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文學史上，歷史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資源。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書寫，不但是文學以其獨特的方式重構歷史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后人表達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判斷和評價的重要途徑。從古代史詩到現代歷史文學，歷史作為人類活動的創造物，同時也孕育了歷史文學這一寶貴的精神產品，鑄就了文學的一種獨特的文類，歷史小說或曰歷史題材的小說，就是這個獨特文類中的一枝奇葩。

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文體，它的胚胎就孕育于歷史的母體，在文史不分的時代，早期的歷史文本中包含有很多小說的元素。中國古代最早的小說，很多是依托歷史“故事”或摭拾其余，故有“稗官野史”之稱。后來在宋元話本的基礎上，產生了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等章回體小說，仍然在歷史的懷抱之內。近代以降，小說漸由歷史轉向現實，五四以后更崇奉從西方傳來的現實主義，故現代文學史上，取材于歷史的小說或曰歷史小說，僅有為數不多的長篇，余則多為短制，且多變體。新中國成立70年來，歷史小說得到了長足發展，不但在不同時期的創作十分活躍，為文學史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而且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認識，不斷有新的突破，在藝術上也不斷有新的創造，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獨自的特色，為新中國70年文學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其發展演變，大致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異軍突起，宏基初奠

新中國70年的歷史小說，主要是由兩部分創作組成。一部分是取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小說，一部分是取材于近現代革命的歷史小說，前者是比較狹義的歷史小說，后者多稱為革命歷史小說。

新中國70年的歷史小說，主要是由兩部分創作組成。一部分是取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小說，一部分是取材于近現代革命的歷史小說，前者是比較狹義的歷史小說，后者多稱為革命歷史小說。這兩部分創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取材于革命歷史的“革命英雄傳奇”和“革命歷史演義”為中心，異軍突起，蔚為大觀。古代題材的歷史小說雖發展滯后，但開風氣之先，沉穩發力，出手不凡，二者共同奠定了新中國70年歷史小說創作的宏基。

開啟新中國70年歷史小說創作之門的，是一批后來被稱為“新英雄傳奇”或“革命英雄傳奇”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前夕就開始連載、新中國成立之際正式出版的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是其開山之作。這部作品以及稍后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承接了上世紀40年代根據地時期的抗日英雄傳奇（如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擺地雷陣》，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把這一創造性地轉化民族傳統又面向大眾的新傳奇故事，在新中國發揚光大。從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革命英雄傳奇創作高潮迭起，佳作層出不窮，膾炙人口的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劉流的《烈火金剛》，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高云覽的《小城春秋》，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馮志的《敵后武工隊》，李克、李含微的《地道戰》，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等，至今仍廣為流傳，并被頻繁改編為舞臺、影視作品，對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也為轉化和發展民族文學傳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這一類型創作的勢頭雖有所減緩，但如前涉的《桐柏英雄》、郭澄清的《大刀記》、黎汝清的《萬山紅遍》等作品在70年代出版，仍可見其創作的余緒。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學轉型、新時期文學發軔之際，這些作家仍貢獻了一批革命英雄傳奇作品，如曲波的《山呼海嘯》《橋隆飚》、馮德英的《山菊花》、李英儒的《還我河山》等。

