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章太炎的古文經學以傳統“小學”為基礎，建立“以文字為準”的文學思想，強化文字表意和致用的功能，通過調用中西學術博大的論證論據達到縝密說理的效果。任鴻雋早年深受章太炎古文經學的啟發，在科學救國的道路上始終堅守國文立場，并堅稱科學文章亦是文學，力求用科學化的文學觀重鑄國人人生觀。同時，他從“義理、考據、詞章”三個維度審視科學化文學觀應有的姿態，給國文確立了崇實貴確的品質。任鴻雋的“文學觀”是中國學術走向全盤西化的征兆。他的存在體現了文學與現代學術分離、文人與現代學者獨立發展的軌跡。

[關鍵詞] 古文經學 科學化文學觀 新文化運動 文學革命 自然科學

魯迅曾經評價章太炎為“有學問的革命家”[1]，一語道出章太炎從事革命和治學的雙重身份和成就。章太炎于1906年在“蘇報案”發之后東渡日本，接受同盟會總部的倡議，出任《民報》主編，其間受留日學生的強烈要求開辦國學課堂，錢玄同、魯迅等均拜倒在他門下，日后成長為語言學家、文學家，直接投身于新文化運動中，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其實，還有一位弟子并沒有進入新文化運動恢弘的歷史書寫中，卻實實在在地通過另一種“文學”道路為新文化運動直接引入“德先生”和“賽先生”。他與揭竿而起振臂一呼“文學革命”的胡適是親密的朋友，參與胡適和梅光迪文言白話的論辯，極力反對“作詩如作文”的主張，用胡適的話說最終“逼上梁山”，只好孤注一擲將《文學改良芻議》寄給《新青年》，得到更為激進的陳獨秀支持。這一筆歷史過往尚沒有讓他留下過多痕跡，何況他提出大文學觀，將科學文章納入文學革命的譜系中去，這一文學見地能夠納入文學史研究。這位被忽略掉的文人就是任鴻雋。由于當今學科界限分明的緣故，影響了我們對整個現代文學革命生態的掌握和了解。我們所熟知的任鴻雋，是《科學》雜志的創辦人之一，中國科學社第一任社長，還擁有中國自然科學教育家、化學工業科學家、四川大學校長等諸多身份。擁有這些學術身份之前，他是一位追隨章太炎有著排滿革命思想的同盟會革命黨人。不但參與革命暗殺活動，同時還撰寫發表引起社會轟動的革命文章。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擔任臨時政府總統秘書要職。因而從政治救國轉為科學救國這兩個階段來看，用“有學問的革命家”形容他也不為過，可謂步了老師章太炎的后塵。

從傳統到五四，文以載道、“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姿態并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所改變的只是“道”的時代內容[2]6（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說，“啟蒙的目標，文化的改造，傳統的扔棄，仍是為了國家、民族，仍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的面貌。它仍然沒有脫離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固有傳統……”）。現代白話文提倡文學要承載現代人的世界觀，于是就有了以周作人、沈雁冰為代表的“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和以郭沫若、郁達夫為代表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文學觀念既要表達直面人生和社會的勇氣，又要能承載現代人的苦悶和壓抑，表達個體的生命體驗和追索。但其實還有一派文學觀點，在新文學宇宙爆發之際，與上兩者文學觀念一起誕生，但是卻與新文學史擦肩而過，完全沒有被歷史記錄在案。這批文人從小受國學浸染頗深，成年后沐浴歐風美雨，因為走上了自然科學研究之路，科學成為他們改造世界的武器。雖然文學離他們漸遠，但天然的文學母文化給了他們理解科學的認知能力和認知方式。他們應用科學觀念回看文學，然后用科學化了的文學觀念對國人思想批判。于是就誕生了本土化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用任鴻雋夫人陳衡哲的話來證明，“ 那 時（1914年）在留學界中，正激蕩著兩件文化革新的運動。其一，是白話文學運動，提倡人是胡適之先生；其二，是科學救國運動，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盵3]

