎都出自這一時期，如《書的戰爭》（TheBattleoftheBooksandOthers，1704）、《木桶的故事》（ATaleofaTub，1704）、《布商的信》（TheDrapier’sLetters，1724）、《格列佛游記》（1726）、《一個小小的建議》（AModestProposal，1729）等。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格列佛游記》，1726年在英國剛剛出版之際它便以政治諷刺寓言而風靡歐洲，成為一個全歐性事件。即使這部作品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評論后，仍然莫衷一是。1730年之后的斯威夫特讓我們匪夷所思，他有時沉浸于一些諸如馬爾凱特山組詩（MarketHillPoems）的污穢詩創作，有時又熱衷于給自己書寫悼亡詩和墓志銘。他的一生以諷刺創作見長，卻又兼及其他多種體裁。

1704年版《木桶的故事》扉頁

斯威夫特在文化上是個古典主義者。1701年他從三一學院獲得神學博士，在十七世紀的西方大學里，神學與古典哲學的關系非常緊密，所以他不免受到古典主義的熏陶，具備拉丁文學和文化修養。斯威夫特身處新古典主義盛行的世紀，在這個以推崇理性著稱的時代，一切政治、宗教制度以及陳規陋習都被送到理性的法庭面前進行審判。個人是身處歷史中的個人，斯威夫特的文化選擇和時代語境密切相關。文體上，斯威夫特效仿賀拉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維吉爾（Virgilius）和奧維德（PubliusOvidi?usNaso）等古羅馬文學家，用理性駕馭作品，行文清晰有條理，善用巧智（wit）。十七世紀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讓浮華、矯揉造作和濫用情感的藝術方式風靡一時，而新古典主義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兩種藝術思潮的反駁。斯威夫特的恩主、輝格黨派外交家威廉·坦普爾爵士（LordWilliamTemple）便是新古典主義的先驅人物，坦普爾曾站在古典主義的立場上寫過關于古代學問與現代學問的文章，在文章中贊賞了波義耳 （CharlesBoyle）編注的《法拉里斯的書信》（EpistlesofPhalaris，1695），因此遭到沃頓（William Wot?ton）和本特利（RichardBent?ley）的批評。作為其秘書的斯威夫特寫出了為自己恩主辯護的《書的戰爭》，指責現代作家為蜘蛛，造出的都是糞便和毒素，而古典大師則是蜜蜂，帶來甜蜜和光明。1714年，新古典主義的另一代表蒲柏（AlexanderPope）和斯威夫特一起倡導建立了斯克里布萊拉斯俱樂部（ScriblerusClub），寫了不少詩歌和散文。他的散文風格冷靜，充滿巧智。其詩歌更是帶有典型的古典主義風格，格式拘謹，效法古希臘抒情詩人品達（Pindar），模仿新古典主義者德萊頓（JohnDryden）和考利（AbrahamCowley）。

斯威夫特在宗教上是個英國國教徒。1694年，他接受了英國國教教士之職，隨后便奔赴愛爾蘭任基爾魯特（Kilroot）教區牧師。在1704年出版的《木桶的故事》中，他將自己的宗教傾向顯露無疑，這則極富諷刺意味的宗教寓言對羅馬天主教的反動保守、清教的偏激都加以抨擊，同時流露出捍衛英國國教的堅定立場。而他從輝格黨轉投托利黨的政治轉向也源于后者的宗教傾向與其一致。1713年之后他前往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Patrick’sCathedral）任職，并在此侍奉終老。斯威夫特一直嘗試在宗教和理性之間進行調和，他擔心過分的理性會導致自然神論或無神論，作為神職人員的他更擔心人們會因理性而摒棄宗教和上帝的權威。在格列佛游歷飛島國（Laputa，勒皮他島）之時，斯威夫特將這種隱憂流露在對飛島的命名上，飛島國對科學理性崇拜得五體投地，但他們的科學理性都虛偽得不切實際。勒皮他（Laputa）一詞來自西班牙語，英文為thewhore，意指娼妓，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路德對科學理性那句有名的批評“Reason, thou greatwhore!”將理性與娼妓相連，可見斯威夫特對這個以理性著稱的飛島國的負面態度。作為一個忠實的英國國教徒，斯威夫特為了信仰而對理性的泛濫產生了反感。格列佛離開理性的慧骃國（Houyhnhnms）而返回英國時，他發現自己無法適應人類社會的生活，這里實際上是斯威夫特對理性泛濫的嘲弄。他承認人類不可沒有情感，但他強調以基督教的情感方式去規制人的七情六欲，而不是以嚴苛的科學理性去規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記》中的門德斯船長身上承載了自己的宗教理想：門德斯船長是一個帶有宗教道德情感的基督徒，他正直善良，有道德情操，極富同情心，他將格列佛從盲目效仿慧骃理性的情境中喚醒。

