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現場，左起：黃珊珊、陸建德、喬修峰。本文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如果沒有羅斯瑪麗·阿什頓（Rosemary Ashton）的研究，人們很難再像這樣巨細無遺地回憶起1858年倫敦的那個酷夏：氣溫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污水源源不斷排入泰晤士河并在高溫中蒸發，河中散發出的大惡臭（The Great Stink）籠罩著整個城市。狄更斯、達爾文、迪斯累里等一眾風云人物在那個夏天各自遇到了什么問題？“大惡臭”為何爆發？“惡臭”與那個夏天的各種問題最終又如何消散？

倫敦大學學院英語文學榮退教授羅斯瑪麗·阿什頓的著作《大惡臭：1858年倫敦酷夏》（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是一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微觀史，該書以那個夏天倫敦污水系統與發臭的泰晤士河為切口，追蹤了生物學家達爾文，文學家狄更斯，時任英國財政大臣、下議院領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生活中的事件，展現了一個體制、文化與技術不斷改進中的英國的復雜剖面。

8月3日，《大惡臭：1858年倫敦酷夏》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行，在這場名為“至暗時刻”的分享會上，學者陸建德與譯者喬修峰就1858年那個倫敦最“黑暗”的夏天展開了對談。

技術改進帶來“大惡臭”？

泰晤士河的污染問題在1858年前就一直存在。19世紀，英國正經歷迅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自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革命開始后，英國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這以1851年首屆世界博覽會“水晶宮”為標志。在18世紀早期，倫敦還只有約50萬人，到19世紀初，人口就已經到達100萬左右，而到1858年，倫敦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50萬。

喬修峰說，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市政建設卻遠遠落后，這帶來了一些列城市問題。在文學作品中，我們經常能看到此時出現的貧民窟與大量的環境衛生問題。 這也構成了“大惡臭”事件的背景。喬修峰介紹，倫敦當時有20萬個化糞池，但每次清理要花費1先令，當時一般百姓都難以負擔。人口急劇增加，化糞池的數量隨之捉襟見肘。這導致污物處理不及時，倫敦飄滿異味，這也是“惡臭事件”的發生原因之一。

更為直接的原因則并非因為落后，而是因為“改進”。1848年，英國出臺這《公共衛生法》，強制規定使用抽水馬桶，取締城內糞池。隨著人們從便盆轉而使用抽水馬桶，英國的用水量大大增加。但抽水馬桶排出的污水卻直接經由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這大大加重了河水的污染。

高溫的到來則使得河水的污染狀況顯得尤為突出。1858年夏天，英國迎來全國性的高溫，這個夏天，惡臭彌漫于倫敦城。主持人黃珊珊提到，雖然“酷夏”只有32攝氏度，但英國人有著正裝文化，生活中也要求穿著厚厚的外套，因此這對英國人來說已經是非常高的氣溫。酷暑已經給英國人的生活習慣造成了很大挑戰。在書中，羅斯瑪麗·阿什頓就寫到了幾個這樣的例子：比如一個人因為穿著涼快而被警察局拒絕接待；比如法庭中的律師要求摘下假發；又比如迪斯累里每天給妻子寫信抱怨太熱......作者還描寫了狄更斯與薩克雷的多次爭吵——天氣的燥熱使得紳士們也很難再維持紳士風度了。

如何走出“惡臭的酷夏”

這本書雖然是談1858年泰晤士河的污染事件，但這實際上只是書中的一個主題或背景，它也講到了很多名人之間的故事。這些事不一定與高溫、惡臭有直接聯系，但體現了當時社會內部千絲萬縷的關系。

達爾文與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經歷，在那個夏天后被傳為一段佳話。1858年，達爾文收到了當時正在東南亞做調查研究的華萊士的信件，他發現，華萊士所描述的學術觀點與達爾文此前的研究成果十分相似，以至于信中所使用的術語同達爾文《物種起源》手稿中那些章節的標題都一模一樣。而此時，達爾文已經為物種起源學說準備了20年。一場學術爭論似乎要在酷暑中朝他們襲來。但最終，爭論并沒有發生，兩人在溝通與協調下，決定在林奈學會（Linnaean Society）同時公布各自的理論與觀點，同時作為物種起源理論的創始人亮相。這使得他們的學術危機成功化解。

陸建德對此評論道，國家通過各種方法，讓英國皇家學會也是通過種種方式來協助、協調、提倡科學研究。像達爾文、華萊士這樣的科學家也有著心無旁騖的科學精神，制度層面的改進、科學精神與協調的智慧齊頭并進，才促進了英國的發展。

在思想與文化層面，英國也有著許多進步。陸建德提到，在這一時期，許多思想家、文學家都在探索社會的可能形態。這之中不僅包括耳熟能詳的狄更斯、恩格斯，就連時任財政大臣迪斯累里，也在自己的小說中關注到了工人階級的問題。

“大惡臭事件”后，政府通過一項法案，決定修建新的大型污水處理系統和泰晤士河堤以改善污水排放容量和地面交通。新的污水處理系統不再將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而是沿著河道修建了排污管道。污水處理系統于1859年動工并在1865年完成，河堤建于1862至1864年，至此，大惡臭問題得到全面解決。

喬修峰介紹道，許多史學家把維多利亞時代稱作一個“改進的時代”。在法律層面，英國此階段在婚姻法、醫療法、猶太人相關法案等諸項都有所改進，在社會政治上也經由工人運動進行了政治經濟改革，另外也有許多人提出了改革意見。

微觀史寫作如何成為可能

黃珊珊提到，這本書是一本微觀史，它像顯微鏡一樣詳細描述了1858年倫敦夏天的歷史。喬修峰則將本書形容為“夏天一棵枝繁葉茂的樹”。他指出，在本書之前，對于“大惡臭”事件的探討多是圍繞環境保護層面，而本書則升華至人文層面的探討。除了描寫與“大惡臭”事件直接相關的迪斯累里，也加入了狄更斯、達爾文這兩個與大惡臭事件沒有直接關系的人物。“這三個人一開始沒有直接的關聯，通過作者特寫鏡頭式地將他們聯系起來，會使我們看到社會內部人與人、人與事件的關系。”

喬修峰還說，作為一棵“枝繁葉茂的樹”，書中所寫的不可能都是主干，也有很多的枝葉被寫出來。在喬修峰看來，相比于“主干式”的歷史，這種微觀史寫作為我們看歷史提供了另一種視角，這也更加接近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態。

這種微觀史寫作如何成為可能？在如今，研究條件已經大大改善，這為微觀史的研究與寫作帶來了便利。喬修峰介紹，羅斯瑪麗·阿什頓在寫作中使用了四五十種十九世紀的報刊資料。在過去，十九世紀的很多報紙大多沒有電子化，各種資料散落于各地的資料館、圖書館、博物館，研究者很難一次性找齊資料；而在近些年，隨著報刊資料的電子化，每一期都能在網絡上檢索到。“我們現在就能檢索到在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之后，媒體上對這本書進行了多少次報道，或者提到達爾文有多少次了。”喬修峰說。

陸建德認為，做好檔案材料的保存工作十分重要。他說，英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他同時表現了對中國當下檔案保存工作的憂慮，他也希望中國可以在相關工作上取得更多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