這期間，與“革命英雄傳奇”密切相關又各有側重的，是被論者稱為“革命歷史演義”的創作。在中國古代，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本同出于“講史”話本，是“講史”話本的兩大情節要素，二者相互關聯又各有側重。歷史演義離不了英雄行為，英雄傳奇則依托于歷史舞臺。歷史演義側重講天下興亡、朝代更替，英雄傳奇則側重講烈士盡忠、豪俠聚義。如同古代英雄傳奇一樣，上述現代“革命英雄傳奇”創作，也多依托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或更早一些年代的革命歷史舞臺。雖然這些年代的革命歷史“去古未遠”，但卻由于社會的滄桑巨變而定格在歷史的瞬間，“革命英雄傳奇”就是在這些歷史瞬間上演的英雄故事。“革命歷史演義”雖然也帶有傳奇色彩，其主人公也可稱之為帶有傳奇色彩的革命英雄，但作者的立意卻主要在通過這些英雄人物的活動，反映一個時期革命斗爭的歷史，或革命斗爭（包括戰爭）歷史的一個斷面。這種“革命歷史演義”作品，往往有一個多卷本的寫作計劃，如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計劃寫三卷，這期間出版了前兩卷；梁斌的《紅旗譜》是一個多部體長篇小說的第一部，第二部《播火記》也于這期間出版；歐陽山的《三家巷》《苦斗》是五卷本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楊沫的《青春之歌》雖不以多卷本標榜，但與后來的續作《芳菲之歌》和《英華之歌》一起，實際上也已構成了多卷本的規模。這些小說的作者，都想通過一個多卷本的計劃或后來完成的多卷本規模，以主人公的活動為中心，演繹一個較長時段的革命歷史。

如果把這些作品所反映的時代和歷史事件按先后次序連接起來，我們看到，作家們已經幾乎完整地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發生的新舊革命的全部歷史過程。有的作品，如《六十年的變遷》，以史家筆法寫歷史風云、時代驕子，縱貫近現代歷史，堪稱一部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文學《史記》。此外，如柳青的《銅墻鐵壁》、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等，雖然截取的是革命戰爭歷史的一個斷面，但也具有歷史演義的性質。這種“傳奇”和“演義”的取材方式，也見之于這期間其他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如孫犁的長篇小說《風云初記》、峻青的短篇小說《黎明的河邊》、王愿堅的短篇小說《黨費》等。

與取材于革命歷史的小說創作在短時間內就高潮迭起的創作情勢相比，這期間，取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小說創作發展相對滯后。新中國成立后，古代歷史題材的短篇小說在上世紀50年代雖偶爾有人為之，但數量極少。到上世紀60年代初，受文藝政策調整影響，古代歷史題材的短篇小說創作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形成了一個高潮。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魯亮儕摘印》等，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這樣的短篇歷史小說竟有四五十篇之多。這些作品繼承了為數不多的現代短篇歷史小說的創作傳統，因事而作，有感而發，借歷史故事曲折地表達了作者對社會人生的復雜感受。

與此同時，姚雪垠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開始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也在這期間完成出版。這部計劃寫作多卷的長篇歷史小說，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深刻地反映了明末李自成義軍興衰起落的悲壯歷史，在藝術上追求“歷史科學和小說藝術的有機結合”，開新中國70年長篇歷史小說創作的先河，對此后的長篇歷史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李劼人在這期間修改或重寫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是這期間歷史小說一個特別的收獲。

三足鼎立，堂廡深廣

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新時期文學中，取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小說卻占了這期間歷史小說創作的先機。

這期間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多卷本長篇小說。

上世紀80年代，小說的觀念和藝術都在發生變革，受其影響，歷史小說創作也在發生變化。在上述古代歷史小說和革命歷史小說之外，出現了被論者稱之為“新歷史小說”或“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創作潮流。

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革命英雄傳奇”和“革命歷史演義”為代表的革命歷史小說率先崛起不同，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新時期文學中，取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小說卻占了這期間歷史小說創作的先機。受時代因素和創作慣性的影響，這期間取材于古代社會的歷史小說，多寫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比較有代表性和藝術成就較高的，除這期間出版的《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外，另有劉亞洲的《陳勝》《秦時月》，蔣和森的《風蕭蕭》《黃梅雨》，楊書案的《九月菊》《長安恨》，凌力的《星星草》，顧汶光、顧樸光的《天國恨》，顧汶光的《大渡魂》等。從陳勝、吳廣起義，到太平天國運動，這些作品在表現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推動歷史前進的同時，深刻地揭露了古代社會復雜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對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和農民英雄的思想性格局限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藝術上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帶有悲壯的美學色彩。

