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指出，新時代的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 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 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在這段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文學做出了全方位的展望和期待，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對崇高風格的重倡與張揚。

古羅馬時期的郎加納斯，是在西方美學史上最 早深度論述崇高風格的文論家，著述《論崇高》體現(xiàn)了其核心美學觀點。郎加納斯認為，崇高首先表 現(xiàn)為一種大美或壯美，這種美來自于主客觀的融合；就客觀層次而論，大自然中的崇高事物，如尼羅河、多瑙河、星光、火山等，都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宏大與超邁；就主觀層次而論，人生來就有向往崇高事物的天性，加上自然界的崇高事物對人的潛移默化，使人逐漸養(yǎng)成向往崇高的審美理想和熱愛崇高的審美情趣，培育出由豐富的思想和激動的感情所形成的偉大心靈。在郎加納斯看來，外界客觀的宏大超邁與內(nèi)在主觀的偉大心靈的結合，構成了“崇高”的基本內(nèi)涵，用一句話來表示，崇高就是“偉大心靈的回聲”。崇高之美就文學而言，是通過文學風格體現(xiàn)出來的，即崇高風格。郎加納斯指出，崇高風格的語言可從五個方面探析：“莊嚴偉大 的思想”、“強烈而激動的情感”、“運用藻飾的技 術”、“高雅的措辭”、“整個結構的堂皇卓越”。郎加納斯的崇高美學因為闡發(fā)了文藝的普遍規(guī)律，具有 超越時代的意義，對近現(xiàn)代的西方文藝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朱光潛對郎加納斯的崇高美學做出過精辟的概括，認為其使“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的重點由賀拉斯的平易清淺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轉到要求精神氣魄宏偉的浪漫主義傾向”。

在中國文學史上，崇高風格有著久遠的傳承。 莊子散文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而莊子散文的崇高風格基于其哲學的滋養(yǎng)，“莊子的美學和他的哲學是渾 然一體的東西”（李澤厚 《中國美學史》）。莊子哲學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這種強調(diào)主體與宇宙相融合的哲學觀念，反映于審美實踐，就形成了莊子散文注重通過外界客觀的自然萬物的宏大形象以傳達內(nèi)在主觀的理想精神的崇高風格。屈原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充分展現(xiàn)了崇高風格的美學魅力，而崇高風格是屈原人格的全面釋放，折射出屈原對“美政”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對國之衰微、民之疾苦的沉痛憂患。司馬遷曾言“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列傳》），道出了屈原詩歌崇高風格的形成機制，這也回應了郎加納斯的觀點：言辭的偉大來自思想的深邃（《論崇高》）。杜甫詩歌亦具崇高之美，誠如劉熙載在《藝概》中所論，“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容到人所不能涵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杜詩中充滿了大自然的偉岸形象，那高山峻嶺無不崢嶸挺拔而兀立于天地之間，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泰山，“入天猶石色，穿水忽云根”的三峽，“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的劍門；再看那河流海洋，可謂宏闊流長、波濤連天，如“高江急峽雷霆斗，古木蒼藤日月昏”的三峽，“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長江，“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的曲江。杜詩的崇高之美，不惟來自于詩人對大自然闊大形象的捕捉與抒寫，更來自于詩人對人生理想的追尋和對國運沉淪的憂憤，由此形成了杜詩特有的沉郁雄渾的氣象。杜詩無疑詮釋了崇高美學的根本特征：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

崇高風格不僅在莊子、屈原之后的古代作家中代代相傳，而且在現(xiàn)當代文學中也煥發(fā)出了耀眼的光芒。毛澤東詩詞表現(xiàn)出鮮明的崇高風格，并對崇高風格注入了嶄新的內(nèi)涵。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眼光和革命家氣度胸襟，使其能舉重若輕地把握現(xiàn)實、歷史和未來，形成大氣磅礴的藝術構思。在毛澤東詩詞中，壯景、豪情和哲理得到了深度融合，而無不灌注著革命內(nèi)容，讀來令人心靈為之震蕩、精神為之昂揚、意氣為之奮發(fā)。從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國際悲歌歌 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jié)讀華章”，再到新中國建設時期的“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十年丑史歸塵土，一陣驚雷卷颶風”、“先烈回眸應笑慰，擎旗自有后來人”，毛澤東詩詞是與現(xiàn)代中國革命史和新中國建設史聯(lián)系在一起的，詮釋著革命者涵古納今、指點江山、蔑視艱難困苦， 領導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萬丈豪情。“十七年”時 期，當代文學的風格主調(diào)為崇高，而塑造層出不窮的英雄人物是這個時期崇高美學的主要表現(xiàn)形態(tài)，這種傾向可以從客觀情境與主觀訴求兩個方面來分析。從客觀情境來看，近現(xiàn)代的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英雄人物的涌現(xiàn)提供了客觀條件，因為無論是現(xiàn)實生活還是歷史生活，都滿蓄著革命英雄主義的色彩；從主觀訴求來說，當人民面對雖然貧窮然而充滿希望的新中國時，需要從那些英雄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需要崇高風格的文學，只有這樣的文學，才能夠喚起和釋放人民建設的激情。“三紅一創(chuàng)、青山保林”的出現(xiàn)，就是這個時期具有崇高風格的代表性作品。這個時期的崇高美學，可視為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美學，是對崇高美學的拓展與升華。