任鴻雋試圖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引入中文表達，將國文打造成能夠與世界學術交流接軌的語言，即一套能夠表述自然科學的漢語系統，這樣的漢語系統因為富有理性能力可以承載自然哲學，形成新的價值觀和審美體系。任鴻雋認為這才是新的文學。用他的話說，“文學主情、科學主理”，近代文學必須改頭換面，能容納和表達科學，才能以理智的情感打動人，教育和指導人生。這顯然是中國傳統的“主知”派古文觀念在作祟。然而當時新文學在西方現代審美規定性的強烈影響下，章太炎所代表的這一派文學觀終于成為文學史之外的文化存在至今。任鴻雋的文學觀甚至被淹沒，取而代之的成為了科學史研究范疇。正視任鴻雋的“文學觀”，分析近代文人的文化潛意識，才能全面考察新文化運動的全貌，了解文學革命的多重姿態，以及文人向學者轉化、文學與現代學術徹底分軌的歷史過程。

圖1 任鴻雋（1886—1961 年）

圖2 陳衡哲與任鴻雋

01

從對章太炎亦步亦趨直至超越：古文經學是任鴻雋至關重要的學術背景

1.1 任鴻雋的中學時代：“合中西之言”的《訄書》打開任鴻雋的革命和學術視野

任鴻雋從小在晚清復雜的思想環境中成長。無論是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在促進西方思想傳播、達成文以致用、開啟行動和思想革命閘門上發揮著共同的作用。任鴻雋出生在1886年，6歲進家館學習四書五經打下很好的舊學功底。8歲時趕上多事之秋。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慘遭失敗。維新運動之后，梁啟超的“新文體”逐漸成為科舉取士的流行文體，“做慣八股文的讀書人驟然失去依傍，梁啟超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便成為應試考者的枕中之秘”[4]。18歲時，任鴻雋以優異的傳統策論文章考取秀才之名，于1904年“未廢科舉前最末一次考試”“以第三名”[5]被取為府學生。新式學堂的教育以維新思想為內容。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嚴復《群己權界說》，同時也有越封殺越流傳的梁啟超《新民叢報》，都激蕩著年輕的任秀才之心，誘使他走上改良之路。“有人翻印梁任公之《滅國新法論》，讀之尤令吾感動。”《滅國新法論》旨在宣傳新民思想，呼吁效仿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在古老的中國掀起一場革命?？犊难哉撟屇贻p氣盛的任鴻雋看來“漸不以校課為滿足，而時時作改革運動。”學校面對這樣不夠安分守己的學生自然欲除之而后快，責令他轉到短期師范班，一年半之后于1905年畢業。在這短暫的一年多學習中，維新派的今文經學煽動起了他的行動，而思想革命的種子則由古文經學播種。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訄書》進入他的視野。“答康書是以魏晉人的吐屬，講排滿革命的道理，真是淋漓痛快，得未曾有。”“議論精辟，辭語爾雅，在當時談革命的文字中可謂獨樹一幟。”“《訄書》則是他講學的論著，文字艱深古奧，甚為難讀。”盡管如此，“在一個暑假中仍把此書點讀一過。從此對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筆我是五體投地地佩服的?！盵6]

圖3 《訄書》 章太炎著 鄒容題書名

《訄書》是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也是章太炎第一部論學的綜合型著作。這部書在章太炎的生涯中多次修訂，體現了他不同時期的學術思想。這部書于1900年4月刊行，由梁啟超題寫書名。這是章太炎思想與?；逝闪鲆恢聲r期的集大成之作。然而之后章太炎與康梁思想決裂，走向排滿革命。1902年重訂《訄書》，1903年春《訄書》重訂本脫稿，書名由革命黨人鄒容題寫。任鴻雋稱自己1904年讀到了《訄書》，就是這重訂之后的第二版，“記得《訄書》初版（實則第二版）的書面是《革命軍》的作者川人鄒容署簽……”[6]這一版里收錄的《客帝匡謬》《分鎮匡謬》，是對過去?；仕枷氲募m正，“可見先生曾有一時期贊同?；庶h的保滿主張，而提出了‘客帝’這個新名詞，但后來把這個主張改變了?！睋硒欕h說對章太炎的“思想文筆”佩服，不過是對用訓詁、考據、義理的古文經學文章方法陳述革命思想感到耳目一新。從1897年章太炎在《經世報》發表《變法箴言》就提出“民不知變，而欲速其變，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盵7]這“合中西之言”的代表作就是《訄書》[8]219-220（章太炎大量吸收中外優秀的學術思想，“1903年他刪革重訂《訄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引述了大量西方近代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文學、語言學論著，甚至直接用作自己理論的依據?！保?。這部書是他“儒學思想生成的初步”“取消作為傳統文化支柱的儒學的神圣性，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中國人的意義和秩序世界，孕育著走向全盤西化的可能?！盵9]章太炎從義理方面闡發諸子思想精髓，補正儒學的不足，突破了儒學唯我獨尊的地位，較康梁維新派托古改制來說將學術朝著近代方向推進一步。特別是將西方自然科學和西方哲學引入，“使他的宇宙論和認識論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經過西學來補足的國學，邁出致用和求真的一步。國學具備求真和致用的能力之后，伴隨著西方內容的大量輸入，中國文化走向全盤西化自然就有了可能。章太炎一個拋磚引玉的動作，給了任莫大的文化力量和資源，給日后任鴻雋開啟全盤西化文化之路打下一個思想基礎。

