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嚴英秀的這本《連河流都不能帶她回家》并不輕松。文字綿密繾綣，意識流淌跳躍，仿佛在一片密林中追尋著一只野鹿，不容半點分神。不僅如此，閱讀漸進，忽然產生巨大的惶恐：我怎么能如此深入地闖進了她的內心。嚴英秀的自我如此強大，這本散文集分為“我所棲身的生活”和“我所經歷的閱讀”兩部分，勇敢地以我觀物、抒己之懷，在這個追求“取悅”和“目的”的年代，這本任性的“自白書”越顯彌足可愛。

嚴英秀的寫作驅動力是內向的，看到一樹繁花的波瀾、一場倒春寒時與女兒的較量、一個小城、一幅小畫，都可以成為思緒生長的錨點，她以豐富細膩的內心作壤，任由這些枝椏繁茂。在嚴英秀的字里行間，甚至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在思緒浩瀚中捕獲那些閃念，如何將它們細細品擇，又如何將它們流淌到指尖。她寫作的目的同樣也是內向的，母親離世的悲痛、創作面對的困惑和質疑，心思敏感如她，必然需要一個出口才不至于被自己擊潰，寫作此時變成了自我撫慰、闡釋與和解， “唯有寫出來，記下來，我才能走過我自己”。正是這樣勇敢、真我的赤誠相見，使她將這些一己的獨特感受變得共通，使她的思想和觀點超越自我書寫，成為對生活結晶的描摹。嚴英秀將這本書獻給她的母親，母親過世恰與她入選的這次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開展系列活動的時間重疊。當時因為這項工作我也多與她見面、聯絡，在讀到記錄那一段時間的《天之大》時，才明白面色憔悴、強顏歡笑背后一顆正在慟哭的心。母親和女兒是嚴英秀“所棲身的生活”的主題，她在想起女兒時就會想起母親，在面對母親時又不禁念起女兒，“這樣生生不息的交錯，是多么令人傷感又使人振奮的生命的奧秘啊，一個人的后面還有一個人，一條路的盡頭總會生出另一條路，四季輪回更替從無死滅，萬事萬物都在既定的軌跡上行走”。她試圖理解的，不是女兒或者母親，是女兒給了她為人母的體驗，她又用母親去照映自己的未來，二者交疊在一起，歸根結底探索的是她作為一個女人的一生。

一個真誠、忠實于自己的寫作者必然是勇敢的，不僅在于勇于將自己的苦痛和思考剖開展現給世人，更在于寫自己想寫而不去滿足他人的期待。在嚴英秀的文字中，你可以看到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讀書的人、一個愛花的人……而最為人所矚目的“西部”和“藏族”兩個標簽卻要排到十幾名之后。批評家對她的質疑在所難免，在《在西部寫作中》，嚴英秀直言不諱：寫，是一種迎合；不寫，才是堅守。“當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漸行漸遠時，我們的文學該如何的西部？我們是表現這古老的西部大地和民族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陣痛、變異和生長，在持守和嬗變中再創造出真正的反映母族大地的現代訴求的新的西部傳統，還是永遠地開掘取之不盡的西部資源，讓自己的文字成為類似于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旅游中那種滿足了東部人的優越感和獵奇欲的民俗表演”。

我認同她，也敬佩她。作為“甘肅八駿”、“藏族作家”，人們認為在這個框架下獲得了榮譽與關注，就理應承擔起相應的“義務”。所以她的辯駁很容易被人認為是一種推脫責任和數典忘祖。但是一個真實生活在這個環境和文化中的人，如實地反映生活與自我，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回避，讓土地與民族所賦予的精神自然流淌，“就算不以地域生活為顯性的主題元素，也都會毋庸置疑地留下自己植根故土的明顯胎記”。這何嘗不是對當代藏族、當代西部的直面和表現，這樣的真實交給時間去審視可能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