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切地說，時代是一個動詞，是浩蕩時空和久遠年代的集中表達與精準定位，是肉身行走、精神活動與社會意識共同組成的有跡可循的深刻印痕。新時代較之過去的時代其意義在于時間流動所生發出的別樣美好的宏大敘事。這一“新”既是對橫縱歷史的有效續接、傳承，又是日常事物不斷締造、翻轉、孕育的豐盈概括。它含納著一切偉大的精神勞作，本身攜帶巨大的信息：社會經濟發展、意識形態耕耘，人們充滿樸素卻驚醒的向上之認知。新時代是新事物生長的教科書，帶有某種神諭與昭示，歌頌與贊美，向著真、善、美的一切。

新時代詩歌有別于新時期詩歌的顯著因子恰是其無與倫比的內在肌理，而非模糊不清、撕裂式的交叉小徑，也非眾聲喧嘩中的泥沙俱下，更非英雄的“悲欣交集”的個體獨鳴。它是成色分明的多聲部合奏，又是主配角個性和而不同視域宏豐的舞臺劇。作為整體，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個體，可花開數枝，各盡芳菲。新時代詩歌整體考察，在文學意識生態中寬可走馬，密可不透風。春光秋賞，異彩紛呈。帶給人們無限的美的感受、尊享，在傳播途中引領詩意的棲居，普渡眾生點燃性靈的火種。

新時代與詩歌的關系已經逐漸演變成文學史上的一種抒寫與纏繞，成為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一個相對心性成熟的詩人，在創作詩歌文本的同時一定要警覺地認識到創作的主體性和所處時代的隱秘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掌握文學的結構密碼，洞悉文字的排列關聯，陶塑漢語的精神光芒，建構詩歌新秩序，觸摸詩歌崇高而神性的肉身。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古老文字的精品力作。

歌德說，一個詩人有一個詩人的時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人。古語講，時勢造英雄。這個“時勢”即是指“所處時代”。我們在閱讀《雙城記》時，狄更斯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他言說的時代就是他的肉身體驗和精神遭遇，在時間節點上的總體呈現，那是他所處的寫作語境和書寫境況的時代。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所有時代的總和，是時間在空間鏈條上的N次方疊加。因此，這樣的時代顯然要復雜、多變、致幻，充滿無限創造性的可能。我們的詩歌創作要順應與尊重時代，需要我們更加精準地定義時代的思維地圖，找到適合自我的創作路徑。我們和之前時代的那種或是松弛、緊張、對抗的關系已經被更為清醒的文學認知、更為深切的人文關懷、更為宏觀的普世價值所取代。一個具有高度文化自省與精神自覺的文學時代已經來臨，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站在時代的對角線上看時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文學是江河，詩歌不是蒸餾水。或許我們之前有更多的擔憂，比如文化先賢在中國古典主義文學時代占盡創造優勢，預留給我們的創作空間已經極度狹小，甚至是逼仄。這就要求我們不斷突破傳統詩之塊壘，敲碎詩歌創作中知識結構、日常題材、審美志向、思考力度的瓶頸，進行突圍；比如我們的祖先憑借卓越的天賦異稟和高瞻遠矚的創造才能，幾乎已經把中國的古典詩歌藝術推向了光輝的巔峰和頂點，無論是詩的古典表現形式、創作技巧，都業已成熟、完備，乃至臻美；再比如我們生活在一個距離古典越來越遠的后現代，物質發達、喧囂浮躁的后工業文明社會，傳統詩歌創作中的古意日漸遙遠與生疏。我們的時代風尚與文化語境又在快速的變異之中，詩歌創作會不會走進一種迷茫、懸置、漫漶的胡同等。縱觀偉大的新時代詩歌，在詩人們深思而節制的創作中，竟然涌現了那么多與新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精品力作，與時代的精神體溫合抱而暖的溫潤詩作，在相互牽引、相互召喚的漢語中印上屬于自我的精神胎記。

