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為寫一部有關中國植物志書方面的作品，得以系統地閱讀了多部中國現代植物分類學家的傳記、自傳及相關資料，了解了他們的生平和學術成就。一個不期然的發現，卻給我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不少人除了是本專業學科的權威大家，在人文領域也都有著很深的造詣。

僅以文學成就為例，有兩個人就堪稱不同凡響。

胡先骕先生雕像

一個是胡先骕，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他在植物學研究諸多領域都有卓越的貢獻，他發現和命名的有“活化石”之稱的水杉，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科學的重要成就，轟動了國際植物學界。他家學淵源深厚，從小浸淫于古文化中，出入文史，十幾歲時作為庚子賠款留學生與胡適一同赴美求學，二人交情甚篤，但文化價值理念不同。他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與吳宓等人一起，在文化保守主義的陣地《學衡》上，與主張用白話推翻文言、否定中國古代文學成就的胡適的“文學改良”之說展開論戰。他尤其擅長古體詩詞，享譽詩壇，作品被陳寅恪父親陳三立評價為“意、理、氣、格俱勝”。晚年將一生所作存留的400余首詩詞，請錢鍾書代為遴選編訂后出版。錢鍾書在胡先骕詩集的短跋中，稱道其詩“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的確，從這些發表的作品看，其水準毫無疑問是第一流的。20世紀60年代初，他為紀念水杉發現而寫的長詩《水杉歌》，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元帥激賞，稱贊其“富典實、美歌詠”，親自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

還有一位，今天知道的人應該會更多一些。30年前，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在發表享譽至今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不久，又推出了《生命之樹常青》，寫的是中國科學院云南熱帶植物研究所的創建者蔡希陶。20世紀30年代，蔡希陶也是胡先骕擔任負責人的靜生生物調查所的主要成員，在植物學研究之外，熱愛寫作且已嶄露頭角。他受胡先骕派遣，帶隊去素有植物寶庫之稱的云南采集植物標本，數年間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他給胡先骕報告工作進展情況的信函中這樣寫道：“連日采集大滿人意，烤制不暇，滇南天氣較熱，雨水豐多，山谷中木本植物叢生，竟著美麗之花果，生每日采集時，回顧四周，美不勝數，手忙足亂，大有小兒入糖果鋪時之神情。預計今歲總可獲六千號左右也?！弊x著這樣信手寫下卻生動傳神的文字，仿佛置身現場，工作的艱辛，收獲的喜悅，悉數道出。雖是寥寥數句，卻足以看出其文字功力。就是在這次考察期間，他寫了好幾篇描繪當地少數民族生活和風俗的短篇小說，人物傳神，狀物生動，被魯迅先生稱贊為“很有氣派”。

對他們來說，生命的豐沛能量沒有被狹隘地局限于專業研究的范圍內，而是有著更廣闊的投射。20世紀40年代，胡先骕在南京一所大學擔任校長，在一次以《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為題目的演講中，他為年輕學子們規劃人生圖景和路徑：一生的精力不應該僅限于職業，還應在職業之外追求真善美，追求無窮的知識。他指出，中國的儒家，正業多半是政治，副業才是各種專門的學問，但是他們借以名垂不朽的，往往卻是他們副業的成就。他期待同學們應該盡力培養自己的副業，寄托精神，獲得更豐富的快樂。

胡先骕自身的經歷就頗具說服力。一生對詩詞寫作的愛好，使他的精神生活豐富多彩。但這種興趣也并非獨立的，而是仍然以某種方式助益于他的科學研究事業?！凹o追白堊年一億，莽莽坤維風景麗。特西斯海亙窮荒，赤道暖流布溫熙。陸無山岳但坡陀，滄海橫流沮洳多。密林豐藪蔽天日，冥云玄霧迷羲和。獸蹄鳥跡尚無朕，恐龍惡蜥橫駊娑。水杉斯時乃特立，凌霄巨木環北極。虬枝鐵干逾十圍，肯與群株計尋尺……”這是前述他那一首被譽為亙古未有的“科學詩”的70行七言古體長詩《水杉歌》開頭的部分，描畫了一幅地質年代的景象，氣勢磅礴，意境闊大，充分體現了他在古地質學、古植物學等領域的廣博學識。不難理解，擁有這樣一種文藝的眼光，顯然更能夠充分觀照植物世界的美。而這種對美的感知，也會有利于對其研究對象的科學內涵和意蘊的深入了解。