“十七年”之后，崇高美學在當代文學的演進中承受了三次強烈沖擊，經(jīng)過這樣的輪番沖擊，崇高美學不僅失去了主導地位，而且似乎越來越變成了“禁區(qū)”。“文革”時期，在“三突出”等極端化原則的運作中，英雄人物被塑造成脫離歷史理性、現(xiàn)實依據(jù)和人性訴求的純粹為階級斗爭服務的人物，英雄人物的異化實際上也是崇高美學的異化，這是崇高美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所經(jīng)受的第一次重大沖擊， 也是理論者和實踐者公然以崇高之名解構崇高美學的行為，自此崇高美學便失去了引領中國文學發(fā)展的號召力。進入新時期，人們在對“文革文學”的反思中，將目光對準英雄人物和崇高美學，由對“假大空”的英雄人物的否定延伸到對崇高美學的否定，那時出現(xiàn)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傾向，便是“躲避崇高”。新時期理論者對崇高美學的解構，與世界范圍內(nèi)解構“宏大敘事”的風潮遙相呼應，這是一次漫長而徹底的解構，經(jīng)過這次沖擊， 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美學漸漸喪失了理論的合法性。隨著消費語境的產(chǎn)生，僅存的崇高美學的微弱氣息也被商品意識形態(tài)所蕩滌，至此，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美學幾乎完全退出了當代文學史。盡管新時期以來理論者不遺余力地解構崇高美學，但讀者對英雄人物和崇高美學的期待似乎并沒有減弱，為了迎合讀者的需求，理論者開始從“民間”發(fā)掘英雄主義元素，于是攜帶著民間氣息的草莽英雄與俠 客好漢紛紛出場，即使是革命敘事，主人公身上也 不免帶有濃厚的江湖氣。還應該看到，在商品意識形態(tài)的鼓動下，書寫者展開了新一輪“假大空”的英雄人物的塑造，這些人物往往被塑造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夠呼風喚雨、穿越時空、隨意變形，這樣的所謂英雄已脫離基本的理性。

據(jù)上不難看出，新時期以來理論者雖然“成功”解構了革命英雄主義崇高美學，但他們并沒有提供一種能夠適應時代訴求的震撼人心的崇高美學。理論者從“民間”，從中國傳統(tǒng)的俠義、言情、 神話等作品中汲取英雄主義元素，并讓人物經(jīng)歷古 代或現(xiàn)當代事件，將其組構為“新的”崇高美學， 這樣的美學不可能蘊蓄思想的深度與博大，更不可能是作家“偉大心靈的回聲”，所以，這樣的美學是偽崇高美學。縱觀中外文學史，代表一個文學時期高度的文學，往往是彰顯崇高美學的文學，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新時期以來盡管優(yōu)秀作品不斷涌 現(xiàn)，卻始終不能形成“高峰”。商品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的文學更與崇高美學無關，郎加納斯指出，一個作家如果被金錢和享樂的貪求所腐蝕，就等于將整個身心投入了深淵，“人們一崇拜自己內(nèi)心速朽的、不合理的東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東西，上述的情況就必然發(fā)生”，“他們靈魂中一切崇高的東西漸漸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顧”（《論崇高》）。當崇高美學喪失，當代文學便失去了聚合力與號召力，各種文學的“丑書”便出籠：抄襲模仿、千篇一律、調(diào)侃崇高、扭曲經(jīng)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搜奇獵艷、低級趣味、胡編亂造、牽強附會、 炫富擺闊、一己悲歡、杯水風波。可見，當代文學到了不能不扭轉的時刻。

正因為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講話中才大力倡導崇高美學，這是切合當代文學癥候的一劑良藥，是從改革開放40年當代文學的經(jīng)驗與教訓做出的準確判斷，也是關系到當代文學何去何從的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在新時代締造崇高美學，所闡發(fā)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如其所論，“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fā)揮最大正能量”。新時代文學為什么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除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要求外，還因為任何作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而當他以人民為中心，當他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愿望訴求，才有可能形成“偉大的心靈”，才有可能形成“大我”，反映到作品中，也才有可能是“偉大心靈的回聲”，進而形成崇高風格。只有崇高風格的文學才能深入人心、震撼人心，使讀者經(jīng)受靈魂的洗禮，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論：“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jīng)受洗禮，讓人們發(fā)現(xiàn)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我們有理由相信，新時代文學在繼承中外傳統(tǒng)崇高美學、總結革命英雄主義崇高美學的基礎上，必將產(chǎn)生出新的崇高美學，迎來一個 文學的高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