《書的戰爭》插圖

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經歷了從輝格黨到托利黨的轉變。斯威夫特從1688年起追隨坦普爾爵士，在其麾下擔任私人秘書，中間有幾年時間離開過，但隨后又回來繼任其職，一直到1699年坦普爾離世。坦普爾是輝格黨外交家，斯威夫特深受自己恩主的影響，在政治也擁護輝格黨。但1709年發生了一件讓他改變政治態度的事，輝格黨首腦拒絕給予愛爾蘭國教教會支持和幫助，而同情清教。作為一個英國國教徒，斯威夫特憤怒了。此時的托利黨支持他在愛爾蘭的教會事業，因此他轉投托利黨，并擔任了托利黨刊物《考察報》（TheExam?iner）的主編，成為托利黨宣傳工作的骨干分子。這段時間是斯威夫特最為風光的時期，他寫了諸多的諷刺文章，針砭時弊，并與蒲柏等人一起創辦斯克里布萊拉斯俱樂部，在當時的文化界頗有影響。他這一時期的生活在《致斯黛拉》（JournaltoStella，1710—1713）中有詳盡描述。很快，斯威夫特便風光不再，他那利劍一樣的筆鋒讓安妮女王不悅，他并沒有在政治上獲得光明前景，而是被安插到愛爾蘭做個寂寥的牧師。他苦澀地嘲笑自己“就像洞中一只中毒的老鼠”（likeapoisonedratinahole），未來的一切都已經被注定了。這對斯威夫特來說無疑是個打擊，更致命的是，托利黨不久便垮臺了，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的后路徹底斷了。此后的半生，斯威夫特定居愛爾蘭，用如刀之筆不斷捍衛愛爾蘭的民眾權利，反對英國的壓迫，成為愛爾蘭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斯威夫特的人生既豐富又模糊。在文學家那里，他的一生都被整理進了那十幾部的作品集里；在傳記家那里，他從1667—1745年的豐富人生變成了幾卷紀事；在他同時代的文學家皮爾金頓（LaetitiaPilkington）的回憶錄中，他一會卑劣，一會善良；在他后世的膜拜者葉芝（WilliamButlerYeats）、喬伊斯（JamesJoyce）、貝克特（SamuelBeckett）的筆下，他又是那么神秘和搖擺不定。十九世紀下半葉，全歐洲的批評家們都熱衷于用傳記批評的方法來研究文學，但在斯威夫特身上研究效果卻并不理想。斯威夫特筆下變形的夸張和諷刺讓這些批評家們常常摸不著頭腦，對他的一切追尋都變得蒼白無力，況且在那工業文明不發達的年代，前往愛爾蘭和英國搜集實證資料是件極度困難的事，研究材料的缺失讓他們的考證也變得困難重重。

斯威夫特紀念款鋼筆

隨著后世研究的推進，斯威夫特的身份和形象被圖解得多種多樣，除了作為詩人、政治家和神職人員之外，學界還對他的多重性身份進行了廣泛地探討：他究竟是虔誠的宗教徒還是表面的宗教徒？

是背信棄義的戀人還是忠誠的朋友？是權力的支持者還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恨世者還是愛人類者？是文學天才還是人類怪人？是有原則的人還是神秘的主教？這樣的探討也許永遠沒有答案，就像昆塔納（RicardoQuintana）在《斯威夫特的思想和藝術》（MindandArtofJonathanSwift，1936）一書中所說，“總有人欣賞他，也總有人憎恨他。”

薩克雷（WilliamThackeray）認為斯威夫特的逝世如同一個帝國的轟然倒塌。隨著時間的沉淀，斯威夫特的文學創作連同他的精神一起在文化長河中彰顯出意義和價值。1985年，美國《生活》圖畫雜志曾開展一次“評選人類有史以來最佳圖書”的活動，數十萬讀者參與其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一舉超越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位列最佳圖書第11位。1990年，愛爾蘭人民以鈔票為紀念碑，將這位影響了愛爾蘭民族精神和生活的人印上了愛爾蘭十鎊值紙幣的正面。一個國家鈔票上的名人頭像流露出了他們的時代精神和民族價值，甚至是這個國家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會和這個紙幣上的人有著某種精神上的傳承。奢侈品制造商萬寶龍（Montblanc）2012年推出了一款特別版書寫鋼筆，其設計主要以《格列佛游記》小說為靈感，向文學大師喬納森·斯威夫特致敬。2014年，都柏林市立圖書館為擴展自己的藏書量，購得了包含斯威夫特1741年版的《木桶的故事》在內的多部珍貴圖書。同年，一封帶有斯威夫特親筆簽名的信件被哈林頓（PeterHarrington）在Abe?Books網站上拍賣，短短兩頁的信件拍賣價竟然高達三萬多美元，眼下對斯威夫特的熱捧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領域，而向商業文化甚至更廣的領域拓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喬納森·斯威夫特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研究”［18YJC75102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