中國新詩走過百年風雨歷程，在這短暫而又漫長的漢語嬗變中完成了世紀交響。自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首次為新詩發聲至今，已經一個世紀有余。百余年中，中國現當代新詩經歷了相對“舊詩”而言的“新詩”、相對“文言詩”而言的“白話詩”、相對“格律詩”而言的“自由詩”和相對“古典詩”而言的“現代詩”等幾個階段。就改革開放的40年而論，我們的詩壇歷經朦朧詩、第三代詩、后現代詩、口語詩，到如今標新立異的超現代詩等大致幾個階段。從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朱湘、李金發、穆木天到卞之琳、何其芳、林庚、臧克家、艾青、馮至、穆旦、郭小川、賀敬之、鄭敏、蔡其矯、彭燕郊，再到朦朧詩的芒克、江河、舒婷、楊煉、顧城，第三代詩人中的歐陽江河、海子、西川、韓東、于堅、王家新、楊黎、李亞偉、何小竹， 新現實主義詩人如雷抒雁、韓瀚、駱耕野、葉延濱、王小妮，口語詩中的沈浩波、尹麗川、朵漁、巫昂、伊沙、李海洲、尚仲敏等形成了百年新詩階段實力矩陣。包括港澳臺，特別是臺灣現代詩成績有目共睹，涌現出了紀弦、痖弦、余光中、洛夫、鄭愁予、楊牧、蓉子、周夢蝶、羅門、商禽等這樣的創作梯隊和創作態勢令人欣喜，奉獻了很多耳熟能詳的優秀力作。他們的創作既是對中華古典文化精髓的薪火相傳，又是繼往開來的播種者。在40年的詩歌鏈條上，詩群詩派如雨后春筍般相續走上詩的舞臺，可謂波瀾壯闊、前赴后繼。陣容之龐大，參與人數之眾多蔚然成風。各個代際、詩群、詩派領軍人物層出不窮、各領風騷。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如“歸來詩人群”“朦朧詩派”“新現實主義詩群”（一說“新來者”詩群）、“第三代詩人群”“知識分子寫作”詩人群、“民間立場”詩人群，后來的代際劃分以“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為“詩群”進行細致而疏密的切割。而各個詩群又進行精致細化成無數個詩歌部落。

還有目前活躍于詩壇的吉狄馬加、臧棣、湯養宗、雷平陽、李少君、胡弦、張執浩、陳先發、沈葦、杜涯、海男、江非、黃禮孩、楊克等，在創作數量、質量上都形成詩歌譜系中的一支勁旅。他們擁有野性且自然生長、變異、消解、重組、裂變而再造的能力，在詩的形式、形制、結構、語音、修辭上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與革新。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在以往的詩歌誤區與盲區之中成功突圍，致力于找尋新的詩歌平衡點與落腳點。不僅拓寬了現代詩的創作維度，延展了詩的內在核心，還為我們貢獻出了《海天集》《去人間》《沙漏》《九章》《送流水》等熔鑄古今的優秀作品。近來，由韓東主持的《青春》文學雜志詩歌欄目刊發了于堅的最新長詩《莫斯科札記》，《鐘山》刊發了周倫佑的長詩《春秋詩篇》，讓我們強烈感受到了優秀詩人的再生能力。這些新時代詩歌的先行者孜孜不倦的創作生機，嚴謹謙遜的創作姿態，豐富著漢語的傳承功用，不可不謂氣象萬千、汪洋肆意。他們正在身體力行、竭盡全力的創造著一個屬于自我、屬于人類的偉大的精神世界與詩歌家園。

