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國。曾就讀于伯爾尼大學和牛津大學，18歲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1958年就職于英國安全局軍情五處，同時開始寫作。1963年，第三本小說《柏林諜影》問世，知名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贊：“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間諜小說！”由此奠定文壇大師地位，并轉為全職寫作。

《鴿子隧道》是這位英國國寶級小說家的唯一一本回憶錄，記下了他人生中近四十個刻骨銘心的片段，再現了一個偉大作家的雙重身份和多重自我。他目睹殘酷戰爭與冷血殺伐；他跟著戰地記者藏身壕溝，子彈擦著他的耳邊飛過；他采訪獄中的恐怖分子，卻被對方堵得啞口無言；他寫下騙子父親與自己既疏離又難舍的親情，并苦苦思索間諜與作家的異同。

“逃避與欺騙是我童年非有不可的武器。青少年時期，我們都是某種間諜，而我卻早已是退役的老兵。情報世界擁我入懷的時候，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

本文摘自該書自序，由澎湃新聞經世紀文景授權發布。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如果你運氣夠好，作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當年出版《柏林諜影》時那樣，那你這余生就會被分為“墜落前”和“墜落后”兩個階段。回頭去看，那些在探照燈逮到你之前所寫的書，讀起來就像是你天真無邪年代的作品；在這之后所寫的書，則是你的低谷時期，就像是一個人面對審判時的奮力掙扎。“太過用力了。”評論家們大聲說道。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太過用力，在我看來，我所獲得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我竭盡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現了出來，而且，就整體而言，無論這“最好”是好是壞，都是我的成果。

況且，我熱愛寫作。我熱愛我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烏云密布的一個清晨，躲在狹小的書桌前，像個男子漢一樣奮筆疾書。山間的雨水順著窗戶急促滑落，此刻并沒有理由要撐著傘、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車站去。因為《紐約時報國際版》要到午飯時間才會送到。

我喜愛邊行走邊寫作，散步的時候，搭乘火車的時候，或是在咖啡館的時候，先是記錄在筆記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 仔細審視自己的戰利品。當我在漢普斯特德的時候，荒野公園里有一張我最喜歡的長凳，藏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遠離其他的座椅，我很愛在這里隨便寫寫東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寫。這么說或許有些傲慢，但我更偏愛這種已經流傳了百年的、傳統而非機械化的書寫方式。我身體內住著的那個退步已久的繪畫藝術家，真的很享受涂鴉文字所帶來的樂趣。

我最喜歡的就是寫作的私密性，這也是我從來不參加集體文學活動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絕，我都會選擇遠離各種采訪，雖然從過往記錄來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有時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從未接受過任何采訪。首先，你虛構了自己，接著你又相信了虛構的這個自己。這可是個與擁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過程。

在進行研究之旅的時候，某種程度上，我因為現實生活中的另一個名字而得到保護。在旅館簽名時，完全不用擔心是否有人認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沒有人認出來的時候，我又擔憂地苦想這是為什么。當我想從對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實交代自己的身份時，結果也各種各樣。有的人會拒絕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來會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報組織頭頭的位置，即便我反駁說自己只做過最低階的情報工作，他的回應卻是令人感到無可奈何的“你當然會這么說，不是嗎？”。然后，他會不斷地說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聽過也不記得的“知心話”，只不過是誤以為我可以把這些話傳達給“我們都知道是誰”的某個人。這種既嚴肅又詼諧的困境，我遇到過好幾次。

但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被我這樣炮轟式詢問的可憐人們——從制藥企業的中層行政主管到銀行職員、傭兵，以及身份各樣、程度不同的間諜——大多數都對我表現出了寬容和慷慨。這其中最為寬容慷慨的，莫過于戰地記者和海外特派記者了，他們保護了寄居在他們翅膀之下的小說家，相信他擁有著他其實從來都不曾有過的勇氣，還允許他貼身相伴。

如果沒有大衛·格靈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簡直難以想象自己是如何開啟在東南亞與中東的短暫訪問的。格靈威是被《時代周刊》《華盛頓郵報》與《波士頓郵報》多次授予勛章的東南亞特派記者。膽怯的新手想搭上他這輛馬車簡直是天方夜譚。一九七五年一個下雪的早晨，他坐在這座農舍的餐桌前吃早飯，享受著暫時離開前線的片刻休息。這時，他接到華盛頓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被圍攻的金邊馬上就要淪陷在紅色高棉手中。我們這座山村沒有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車去轉乘較大的火車，接著再轉搭更大的火車，從那里轉去蘇黎世機場。轉瞬之間，他就從一身阿爾卑斯度假裝扮換成了戰地記者的粗布衣衫和老舊絨面鞋， 與他的妻女吻別，迅速下山前往火車站。我則拿著他的護照，一路小跑，緊跟在他的后面。