蔡希陶先生

孔子論及學習《詩經》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植物學與生產生活的廣闊領域都有密切關聯，因而是一門具有濃郁人文氣息的學科，植物學家具有這種素養，比較容易理解。但在別的看上去更為艱難高深的學科中，其實也是如此，那些杰出的大師，無不同時具備專業之外的稟賦和眼光。如提出光量子假說、創立了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是一位小提琴演奏高手，幾乎每天都手不離琴，還與量子力學的創始人普朗克共同舉辦鋼琴演奏會。音樂藝術對他們不僅僅是業余愛好，而且是給予他們的科學研究以靈感和啟發，對他們的科學創見起到了催化作用的催化劑。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是相通的，他將科學上的偉大成就比喻為“思想領域中最高的音樂神韻”，把美國實驗物理學家麥克遜贊譽為“藝術家”。他還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正是憑借一種非凡的想象力，他提出了相對論，外人同樣也只有借助想象力，才能接近于理解這種奇特的學說。而想象力，通常被認為是屬于文藝范疇的才華。不妨這樣說：豐富廣闊的文化背景，在科學和人文兩大界別自如地馳騁，對成就一代科學巨擘愛因斯坦至為重要。

十多年前，“錢學森之問”曾經引發從教育界到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杰出人才為何遲遲難以誕生，成為一種公共性的憂慮。如果從上面的角度思考，或許能夠獲得一條可能的解答線索。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按照嚴格的文理分科設置課程，文不學理，理不學文，導致學生知識結構單一，缺乏綜合優勢，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失衡。不能不說，這樣的掣肘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創造能力的不足。

與此話題相關的現象，其實很早就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關注。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查爾斯·斯諾在《兩種文化》中指出，隨著科技發展，傳統的綜合性的知識體系發生了巨變，科學領域分工越來越細，科技與人文正被割裂為兩種文化。由于知識背景、歷史傳統、哲學傾向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科技和人文知識分子被分化為兩個言語不通、交往隔絕、社會關懷和價值判斷迥異的群體。他呼吁兩種文化多作溝通，否則會妨礙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進步。他是科學家，又是作家，這種兩棲身份，讓他更容易感知到這種阻隔產生的不良后果。

透過這樣的背景，再來看近年來頗受重視的通識教育，就會有更為深入和準確的認識。關于通識教育的定義有多種，這是較為簡略的一種表述：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間的知識和價值觀。當今國內多所著名大學都強化了通識教育，令人欣慰。這不應該被看作一種亡羊補牢式的權宜之計，而是回歸一種初衷，一條正途：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全面發展。

通識教育，東西方都各自有著深遠的淵源，雖然過去未必這樣稱呼，但內在精神實質卻是相通的。在東方，這種教育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六藝教育，以及漢朝以后的儒家教育，如“君子不器”“允文允武”之類觀念，指向的就是人格和能力的全面發展，要成為通才，而非用途狹窄的工具。在西方，通識教育源起于古希臘時代的自由教育，有時也被稱為博雅教育，這個名稱更有助于讓人深刻認識教育的育人使命：培養廣博知識和高雅氣質的人。因此，人文教育一直是作為通識教育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回到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胡先骕、蔡希陶兩位植物學大家的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雖然分別是在國外和國內讀的大學，但受到的都是這種背景的教育。他們開闊的人文視野，對其卓越人格的形成，出色事業的開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就仿佛作為他們研究對象的任何一種植物，只有在陽光、土壤、水分等諸般條件適宜的情況下，才能夠發育得茂盛茁壯，精神的生長也是如此，只有撤除種種主觀和客觀的藩籬，暢游于廣闊知識領域的浩大水面，才能夠獲得豐富的滋養，才有望贏來豐碩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