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從故事流傳到整理成書，往往要經(jīng)過長時間的復(fù)雜演變過程，其間要經(jīng)過說書人、編輯者諸人，從內(nèi)容到形式各方面的加工修改。俠義公案故事曾經(jīng)主要以說書、聽書的形式傳播，當時真正能買得起作品直接閱讀的人很少，往往是些達官貴人、富家子弟或家境富裕的知識分子，而普通百姓卻只能望書興嘆，他們主要通過聽書的形式來欣賞扣人心弦的故事。《三俠五義》長期在民間流傳，最后經(jīng)一人加工而成，其版本在流傳演變過程中，又經(jīng)過多人校編整理刊印，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版式風貌。

《三俠五義》的藍本是石玉昆常說的《龍圖公案》。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是道光年間在北京享有盛名的說書藝人，他將宋元以來廣為流傳的包公故事加以增飾編纂，首尾貫通，演為大部。石玉昆就是以說唱包公故事而出名的，故富察貴慶《嘆石玉昆》詩曰：“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昆。”現(xiàn)存《龍圖公案》的版本分繁簡兩個系統(tǒng)，不題撰人。其中繁本十卷一百則，其版本主要有：清初刊大本，藏北大圖書館；四美堂刊本，藏大連圖書館；雨余堂刊本，藏天津圖書館。簡本主要有：乾隆書業(yè)堂刊本，藏遼寧圖書館；嘉慶七年（1802）刊本，藏日本天理圖書館。簡本系由繁本刪削一些故事而成，文字并無大異。根據(jù)李家瑞的《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說到〈三俠五義〉》和王虹的《〈龍圖公案〉與〈三俠五義〉》可知：《龍圖公案》文字比較“笨拙”，書中有不少“節(jié)外生枝的廢話”，時常穿插一些閑話和笑料，全書有白有曲，基本上沒有回目，較多地保存了說唱時的原貌。

從說唱本《龍圖公案》到章回體《龍圖耳錄》，是《三俠五義》版本演變的重要一環(huán)。在石玉昆說唱《龍圖公案》時，有人聽而錄之，故曰“耳錄”，遂有《龍圖耳錄》。《龍圖公案》的整理者在聽記說唱故事的基礎(chǔ)上，必然進行二度加工、創(chuàng)作，不僅刪掉《龍圖公案》中許多累贅的話，而且刪去了幾個與整個結(jié)構(gòu)無關(guān)系的故事；兩書地名、人名多有不同。孫楷第認為《龍圖耳錄》“全書盡是白話文，無唱詞，蓋記錄時略之”。《龍圖耳錄》有較系統(tǒng)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有對仗工整的回目，可以說是一部比較完備的小說。此書一直未刊印，僅有抄本。主要抄本有：孫楷第藏本；汪原放藏本，亦即謝藍齋本；傅惜華藏同治六年（1867）抄本，已佚。汪原放將所珍藏的當時已成海內(nèi)孤本的《龍圖耳錄》捐獻給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jù)傅氏所校汪原放藏本刊印發(fā)行。

爾后，問竹主人復(fù)加以修訂，取名為《忠烈俠義傳》，集成一百二十回，退思主人后贊曰：“文正諸臣之忠也，金氏等輩之烈也，玉堂多人之義也，命之以《忠烈俠義傳》名，誠不誣矣。”光緒元年（1875），入迷道人公余時又“重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為四函”。光緒四年（1878），問竹主人又同友人退思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匯而成卷”。光緒五年（1879）由問竹主人、追思主人、入迷道人先后稍加修訂的《三俠五義》，一般題為“石玉昆述”，由北京聚珍堂以活字本刊行，書名題為《忠烈俠義傳》，扉頁鐫《三俠五義》。光緒己卯孟夏問竹主人《俠義傳序》云：“且其中烈婦烈女，義仆義鬟，以及吏役、平民、僧役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日‘忠、烈、俠、義’四字。”“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版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三俠五義》刪去了《龍圖耳錄》中所有批注及大量議論累贅之詞，二者相比，《三俠五義》約少了十幾萬字，但語言更精煉，情節(jié)更緊湊。《三俠五義》最初刊行時名為《忠烈俠義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之《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論曰：“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有不必背于忠義。”精辟地概括了是書特征。版本主要有：光緒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原刊活字本，首有問竹主人、退思主人、入迷道人序；光緒八年（1882）活字本；光緒九年（1883）文雅堂復(fù)本；光緒十年（1884）東昌寶興堂刻本；1925年亞東圖書館排印本。