格靈威之所以會如此出名，是因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圍攻的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屋頂的美國記者。一九八一年，我在連接約旦與約旦西岸的阿倫比橋患了痢疾，格靈威粗暴地帶著我穿過等待通關的大批煩躁不安的旅客，憑借著純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們順利通過檢查站，成功送我過了橋。

重讀曾經描寫過的一些片段時，我意識到，不知是因為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還是為了使故事情節更加鮮明，我刻意省去了當時也在場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蘇聯物理學家，同時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薩哈羅夫與他的夫人葉蓮娜·邦納在餐館里的談話。餐館位于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那個城市里。我們處于人權觀察組織的保護之下， 他們派了三名成員和我們坐在一桌，一起忍受來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擾。他們派了一隊人馬假扮成攝影記者，在我們附近轉圈游蕩，他們拿著那種老式的、帶有鎂光燈的攝像機，不停對著我們的臉開閃光。我由衷希望，當天參加這場聚會的其他一些人也會在別的地方，留下他們自己對這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天的記錄。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他是雙面間諜金·菲爾比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倫敦家中的客廳里高視闊步，手托一杯白蘭地。我還記起，我的妻子當時也在場，坐在我對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樣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寫至此處，才記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帶了他的妻子伊麗莎白來吃晚餐，同時還有一位我們都很喜愛的伊朗客人。這位客人講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語，僅有小小一點，甚至可以說是得體的語言缺陷。當我們這位伊朗客人離開之后，伊麗莎白轉向尼古拉斯，眼神發亮，非常興奮地說道：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口吃，親愛的？就和金一樣！”

關于我的父親龍尼的冗長篇章將會放在本書的后面，而不是開頭的章節里。因為我不想讓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強行躋身上游。盡管我花了大量時間去為他苦惱，不過他仍舊像我母親一樣，是個謎團。除特別注明外，書中所有故事都是嶄新的。如有必要，我也會改變一下名字。因為雖然故事的主角們或許已經離世，不過其后人和繼承人們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總之，我嘗試整齊有序地、以各種不同主題進行分類的方式來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盡管并不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的編年紀事，不過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進的路線：越走越寬，直到進入毫無連貫性存在的狀態。有些故事則干脆變成了它們留存在我腦海中的樣子：獨立存在，足以支撐它們自身，不與我意識中的任何明確指向相關聯，僅僅講述它們于我本身的意義。它們使我警惕、恐懼或是感動，讓我在半夜驚醒，使我哈哈大笑。

隨著時間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經歷，在重讀的時候，會使我的眼睛仿佛“當場”捕捉到了一小段歷史。我想，年紀較大的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感受。通篇重讀，從鬧劇到悲劇，又從悲劇到鬧劇，我覺得也許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卻不能確定這是為什么。可能讓我覺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過，事到如今，想要對此做些什么也已經太遲了。

有許多事情我從來都不愿意寫，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先后有過兩位非常忠誠且摯愛的妻子，對她們，我有無限的感謝，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個模范丈夫和模范父親，對于表現成那樣也不感興趣。愛對于我而言，來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誤之后才到來的。我沒有給我的四個兒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關于我在英國情報機構的工作（當然主要都是在德國執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額外的說法，畢竟，已經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發表過并不準確的報道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自己曾服務過的機構還保留著老派的忠誠態度，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已經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們做過保證。我們之間達成的共識是，這一保密承諾沒有任何具體的期限，將會一直延續到他們的兒女及后代。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既不驚險，也不戲劇化，但對于這些簽了約定的人們而言，卻牽涉到痛苦的、觸及靈魂深處的反省過程。無論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諾依舊不變。

間諜的工作，自我出生以來，就對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我想，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或者印度之于保羅·斯科特。我在曾經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試圖為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更為寬廣的世界創造一個大劇場。這個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尋求實體，接著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來到我此刻就座的書桌前。

《鴿子隧道》，[英]約翰·勒卡雷 著，文澤爾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