從接觸《訄書》開始，章太炎成為任鴻雋的精神偶像。偶像的力量到任1905年進入中國公學之后得到了倍增。中國公學——一所留日學生創辦的學?！獜浡鴱娏业呐艥M革命情緒?！捌洌ń逃┏潭葍H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氣卻極濃厚。余樂其與己見相合，故即居之。”[5]于是“剪發易裝，雖由此冒革命黨之嫌疑，不顧也。”任讀書期間恰逢章太炎“于出獄后赴東京前，曾來公學洗過澡”，更坐實了“中國公學被認為革命黨的大本營，并非無故”[10]，并且能與章太炎這位革命偶像擦肩而過，在任的筆觸間流露出頗為自豪的語氣。這種激勵給任鴻雋留下諸多誘惑，為今后的師生之緣埋下伏筆。追隨革命者腳步，奔赴日本留學，就成了任鴻雋的不二之選。

1.2 任鴻雋留日時期：參加章太炎舉辦的“國學講習會”，全面學習章太炎古文經學，并效仿章太炎走上以文革命的政治道路

1908年任鴻雋到日本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同盟會，任四川分會會長。有感于革命黨暗殺活動必須以炸藥為武器，于是決計學習應用化學?！耙磺袨楦锩炙洹盵5]。而此時，正值章太炎主持《民報》期間講授國學。任鴻雋意外地得到了近距離跟隨章太炎系統學習國學的機會，“于形聲訓詁及諸子源流之學略窺涯涘，顧亦可謂意外之收獲也已。”用任鴻雋的話說，1908—1911在日本求學的三年，“自己認為值得的，恐怕是從章太炎先生讀了幾年國學”[10]。

章太炎在日本期間講授國學影響頗大。許壽裳記錄“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龔未生，錢玄同，朱逖先、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和我共八人”[11]，這一班八個人中并沒有任鴻雋，因為魯迅“怕大班太雜沓”[12]，請章太炎專門給這八個人單開了小班講授。任鴻雋是大班學員。所謂大班，就是一班熱心國學的留學生邀請章太炎講國學，“在東京神田區大成中學借了一個講堂”，“每一周一次，大約繼續了一二年”[6]。講習的內容包括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郝懿行的《爾雅義疏》，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等小學著作，包括《莊子》在內的諸子學，以及系統的中國文學史。章太炎講座的內容后來被他整理成為《文史》《新方言》《嶺外方音集》《莊子解故》《國故論衡》。

蘇報案之后居于日本的這一時期是章太炎治學的黃金時期。在日本期間的章太炎在學術上完成了以小學為根柢，用唯識宗來梳理諸子學，將儒學的權威降低，以學術的觀點和致用的目的，綜合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達到思想革命的目的。對比康梁三統改制主張變法來說，章太炎國學研究所顯露出的民族主義思想更符合激進的時代要求。而這種講學更“主精深謹嚴”，是章太炎的治學所獨具的。

