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杭州女孩章子欣的遭遇讓無數人深感悲憤。

失蹤兒童的悲慘結局并不只有一種。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不完全統計，全球每年約有120萬兒童被拐賣。而英國反奴役兒童慈善機構（ECPAT UK）的調查證實，全世界每年會有550萬兒童被販賣，市場估值每年超過120億美元。

這讓人想到上個世紀20至50年代的美國，以喬治婭·坦恩（Georgia Tann）為首的“田納西兒童之家”孤兒院，還曾打著慈善的名義，干著拐賣兒童的勾當。

這一真實販童丑聞被寫進了小說《守護者》中。小說至今銷量已超過110萬冊，賣出36國版權，出版以來一度成為《紐約時報》《今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和《出版人周刊》年度暢銷書。今年6月，《守護者》簡體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小說作者麗薩·溫蓋特（Lisa Wingate）曾是美國新聞記者，借著書中小女孩里爾·福斯的家庭故事，她讓這段罕為人知的歷史重見天日。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就《守護者》對麗薩·溫蓋特進行專訪。

麗薩·溫蓋特 WHITLEY LIND PHOTOGRAPHY 攝

澎湃新聞：在《守護者》中你同時開展了兩條平行故事線，一條是被迫被收養小孩（里爾）的心路歷程，另一條是當事人孫女（艾弗里）多年之后探尋真相的過程。為什么這樣設計？

麗薩·溫蓋特：寫了30本小說之后，我開始像母親看孩子一樣去看我的作品。它們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處，在某些方面又是獨特的。故事有時就和人一樣，或許因為它們本身也是關于人的，有它們自己的個性。在結構上，《守護者》和它的許多“兄弟姐妹”類似，我喜歡在雙重時間框架下創作故事，將現代故事與歷史故事融合在一起。

有人問我，你為什么不把里爾的故事寫成一部歷史小說呢？在我看來，將里爾和艾弗里的敘述交織在一起，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們可以跟隨艾弗里的腳步，一點點地揭開真相的面紗。同時也設置了懸念，讓讀者擁有探索真相的樂趣。此外，讀者可以感知到艾弗里想要了解真相的迫切心情，以及她的最終發現有可能影響、改變甚至威脅到她的未來。

設置雙重時間線最大挑戰就在于如何將故事編織到一起，從而有效推動情節發展。盡管小說蘊含兩條故事線，但一般情況下，會以一條故事線作為小說節奏的主導。可能是歷史那條線，也可能是現在那條線。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展現當下人物對歷史真相的探索將如何改變現在的生活。我們將吸取什么教訓？哪些習慣、自我認知或未來計劃可能因此變化？可能會泄露什么秘密？這個矛盾沖突越激烈，情節的張力就越大。

自然而然地，我想大多數人都對自己家庭和社交圈里的謠言、荒誕故事和奇聞軼事感到好奇。而平行故事線的作用就是，發現聯系并挖掘隱藏的過去。

澎湃新聞：《守護者》這部小說是根據美國歷史上真實的社會丑聞改編的，但文學創作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歷史現實與虛構想象之間進行平衡。你如何看待并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

麗薩·溫蓋特：我喜歡歷史，當我看到某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時，經常上谷歌搜索，翻閱書籍，查找文章和電影來滿足我的好奇心。當我決定要寫一個關于喬治婭·坦恩的故事時，我開始搜集大量信息，包括書中的一些材料，直到我對事實有了全面了解。

然后，我開始思考這些角色是什么樣的？由誰來講這個故事？我在研究時發現，一直以來，我們缺少的似乎是那些被拐走的孩子們的聲音。那些突然被喬治婭·坦恩偷走、送入收養家庭，但卻對‘發生了什么’和‘為什么會發生’都一無所知的孩子。于是，我腦海中萌生了“福斯一家”的故事。

孟菲斯是一個河畔小鎮，也是一個貧民區。人們可以在那里扎營，留下來生活。當然，有些家庭一貧如洗，他們找不回他們的孩子，所以我把“福斯一家”的生活設定在河上船屋里，從里爾的角度開展整個故事。而艾弗里則是現代時間線上的人物，她會發現福斯一家的故事與她自身息息相關。此外，我把艾弗里放在一個政治家庭中，當她試圖揭露家族過去的丑聞時，因此牽涉的利害關系更大。

澎湃新聞：在寫這本書之前，你做了大量的調查。你曾經提到，主人公里爾·福斯的經歷是從幸存者講述的內容中獲得的。我們對幾十年前那些被拐兒童的生活現狀很感興趣，當年的事依然影響著今天的生活嗎？