各個代際的詩人們都在重新梳理新時代詩歌的合理借鑒所在，以魯迅“拿來主義”為詩學標桿，用一把新時代詩歌的思維丈量詩創作的邊界。他們的創作史就是百年新詩的發展軌跡和精神走向。他們的詩歌創作從來不拋離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傳承，順理成章的成為新時代詩歌的探索者。新時代詩歌有著自我的創作指紋：人的創作才力的全面爆發，個性的極具張揚，視域的無限填充。新時代經濟的迅猛騰飛與崛起，政治的永葆生機與開宗明義，文化的全面復興與弘揚，使得我們的新時代因之煥發出民族的強大生機與活力。因此，新時代詩其實既是寫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也是寫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這是在考驗詩人與詩歌的時代責任與擔當。新事物、新題材，催生新的表現手法與藝術技巧。要求我們的詩歌創作要持有“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突破生活，回歸藝術”的創作宗旨，從普遍而平庸的日常生存中挖掘詩意，把我們的創作視角和觸角深扎于生存圖景之中，通過日常鏡像看透詩的本質，向著社會生活的細部發力，才能大有廣闊的可為空間。《歌德談話錄》里有這樣的一段話：“希望你目前只寫小題材，寫每天的新鮮感受，這樣你通常會寫出好的東西，而每一天也會帶給你快樂。”新時代到來，新時代詩歌也容顏煥發，釋放出巨大的正能量，增強了我們的寫作自信和寫作激情。不斷的觀照現實生活，詩就是現實生活的真實折射，樹立符合時代潮流的詩歌審美標準——既尊重詩人主體性，又鼓勵那些接近個人心靈和靈魂、反映民族精神、符合藝術規律的佳作。

新時代詩歌還具有一個顯著特征，即治療和教化功效。詩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敏銳的觸角”、“美妙的情感呼應”和“奇崛而瑰麗的想象”，讓人在精神上更歡愉、享受，還有直接影響人們的情感、日常生活規范和身心健康的功用。詩通過一種高級情感的傳達與映射，以意象、氣息、節奏、詞語和獨特的情感帶給人們一種綜合情緒、直覺的呈現，讓我們感受到詩歌表達出來的詩人健全的精神溫度和時代隱喻。中國詩歌講究“神韻”和“神采”，這樣的追求也是詩人必備的基本知識和素質。新時代詩歌更要遵從這一美學準則。我們新時代的詩人面對更大的課題是如何打破一味的耽于傳統創作模式。我們都是新時代詩歌的介入者、在場者，也更多可能的是新時代詩歌的締造者，這不是一種藝術的“偷聽”，而是責任和擔當的“辨認”，一種不可規避的指向。

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冒險，如何有力地操控這些不穩定的因素，抽繭剝絲，找到嫁接的平衡點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我想新時代詩歌大致有這樣幾個特征的直接呈現：

第一，把握時代脈搏，順應時代潮流，堅守時代詩歌立場，守住時代詩人良知。

第二，對傳統詩意的堅守，對先進詩藝的改造。在偉大的詩意的國度里寫詩就一定要具備傳統古典詩意的元素和活性因子。雖然現代詩歌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或是歐美的舶來品，但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中國傳統古典詩歌的現代外延。無論西方重敘事，還是東方主抒情，本質上殊途同歸。我們的現代詩歌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現代”，而是精神意識思維層面的詩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不取決于詩歌晦澀艱深的語言、模棱兩可的抒情、不明就里的敘事，更不是讓人古奧難懂的語言游戲。這種現代性不是詩歌技巧的賣弄和炫耀，它應該是一種包容、大氣和揚棄。這種現代性不應該是詩歌修辭和隱喻的另類、精辟，它起碼是樸素的、具有良知的、喚醒沉重心靈的、具有普遍真理性質的神性抒寫。西川、李少君、陳先發、胡弦等都在現代詩中探索古典詩的，因而創作出了《我是有背景的人》《觀楚舞記》《九章》等精品力作。

第三，新時代詩歌是現代詩歌寫作擔當和挑戰勇氣的典范。巴赫金曾說：“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詩歌寫作不應該是孤芳自賞式的精神獨白，不應該是嘩眾取寵式的時代表演，不應該是自鳴得意式的蒼老呈現。它應該是至少兩個人或是群體的直接對話、碰撞、交融，不是強加和歪曲，不是掌握專制的話語霸權，而是有所承擔。加繆說，寫作需要有所承擔。是的，我們不僅為自己而寫，我們也在為時代而歌而泣。

