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聲：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專家。一九四九年生于長春，曾任《日本文學》雜志副主編。一九八八年自費東渡，一度專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勵“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北京、上海、廣東、臺灣等地的報刊寫隨筆專欄，結集《櫻下漫讀》《日知漫錄》《東游西話》《四帖半閑話》《枕日閑談》《居酒屋閑話》《風來坊閑話》《東京灣閑話》《哈，日本》《日下散記》《日下書》《浮世物語》《東居閑話》等十余種。近譯有藤澤周平著《隱劍孤影抄》《黃昏清兵衛》。

議論日本，這就是日本論。有所偏重，就叫作日本人論，或者日本文化論。社會結構、精神構造等，可談論的事項有很多，我側重于文化，側重于人，亦即國民性。我們也經常談論我們自己，大至國家，小至柴米油鹽。例如辜鴻銘，臺灣的柏楊。當然，寫中國文化論，寫中國人，最深刻的，是魯迅先生。他刻畫、塑造的阿Q，到現在還活在我們身邊，甚至就活在我們自己的心里。

日本人喜愛日本論，簡直是活在日本論當中。不僅喜愛自畫像，而且喜愛別人給他們畫的像，無論畫得美，畫得丑。不僅多事之秋大談日本論，盛世也大談日本論。這倒像《菊與刀》那本書（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說的，他們很在意別人的眼光。這是日本的歷史給日本人造成的民族心理，甚至是心理壓力。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戰后第一本日本文化論，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在美國是一九四六年出版，日本一九四八年翻譯出版。可以說，給日本人的震驚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本日本論，真的是空前絕后，特殊的歷史條件也使后來很難有人再超過它對日本的影響。

《菊與刀》的菊常被想象為皇家的標志，其實書中說的是人工侍弄菊花，制作菊花盆景，是一種人工美。常說日本人熱愛自然，實際上他們不大主張改造自然，但很愛修理自然，日本庭園是一個典型。我國養菊花也同樣加工，用鐵絲把菊花造型。一方面為培養菊花用盡絕招，另一方面崇拜刀，把最高榮譽歸于武士，所以菊與刀是一幅畫的兩個部分，以養菊的愛美對比以刀為榮的尚武。這就構成兩面性，二重性。一方面彬彬有禮，另一方面妄自尊大；一方面因循守舊，另一方面順應新事物。《菊與刀》把日本文化加以類型化，所謂恥文化，而且跟歐美類型的罪文化相對。戰敗后日本被美軍（盟軍）占領，沒有一億玉碎，但人人都灰頭土臉，度日維艱，此書把日本文化在類型上與西方文化對等，使日本人為之一振。對于日本歷史來說，這才是此書的最大貢獻，遠遠勝過了圣德太子要跟隋煬帝平起平坐的“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作者對日本人的性格有很多發現，例如日本人避免競爭，害怕競爭失敗所帶來的恥辱，這樣的現象在現在可以看到。又認為日本真正強在失敗之后換一個方向傾注努力。日本人確實有個特點，也就是轉向。比如戰敗投降了，麥克阿瑟走下飛機，他很擔心日本人打游擊，到處抗議，結果日本人幾乎一點兒沒反抗。當然也有人說崇拜天皇，天皇投降，大家就投降。當時企圖頑抗到底的，就是那些自以為最忠于天皇的軍人。實際上，日本人并不那么聽天皇的話。例如當今的總理大臣安倍晉三，帶頭喊天皇萬歲，但天皇不參拜靖國神社，他卻去參拜。

我認為，日本與中國有三大差別，一是地理的島國與大陸，二是歷史的萬世一系與改朝換代，三是單一民族與多民族。當然，日本其實并不是單一民族，但形成了這種文化意識與心理定式。中國經常被入主中原，抵抗就會出民族英雄，很講究氣節，所以電視劇也特別愛抓叛徒，除之而后快。日本人不大有氣節的觀念，不大把轉向當回事。我們的影視劇演日本鬼子，動不動切腹自殺，這是夸張了日本人的堅強。他們害怕當俘虜，是被軍隊洗了腦。如果都那么堅強，八路軍中的那些日本兵都哪兒來的。前些日子看過一個NHK播映的那種檔案片，美軍（盟軍）分析日本兵俘虜的特性，例如他們被教育活捉之前自殺，但沒有教育他們萬一被活捉了之后的做法，結果一旦當俘虜就不知怎么辦了。再是優待他們，他們被“義理”感動就痛痛快快地轉向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有一個出版社的社長，在車上聽了天皇的投降詔書（其實叫投降詔書不準確，那是天皇對國民發出的詔書，并沒有說我們“敗北”了，而是說“收拾時局”，發動戰爭、結束戰爭由天皇操縱自如），一邊痛哭流涕，一邊想應該出一本“學英語手冊”。匆匆忙忙找了兩個人編寫，只有幾十頁，美國占領日本不到三個月就上市，立刻暢銷，印了三百多萬冊。當時日本物資匱乏，紙張限量供應，如果有紙的話，可能日本人手一冊。

所謂恥，就是說，對于日本人來說，可怕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的戒律，而是世人的眼光，是人言可畏。所以，盡可能抑制自發的行動，自我防御，以免蒙羞，丟面子。不是以正確與否決定自己的行動，而是取決于別人怎么看。罪在自己心中，是絕對的，而恥則要以與他人的關系性為前提。

認識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國人至今猶看重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它確是經典，但畢竟過去五六十年，出版時當今首相安倍晉三還沒出生呢。從《菊與刀》這個書名，沒讀過的人也可以從中文漢字的相對，想當然地大談日本人的二重性，或者兩面性。關于日本人的兩面性，唐人早已指出過，例如包佶寫詩送阿倍仲麻呂（晁衡）回國，說“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還很“野”的時候就跨越地學會了中國的“禮”，而那種“木性”現今也常被在日本給他們打工的中國人笑話。

《菊與刀》問世十年前，周作人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么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是那么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

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類學解開周作人的疑情：這奇事的根由在于歐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總得有人盯著指著才知“恥”。但是，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論》，分析得更為透徹。他寫道：“日本封建時代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在日本的實業家里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里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從社會階級看透日本人的兩面性。

近代以來大和民族的兩面性是武士與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所以我譯作“市人”）的合體，“現代日本上流階級、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誠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對武士進行改造的結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種從激情燃燒的歲月帶過來的野蠻的殺伐之氣，修養成“士”，以充當領導階級。明治天皇復辟后接連興戰，鼓吹武士道，我們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菊與刀》作者沒到過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虜或文學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后生活過八年，更作為孫中山的翻譯、秘書接觸過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學者認為戴季陶《日本論》具有體系性，足以比肩《菊與刀》，某些地方更凌駕其上。《菊與刀》給我們的知識是一些碎片，相當于現在的段子，恐怕這也是它的吸引人之處。

（節選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書《日本人的自畫像》，201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