這期間，古代歷史小說在專注于反映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同時，題材和主題也向更深廣的歷史領域拓展。就其時間向度而言，縱向的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如蕭軍的《吳越春秋史話》；中及秦漢隋唐，如楊書案的《秦娥憶》《半江瑟瑟半江紅》《風流武媚娘》等；向下延伸到近代社會，反映這期間發生的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如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記》《辛亥風云錄》，鮑昌的《庚子風云》，馮驥才、李定興的《義和拳》，馮驥才的《神燈》等。任光椿稍后另有《五四洪波曲》，進一步把筆觸伸向五四時期，與《戊戌喋血記》《辛亥風云錄》共同構成了反映近現代歷史的“時代三部曲”。就其空間向度而言，橫向的則由反映中原王朝的農民運動，到關注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政權之間的政治軍事紛爭，如徐興業的《金甌缺》等。凌力的《少年天子》則由《星星草》中的革命造反農民英雄，寫到革故鼎新的封建帝王，也是這種橫向拓展的表現。

這一時期，涉及封建帝王或以封建帝王為主角的作品，尚有楊書案的一些小說和吳因易的《唐明皇》《則天大帝》系列小說。凌力的《少年天子》對后來的帝王小說，尤其是清代帝王小說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少年天子》之后，凌力于上世紀90年代，又先后推出了《傾國傾城》《暮鼓晨鐘》等歷史小說作品，與《少年天子》一起，組成了“百年輝煌”序列，集中反映了明清易代鼎革時期的壯麗歷史。此外，凌力在90年代另有長篇歷史小說《夢斷關河》，以普通人的視角寫鴉片戰爭，進一步從縱橫兩個方向拓展歷史小說的創作空間。上述創作同時也表明，這期間的歷史小說取材正在逐漸向近現代和與近現代關系密切的明清之際轉移，這種轉移對90年代以后的歷史小說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隨著題材和主題的拓展，這期間歷史小說的主人公也由農民英雄、帝王將相，輻射到更大范圍內的官商士子、文人墨客，尤其是對一些歷史文化名人，如司馬遷、李白、海瑞等的命運遭際，作家感于時世，發抒幽憤，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同情，在表現他們獨特個性和人格操守的同時，也鞭撻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邪惡。但這一類創作多以中短篇小說為主，在為數不多的長篇中，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和楊書案寫成于這期間的《孔子》，是個中翹楚。《孔子》之后，楊書案又有《老子》《孫子》《莊子》《韓非子》等諸子系列作品問世，是這期間古代歷史小說的題材和主題由政治、軍事活動轉向文化活動的重要標志。

與古代歷史小說的開疆拓土形成對比，這一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仍固守革命英雄傳奇和革命歷史演義所擅長表現的題材和主題。進入新時期以后，一些革命英雄傳奇和革命歷史演義作家完成了多卷本的續作，如梁斌、歐陽山、楊沫、馮德英等，一些作家的新作延續了傳統，其中的一些多卷本長篇，傳奇性漸弱而偏重歷史演義，如葉君健的“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反映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動，楊佩瑾的“天意三部曲”《霹靂》《旋風》《紅塵》反映土地革命時期蘇區人民的革命斗爭等。

此外，鄢國培的“長江三部曲”《漩流》《巴山月》《滄海浮云》和周梅森的《歷史·土地·人》系列中篇（《沉淪的土地》《莊嚴的毀滅》《崛起的群山》《喧囂的曠野》《黑色的太陽》），則把這種“演義”由革命歷史延伸到民族資本的興衰際遇。李凖的《黃河東流去》和宗璞的《南渡記》分別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以黃泛區人民面對苦難堅韌達觀和北地學人倉惶南遷、弦歌不輟，表現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意志和中國文化萬劫不隳的精神，是這類“歷史演義”題材和主題的進一步擴展和延伸。《南渡記》是宗璞“野葫蘆引”系列長篇的第一部，在此后的30多年內，這位作家又相繼完成了續作《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合起來是一部有關中國文化命運的帶有史詩性質的系列長篇。