麗薩·溫蓋特：這是一本充滿調查與研究的小說。我幾乎把所能找到的關于喬治婭·坦恩和孟菲斯的田納西兒童之家的所有資料都看了一遍。的確我從中獲得了小說創作的養分。探索頻道一檔專門關注女性殺手的真實罪案紀實節目（Deadly Women）及其他新聞片段提供了有用的視覺信息；各種非小說類書籍、新聞消息和田納西州的報道有助于了解與喬治婭·坦恩有關的政治腐敗和丑聞掩蓋行為；哈倫·哈伯德的《棚戶區日記》（Shantyboat Journal）是一部關于河上棚戶區生活的著作。此外，我還在孟菲斯呆了一段時間，參觀當地博物館、圖書館和大學照片檔案館，以及與田納西兒童之家中對當年事件還有印象的人員交談。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與一些受害者進行了交流。我遇到了當年販童丑聞中真正的幸存者，一些人給我寫了信，現在我仍能收到那些自稱被喬治婭·坦恩收養的人的來信。當這本書出版時，一些人寫信給我，問我是否有興趣與那些仍受這段歷史影響的人們重聚。一些人自愿幫助安排這樣的會議，我們組成了一個核心小組，并按照計劃在孟菲斯度過了一個周末。我聆聽了他們的故事，分享了當年的領養文件和尋找家人的情況，還看了報紙文章和與田納西兒童之家有關的其他資料。

許多人都想分享他們的真實故事，因此，我的一位記者朋友朱迪·克里斯蒂（Judy Christie）開始記錄田納西兒童之家被收養者以及他們家庭成員的真實經歷。這些記錄將作為一本非虛構作品于今年秋天出版，以在世者的聲音講述一段真實過往。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被拐兒童長期承受著某種類似的共同影響。就像里爾一樣，他們感覺自己失去了“根”。許多人都對親生父母的問題感到困惑，即使幾十年后，即使在領養成功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許多人都掙扎于一種證明自己或努力適應的感覺中。長期影響因人而異，但他們身上有一些共同特征。

澎湃新聞：這本小說寫得順利嗎？最大的障礙是什么？

麗薩·溫蓋特：最大的障礙是處理情節，使過去時和現在時的部分融合在一起，故事的神秘感被一點點地揭示出來，能讓讀者不斷翻頁讀下去。我很喜歡看到這樣的留言，如“我放不下這本書”或者“我花了整晚時間來看這本書”。我常帶著這樣的想法寫作：“什么會讓讀者繼續看下去呢？”

澎湃新聞：喬治婭·坦恩和田納西州兒童之家協會的真實故事其實是一個悖論。不可否認這個機構把許多孩子從各種或悲慘、或危險的環境中營救出來，但也有無數的孩子被這個機構從慈愛的父母身邊搶走。你如何看待這個矛盾？

麗薩·溫蓋特：人生總有好事和壞事。困難在于，我們如何度過難關，變得更好、更強大。我總是希望讀者能感覺到，書中的角色已經走出了風暴，重新回到了陽光下。

許多讀者會問，為什么我們沒有看到更多關于格賓、卡米莉婭和朱迪雙胞胎的故事。在我看來，在那個時期，找到福斯家族的所有孩子是不現實的。盡管田納西州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公開了一些家庭團聚的記錄，但有關喬治婭·坦恩的許多文件被大幅篡改。當丑聞爆發時，許多細節記錄也丟失了，大多數幸存者都難以找到他們的家人。

但今天人們又有了新的希望，通過DNA測試，一些人甚至可以與遠親建立聯系，了解他們的生身家庭，一些美好的團聚正因此而發生。但是，當艾弗里在尋找她的過去時，一切都無法選擇。

澎湃新聞：有一種觀點，如果給不了孩子好的生活就不應該生孩子。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在與同齡人玩耍時會敏感地察覺到這種差距，從而責怪他們的父母。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窮人就不配有養育孩子的權力嗎？

麗薩·溫蓋特：喬治婭·坦恩收養的多數孩子來自貧困家庭，或由單身母親所生。在那樣一個時代，她們無法提供優渥的生活條件。盡管這些父母中有一些人自愿放棄了孩子，但許多小孩還是通過邪惡的手段落入了坦恩手中。有些人是在前廊或放學回家的路上被綁架的，其他人被坦恩醫院和社會工作網絡中的“偵察員”擄走。坦恩覺得，他們的父母很窮，不適合撫養或愛他們的孩子。