1889年，經(jīng)學(xué)大師俞樾讀到《三俠五義》，倍加賞贊：“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摩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jié)。”“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同時，他又認為開頭一段“貍貓換太子”故事“白家老嫗”，“殊涉不經(jīng)”，乃重撰第一回；又以為書中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所謂“三俠”，實為“四俠”，而艾虎、沈仲元亦足以稱俠，遂改題為《七俠五義》。嗣后，這兩種本子并行于世。經(jīng)俞樾一贊一改，《七俠五義》遂聲價倍增，以至后來《三俠五義》之名漸被《七俠五義》所湮沒。《七俠五義》主要版本有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廣百宋齋排印大字本，六冊，二十四卷；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六冊，一百回；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六冊，一百回；商務(wù)印書館排印本，六冊，二百二十回。以上版本均藏天津圖書館。

上世紀20年代由俞平伯校點、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三俠五義》，是該小說流傳以來最優(yōu)秀的版本。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學(xué)，小說的地位遽然提高，整理出版古典白話小說蔚然成風。1920年亞東圖書館采用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法整理出版的古典白話小說面世，“開標點書先河”。1924年亞東圖書館準備重印《三俠五義》，主持人汪原放將標點工作托付給俞平伯。他之所以選擇俞平伯擔此重任，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首先，他是俞樾的曾孫，家學(xué)淵源深厚，自幼得過曾祖的指教，小時候便讀過曲園重定的《七俠五義》，對是書版本流變及內(nèi)容稔知于心。其次，俞平伯既是當時蜚聲文壇的新詩人，又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一顆新星。他對古典文學(xué)情有獨鐘，功底扎實，《紅樓夢辨》的發(fā)表，奠定了他在“新紅學(xué)”中的地位。俞平伯在點校之初，對書名的取舍“有些躊躇”，畢竟《七俠五義》是曾祖重定命名的，倘再恢復(fù)為《三俠五義》的書名，豈不是有違祖訓(xùn)？內(nèi)心猶豫不決，遂與胡適函商。胡適除了肯定俞樾改定的《七俠五義》對這本書的流播所起的積極作用外，也指出《七俠五義》存在的不足：“改本的第一回刪去了那些有聲有色的描寫部分，便沒有文學(xué)的趣味，便不合戲劇的演做了。”“其實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改本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滿意的第一回，也遠勝于改本。”至于書名的取舍，他認為不論“三俠”還是“七俠”，都是虛數(shù)，并非實指，并以大仲馬《三個火槍手》為例說明。他認為，在“三”與“七”的問題上，“曲園先生太拘泥了”。1924年3月7日胡適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建議書名“似宜用‘三俠五義’”。俞平伯經(jīng)過反復(fù)斟酌，覺得“適之的意見已有可采取”，于是就用了“‘三俠五義’之名”。

俞平伯在校點過程中，以“《三俠五義》為底本，而以《七俠五義》校之”，取長補短，擇善而用。在版式體例上，《三俠五義》正文前有俞平伯擬寫的《本書所用的標點示例》14條，向讀者介紹用法并舉例說明。還有胡適《序》、問竹主人原《序》、俞平伯的《校讀后記》。書后附錄俞樾《重編〈七俠五義〉傳序》和由他重撰的《七俠五義》第一回。一部版式全新的《三俠五義》于1925年3月問世。胡適在序中說：“這回亞東圖書館請俞平伯先生校點此書，全用《三俠五義》作底本，將來定可以使這個本子重新流行于國中，使許多讀者知道這部小說的原本是個什么樣子。平伯是曲園先生的曾孫。《三俠五義》因曲園先生的表彰而流行于南方，現(xiàn)在《三俠五義》的原本又要靠平伯標點而保存流傳，這不但是俞家的佳話，也可以說是文學(xué)史上的一段佳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