這期間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多卷本長篇小說，如王火的三卷本長篇小說《戰爭和人》、周而復的六卷本長篇小說《長城萬里圖》、李爾重的八卷本長篇小說《新戰爭與和平》等。與此前的革命英雄傳奇和革命歷史演義不同，這些多卷本的長篇小說不再用“傳奇”、“演義”而改用“正史”筆法，雖然切入歷史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都力求從全局的高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宏大背景上，全方位地、全景式地展現抗日戰爭的全部歷史過程，因而不同程度地都具有史詩的規模。

同樣是從抗日戰爭的歷史取材，黎汝清的《皖南事變》則聚焦于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從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挖掘影響這一事件的歷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人格成因。劉白羽的《第二個太陽》描寫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的南進，迎接新中國這“第二個太陽”的誕生。蕭克的《浴血羅霄》則以作者的親歷，塑造了一支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縱橫馳騁浴血奮戰的紅色鐵軍。這些作品都是這一時期當代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的創作收獲。此外，廣義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也包括反映已成為歷史的抗美援朝戰爭，魏巍的《東方》、孟偉哉的《昨天的戰爭》是這個領域有代表性的作品。

上世紀80年代，小說的觀念和藝術都在發生變革，受其影響，歷史小說創作也在發生變化。在上述古代歷史小說和革命歷史小說之外，出現了被論者稱之為“新歷史小說”或“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創作潮流。這股創作潮流濫觴于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馮驥才、鄧友梅等人創作了一批以過去年代的歷史講述風俗故事的中短篇小說，在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的民間敘事中，亦可見其端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莫言的《紅高粱》、喬良的《靈旗》等作品為標志，延續了這種風俗化和民間化敘事，并把這種充滿野性和欲望的民俗民間文化元素帶入歷史敘事，消解了歷史敘事所固有真實性原則和理性精神，也改變了歷史小說的主人公形象。

新歷史小說因此放棄了對歷史本質和發展規律的探尋，其中的歷史充滿各種隨機性和偶然性，人的活動也缺少應有的目的性追求，而是任由本能和欲望去支配。隨后，一批帶有先鋒意識的作家，如蘇童、余華、格非、葉兆言等，也加入了新歷史小說創作的行列，他們的一些作品也帶有這種“新歷史”色彩。上世紀80年代末，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余華的《古典愛情》《鮮血梅花》、格非的《迷舟》、葉兆言的《追月樓》等，是早期的代表作。這股新歷史小說的創作潮流一直延伸到上世紀90年代初，其后便彌散滲透到各類題材的歷史小說創作之中，對90年代以來的歷史小說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眾水分流，波瀾壯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多元發展時期。這種多元性，不僅表現這一時段的小說創作再不復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枝獨秀或雙峰對峙狀態，也不呈上述七八十年代的三足鼎立之勢，而是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作家各自追求的獨特性，總體上構成了眾水分流、各朝所向的局面。

就古代題材的歷史小說而言，受這期間的現實變革和強國夢的影響，古代題材的歷史小說家大多比較關注歷史上發生的社會變革和主持這些變革的改革家，以及與之有關的新的社會文化思想的萌芽。同樣是關注明末清初的歷史變動，在姚雪垠續寫《李自成》的同時，劉斯奮已經把目光投向這個動蕩年代的一批江南士子，通過這群江南士子在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人生道路，在姚雪垠表現農民運動的推動力之外，揭示出一種新的思想萌芽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劉斯奮歷經十余年創作完成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白門柳》，對這期間晚明題材的文學創作和中國早期民主思想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古代歷史小說的一個重要開拓。