第四，對自省式詩歌寫作的推崇與挖掘、深化。如果我們的寫作不是自省的，不是嚴肅的，那將是一件令人膽戰的事情。海涅說：“反省是一面鏡子，它能將我們的錯誤清清楚楚地照出來，使我們有改正的機會。”中國似乎從不缺少自省的文學，比如魯迅寫的《風箏》、曹禺的《雷雨》等，他們在寫作中時刻剖析自我，在所刻畫的人物形象中復制自我，精神呈現的狀態和思考變化的力度。詩歌創作的自省思維主要表現在詩人對現代社會科學理性、坦率明達、兼容并包的理解和闡釋，詩人對于自己的傳統、思想、歷史、地理、藝術，對于百年來的詩歌變化是否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認知和判斷，并在此基礎上有著審美境界的文學性表達。中華民族的先賢自古就講“吾日三省吾身”。在閱讀中你會發現，臺灣原住民作家通常會在作品中進行審慎、嚴肅的文化自省和反思，尤以卑南族作家孫大川、排灣族詩人溫奇等為代表。我們的詩歌沒有沾沾自喜的資本，必須時刻保持警醒的心境，這樣才有助于真正詩歌文化的振興與發展。很多優秀的詩人都在詩歌文本中傾注了這種自省的意識，甚至變成他們閱讀和生活創作化的常態。如果閱讀了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小說作品，你會驚奇地發現，其小說表現出明顯的自省意識。他的自省意識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他的自省意識促使其在對藝術創作過程的關注中，起到轉向探討藝術或想象對于現實的建構與重塑作用。中國的古代詩人白居易也在多首詩作中表現出一種自慚自愧的自省意識。

第五，新時代的詩人、詩歌期刊、詩歌評論家、詩歌編輯家都在積極扶持新人，不厚名家，不薄新人。一個好的評論家、編輯家尤其需要這種素養。精神的舞蹈和肉體的狂歡，哪一個更重要？不要讓名聲成為詩創作的一種負擔。詩人森子曾告訴年輕人，應該像熱愛生活一樣，熱愛語言；像反感陳腐的生活一樣，反感陳腐的語言和邏輯。希尼說：“詩歌目的是激發更多的詩歌。”或許，你的詩歌永遠在下一首，但下一首未發表的詩歌依靠誰呢，明白了這個道理，寫作就具有了未來。

第六，新時代是全媒體和自媒體時代，是精神反思與詩意多元化的桃源。我們的經濟社會進入了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微信、公眾號、博客、微博、網站等都已經成為詩歌的出口，成為展示創作的平臺。新時代詩歌恰好是這個關鍵節點的有效表達。當微博、微信等新媒體襲來，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漢語詩歌同樣暗流涌動，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寫作，在資訊和媒體渠道更豐富的發表途徑，及對于日益惡化的生命共同生存環境及對于所處時代的思考與反思，漢語詩歌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語境可能，漢語詩歌已進入從未見過的如此多樣性生存狀態與寫作寬廣進程、寬宏的廣度與精深的維度。好的詩歌就是要產生美的感受，啟迪人們的心靈。只有這樣，才能給詩人們提供可以參照的標本。

第七，新時代詩歌反映了這個時代優秀詩人創作整體的完整性。詩人和詩歌都是時代的見證和記錄。見證和記錄都是對于時間的要求，對于我們存在感的一種隱形的搜索。詩人喜歡記錄生活，因為詩歌就是一種最好的記錄方式。記錄是對世界的好奇和探索。記錄是一種方式，也是一種角度，試圖表達和呈現事物最本質的面貌，為一些生發、存在和毀滅留下某種痕跡和意義。閱讀這些詩歌文本，我想自己也進入了“記錄”的程序化進程之中。直面自己、直面他人、直面整個世界，思考真相和價值。在當今信息爆炸的世界，在這個思想和觀念呈現多元化的社會，我們需要這樣的證明。

高爾基說：“最偉大的勝利，就是戰勝自己。”偉大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新時代的詩歌創作等著我們繼續去完成，我內心詩意的潮水開始涌動，這是一種自我的張揚，也是年少的熱血。我們更需要深刻乃至尖銳的自我反省。那種翻轉或許就帶有鳳凰涅槃的力量，一種“不須揚鞭自奮蹄”的驚覺。詩歌可以歌頌時代，歌頌真理。偉大時代注定我們的詩歌是清通爛漫的。《靈樞經》中提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卡明斯基的一句名言說“你不可以收買我”，我們愿意被這個偉大的時代“收買”，創作出無愧于時代、人民、詩歌的有效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