不幸的是，由于喬治婭·坦恩的個人動機是利潤驅動的，孩子們往往會遭受比他們原本留在原生家庭更艱難的處境。所有陷入坦恩手中的孩子都處于田納西州兒童之家的糟糕設施或寄宿家庭帶來的危險之中。

許多收容所是骯臟的，工作人員冷漠自私，孩子們得不到應有的教育和適當的醫療看護。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么在那里，他們的家庭發生了什么事，或者他們將被收養，沒有人告訴他們。他們大多數是為了利益而被收養，還有一些是為了幫助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獲得孩子）。如果沒有對收養家庭進行適當的審查，坦恩孤兒院常常會造成令人心碎的悲劇后果。有時，這些孩子根本不適合他們被收養的家庭。

我遇到的幾個成人幸存者都表達了這樣一種情緒：他們寧愿在貧窮的環境中長大，擁有完整的親生家庭和遺傳基因，也不愿在被富裕的家庭收養。其他被收養者則沒有這種感覺，他們的理念是：雖然不贊成收養過程中的不正當因素，但他們對養父母以及由此帶來的機遇心存感激。不過一般來說，不管他們成年后的情感如何，被收養者都想知道自己的血緣真相。

澎湃新聞：新世紀以來，跨國界、跨大洲販運兒童的現象屢見不鮮。你認為這種趨勢對保護兒童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戰?

麗薩·溫蓋特：我經常聽到一些國家的兒童權利倡導者在為保護兒童和家庭而斗爭——不僅保護親生父母，而且保護尋求收養的家庭——以防止販童者利用兒童和家庭來謀取私利。他們認識到，喬治婭·坦恩的方法與他們自己國家的兒童販運者使用的方法有相似之處。那些提倡公平和公開收養的人，優先考慮兒童的福利，正在與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難作斗爭。

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人販子更容易建立起一個廣泛的網絡，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潛在的買方父母，找回孩子變得更加艱難。腐敗官員、高薪律師和罪犯更容易轉移資金、隱藏交易和隱瞞事實。在喬治婭·坦恩的時代，報紙廣告被用來招攬和識別潛在客戶，通過信件、電報和電話進行交易。而現在，只要按一下按鈕，就可以進行跨洋越海的交易。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國內外兒童交易黑市上的掮客很多是女性，就像喬治婭·坦恩一樣。一方面，女性承擔著母親的角色，本應對孩子懷有更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卻又成為此類犯罪的主流。你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麗薩·溫蓋特：我不確定在以營利為目的的收養中，哪種性別的參與比例更高，但在這種犯罪活動中，女性處于有利地位。因為公眾往往認為婦女是兒童的養育者和保護者。

在公眾眼中，喬治婭·坦恩曾是一位外表無辜、慈祥如祖母的女士，她只關心貧困兒童的福利。人們對她的判斷往往是基于她的外表，而實際上，她是數千起綁架和非法收養的幕后黑手。她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利用它為己謀利。最危險的罪犯往往是那些外表無害的人。

澎湃新聞：你在未來還有其他寫作計劃嗎？是否同樣關注某些社會問題？有沒有對小說進行影視化方面的考慮？

麗薩·溫蓋特：我總是在寫作，但有時候想法很多，我無法將所有的想法都寫出來。我三十部小說中的人物既反映著今天，有時也反映著過去。

如上所述，我和朱迪·克里斯蒂（Judy Christie）會在10月份出版《之前與后來：從田納西兒童之家販童丑聞中幸存下來的孤兒如今怎么樣了》（Before and After: The Incredible Real-Life Stories of Orphans Who Survived the Tennessee Children’s Home Society）。我們采訪了這些孤兒和他們的后代，以及一些原生家庭的成員。在那本書中，我們講述了他們的故事，以及喬治亞·坦恩的無恥行為在千家萬戶中造成的悲劇。

另外，我的下一部小說也已經完成，正在編輯過程中，預計將在2020年春夏發布。這也是一個雙重時間線的故事。目前還沒有命名。

在那之后，誰知道呢？我有一個“點子抽屜”，可以隨時從中拿出幾個小紙條，找到我最需要的那個。平時，我會撕下餐巾紙、便條紙的空白邊兒，把想到的點子寫在上面，然后分類放好。可能是今天在書上讀到的，電視上看到的，也可能是有人在電子郵件里發的一個小故事，這些都能讓我的思維拓展、獲得創作靈感，成為我寫下一本書的動力。

據我所知，米高梅（MGM）已經購買了《守護者》的電影版權，有一個編劇團隊正在著手準備劇本。另外，我早期的一部小說《蒲公英之夏》（Dandelion Summer）也被選中了，聽說劇本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