同樣是從明代社會取材，熊召政的四卷本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則把筆觸伸向更早時期的萬歷年間。作品反映了張居正的變法給江河日下的明王朝帶來的短暫中興，圍繞張居正的變法展現出宮廷內外的權力斗爭，同時也塑造了一代名臣張居正的改革家形象，豐富了古代歷史小說的人物畫廊。同樣是以變法為中心，六卷本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則有志于將今天的社會變革、民族復興，與他心目中“中華文明正源”的秦王朝相對接，著力表現商鞅變法為秦國的強大、中國的統一所作出的歷史貢獻，以及這個統一的帝國為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所奠定的宏偉基礎。作品氣勢宏大，風格豪放，是這期間歷史小說的重要收獲。

與劉斯奮一樣關注易代鼎革時期的思想文化，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曾國藩》《楊度》《張之洞》，選取了三個富有爭議的近代歷史人物作為藝術表現的對象。作者既無意于作翻案文章，也無意于為這三個歷史人物評功擺好，而是專注揭示他們在近現代社會所經歷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以及他們自身存在的思想文化矛盾和心理人格沖突，以此來表現“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古老中國“走向現代”的曲折艱難，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含量，在近代題材歷史小說通常塑造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人物之外，又塑造了一批全新的歷史人物形象。

與唐浩明注目晚清重臣不同，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說《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則把目光轉向清中葉以前的盛世。雖然作者把清王朝看作中國封建社會的“落霞”，但他仍想用自己的作品留住這片落霞的余輝。與凌力的清代帝王小說著力表現開國之君的功業不同，二月河的這三部作品同時也努力開掘帝王的內心世界，表現帝王所特有的人情、人性，因而顯得更加血肉豐滿、生氣灌注，在歷史小說還原歷史的同時，注重還原人性，另辟蹊徑，別開生面，對此后清宮題材的文學和影視劇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與古代歷史小說眾水分流的態勢不同，上世紀90年代以來涉及近現代歷史的小說創作，則呈現出一種汪洋恣肆的彌散狀態。新歷史小說除中短篇創作外，這期間出現了一批長篇作品，如莫言的《豐乳肥臀》《檀香刑》，劉震云的“故鄉系列”（《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敵人》等。這些作品在繼續上世紀80年代末中短篇新歷史小說的民間敘事和欲望敘事的同時，又兼有狂歡化色彩，有些作品為迎合影視改編需要，出現了游戲歷史、娛樂歷史的趨勢。

與新歷史小說的狂歡化、游戲化傾向形成對比，這期間另有一批以近現代歷史為創作背景的長篇小說，雖然也以歷史為藝術想象和虛構的空間，但作品卻指向一些嚴肅的社會人生問題，這些問題有關乎社會變遷的，如陳忠實的《白鹿原》；有關乎家族興衰的，如阿來的《塵埃落定》；有關乎人生命運的，如王安憶的《長恨歌》；有關乎理想追求的，如張煒的《家族》《柏慧》；有關乎存在狀態的，如張煒的《九月寓言》；有關乎歷史文化積淀的，如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有關乎英雄成長的，如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有關乎革命的神圣性的，如劉醒龍的《圣天門口》等。一些作家采用史書、方志、筆記的體例創作的小說，如遲子建的《偽滿洲國》、方方的《武昌城》、葉廣芩的《青木川》、賈平凹的《山本》等，也表達了類似的創作題旨。此外，余華《活著》、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史鐵生《務虛筆記》、格非 “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部分內容，也涉及到近現代歷史，都屬于這類彌散狀態的現代歷史小說的范疇。這些作品雖然并不一定指向特定的歷史年代和具體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也不一定完全遵循固有的歷史觀念和歷史判斷，甚至消解了某些社會人生信條，但卻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涉及近現代歷史的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是新中國70年歷史小說這棵大樹上結出的豐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