李澤厚評價章太炎“很明顯是擔任了一個思想家、宣傳家的角色。”“他主要是憑一支筆進行斗爭，在思想領域內起了重要作用。”[2]389這種謹嚴的治學，充滿著革命的情緒令任鴻雋頗為心儀。用筆戰斗點燃了任鴻雋革命的智慧。首先，他仿照章太炎從古文經學出發，調用典籍、歷史資源，用強大的論據論證陳述反滿思想，“當時頗覺得于如何去學習中國文字已有把握，也曾努力做過幾篇文章”，在四川保路運動時期，撰寫的《川人告哀文》發表，引發輿論強烈反響[10]（據任鴻雋介紹，他參與四川保路運動，“做了一篇《川人告哀文》登在上海的《民立報》上，當時日本新聞界頗注意中國的言論，《川人告哀文》登出后，《朝日新聞》的上海訪員曾打電到日本，說有這樣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出現。我又曾受東京同學會的囑托，做了一篇《為鐵道國有告國人書》，也是一篇激烈的文字?！保Ｋ母锩芰Φ玫綄O中山賞識，一度成為辛亥革命勝利后臨時總統府秘書，起草政治文章。袁世凱竊國之后，任鴻雋主動請辭赴美留學，竟遭到政府的挽留。利用古文經學從事革命斗爭的活動完全是任對章的效仿。而他赴美留學，開辦《科學》雜志，成立中國科學社，全力以赴思想救國，則更是得益于章的精神指引。這一階段，密切跟隨章太炎學習古文經學給他早年的科學救國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3 任鴻雋留美時期：建立科學化文學觀，開啟科學救國的歷程

任鴻雋早年追隨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的腳步，故而能將“義理、考據、詞章”的治學方法融匯在對自然科學思想的傳播和考察之中。因而他一進入美國，就有覺悟超越一個學科一種知識的界限，將科學知識、科學文化、科學思想通盤考慮，引入中文，這就是他1914年在《留美學生季報》上倡言建立“學界”的主要目的。其胸懷較其他留學生要博大和寬廣。這是他后來之所以能擔當《科學》雜志精神領袖所具有的高度。正如夫人陳衡哲記錄任鴻雋所說的話：“‘所謂科學者，非指一化學一物理學或一生物學，而為西方近三百年來用歸納方法研究天然與人為現象所得結果之總和……同時，欲效法西方而擷取其精華，莫如紹介整個科學’。”[3]任鴻雋曾評價章太炎是“通人”[6]（參見任鴻雋《記章太炎先生》中說，“當先生講中國文學史時，有一天我們見先生的門首列了一個小榜，把中國古來的文人分為幾類：第一是通人，如東漢的王仲任、仲長統，隋的王通，宋的司馬光，屬于此類；……我們當時竊竊私議，以為先生是屬于第一類的?！保磳W者和文人的特點兼而有之，因此“通人”的理想成為任一生致力的目標。因而他在20世紀初堅持用古文妙筆譜寫科學思想，并將之視作文學。而且身體力行這一文學觀，鼓勵文學走上理性的道路。正因此，他與好友胡適進行白話文辯論時，認定“績學”而非語言形式才是文學革命的要義。文學內容遠比“文從字順”的形式革命更有意義。文人學者化才是徹底實現文學革命的根本之道。

今天看來，科學化文學觀是一種非常機械的文學觀念，卻是近代文章學向現代文章學邁進的重要一環。自康梁今文經學利用夾雜中西詞匯半文半白的“新文體”和氣勢滂沱的語言氣勢征服讀者心靈，到章太炎古文經學從字源訓詁入手，以大量中國經史、西方思想嚴密論證、到任鴻雋進一步強化用自然科學改觀文學，走出一條科學化的文學之路，這一條發展脈絡既可以印證西學東漸日漸加深直至全盤西化的過程，也可看出近代文人向現代學者邁進的歷史步驟。研究此可以發現文學和學術脫離、近代文人和現代學者身份分離的軌跡。

但是，任鴻雋潛意識下的文學情感，無意識地充當了學術全盤西化的媒介策略。西學東漸以來，愈加追求功利實用的文學也最終一步步脫離中國文章學的范疇，成為現代學術論說文的雛形。而當時，新文學正加急躍進，在西方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思潮中朝著獨立審美特質的方向發展?，F代文學和現代學術最終脫離傳統意義上中國“文學”的共同源頭而各自發展。

圖5 中國科學社第一屆董事會合影（1915年10月25日，康奈爾大學）

（前排：趙元任、周仁，后排：秉志、任鴻雋、胡明復）

圖6 《科學》創刊號，1915年出版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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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科普研究》201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