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并不繁華的東土城路上，中國作協的辦公樓仍顯得低調，很不起眼，卻常有人路過這里時駐足拍照，“打卡”所謂文學地標。在許多文學愛好者心中，“中國作家協會”是一座神圣的文學殿堂，是中國作家的大本營。

“我當年就是懷著朝圣的心情到作協工作的。”在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前夕，筆者拜訪了一位“老作協”。他說，自己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學組織工作者，而且退休快20年了，從沒接受過正式采訪。我說，這不算采訪，作為后輩，我們就想聽您嘮嘮作協過往的“家常”。

這位作協前輩是李一信，他從部隊轉業到中國作協機關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中國作協剛剛恢復建制，重新啟動工作，辦公地點在沙灘北街的簡易板房里。“來報到時看到這樣的辦公條件，多少有些意外。”李一信入職的部門是人事室，人事室和機關黨委五六個人擠在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辦公。處室的負責人每天騎著一輛辨不出原色的自行車上下班，干勁十足，“經常敲打我，人事無小事，要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為作協看好門、管好人”。

當時，作協四散各地的老同志陸續回京安排了職務，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成為駐會作家。“我從人事檔案里，看到兒時就仰慕的一連串文學大家的名字，想到自己就在他們身邊，覺得特別幸福，好像人生都找到了最佳歸宿。”兩年后，李一信從人事室調入辦公廳，參與和主持辦公廳工作是他作協生涯中最長的一段。

作協當年就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對于年逾古稀的駐會作家，逢五逢十的生日，辦公廳要組織登門祝壽，作協領導必須到場。“艾青老比臧克家老小五歲，冰心老比克家老長五歲，也就是那一年，我們要接連到三位文壇巨匠家里祝壽。”回憶起這些往事，李一信露出孩子般的興奮，“我去給冰心老送工資、送信，就能借機在她家坐會兒，跟冰心老說兩句話，很溫暖。冰心老喜歡桂花，更愛紅玫瑰，這個你們可能知道。自詡‘百歲兒童’的臧克家老不要蛋糕，就喜歡喝酸奶，這我最知道。”他笑言自己是作協機關掌管吃喝拉撒的大管家，執帚提壺躬身服務，老作家的健康起居無不掛在心上。“臧克家老人93歲那年摔了一跤，我們真是擔心得整宿睡不著覺啊。”

作協把作家當親人，文學工作者和作家交朋友，那種關切和聯系是真摯而深厚的。而作協也是作家之間的情感紐帶。得知辦公廳要去上海看望巴金老人時，曹禺囑托：“見到巴金告訴他，我真的很想他。”問冰心老人要捎什么話給巴老，冰心調皮起來：“請他自己多多保重，還有，問問他想不想我這個老太婆。”

作為專業性人民團體，聯絡、協調、服務作家是中國作協的主要職能。作協從上到下、由內而外散發出的活潑親切的氣息深深契合了“作家之家”的氣質。“我經歷過的黨組書記處領導，光年、馮牧、達成、鮑昌、馬烽……大家都習慣直呼大名。我多年做宣傳干事積攢的那些寫‘官樣文章’的本事，在這‘家庭氣氛’里似也派不上太大用場。”

1985年，巴金被法國政府授予榮譽軍團騎士勛章，辦公廳當即發賀信至上海巴老寓所。很快巴老就回了親筆信，是給機關全體同志的回信。“同志們那個歡悅啊，收到家書，怎能不欣喜和激動？”李一信向機關全體同志展示并朗讀那封滿含巴金主席深情和厚望的來信時，場面特別溫馨，“不少同事和我一樣，至今珍存著這封來信的復印件”。

而彼時，作協機關加上文藝報社、作家出版社等幾十號人，仍湊合在那幾間“冬涼夏暖”的防震棚里辦公。開源節流，籌措經費，改善條件，竭盡所能為作家辦好事實事是辦公廳殫精竭慮、日夜思謀的頭等大事，也是難事。

“我們籌建文學會堂、籌辦中華文學基金會，都是在四次作代會以后。”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中國作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帶來黨和國家的深切關懷和殷殷期望，文學事業又一次振奮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從那之后，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萬壽寺臨時掛牌。北戴河和杭州兩個創作之家相繼建起來，一直為會員服務到今天。”親抓基建的李一信去檢查杭州創作之家工程進展時，不慎從兩米多高的隔層上摔下來，躺在床上休養時，卻為施工的順利推進而無比欣慰。

“那時候，《人民文學》有刊授，魯迅文學院有普及部開辦函授班，還收作業批作業呢。作協在首都劇場舉辦文學講座，火爆如陣陣旋風，豈止是座無虛席，站都無虛席。書記處每季度專題研究創作態勢，各業務單位和部門忙著開筆會，集體改稿，從文學馬拉松大軍里選拔出好苗子。”辦公廳則在為作家排憂解難上挖空心思。“這是作協的好傳統，實實在在為作家解決實際困難，分擔創作的后顧之憂。作家的事兒，沒有作協不管的。”這些事情瑣細到，幫文學翻譯家汝龍掛專家號，給史鐵生住的平房安裝熱水器，路遙去世后家里最艱難的時期，作協為其子女支付了學費。大約是80年代中后期，辦公廳新設了一個機構叫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別管幫作家打贏了幾場官司，替作家維護正當權益的意識是跟得上的，也算是想作家之所想，急作家之所急。”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與四代會相隔12年，但是中國作協為文學事業繁榮發展而操勞的腳步從未停歇。到90年代中期，中國作協會員已達到5000多人，各省、地、市作協會員和文學工作者萬余名。中宣部和中國作協聯合在長沙召開了文學創作座談會。會上，批準在上海、山東、山西、內蒙古、湖南、廣東等地建立6個全國文學創作中心。

五代會前夕，一座供中國作協機關辦公的樓房兼全國作家創作活動中心，終于在東土城路25號拔地而起。“還有作協上下心心念念十幾年的文學館也破土動工了，以后再也不用租用萬壽寺了。”主持辦公廳工作的李一信直接參與推進中國現代文學館建設，當時的目標是到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主體工程竣工，可以布展。

“作協大事記都刻在我腦子里。作協這些年一路走來不容易，做具體事情的文學工作者，難免承受一些壓力，有時感到力不從心的焦灼和辛苦，而最終這些都不值一提，‘必達紅標遠，間關不計程’，初心沒有變過。”說到這里，李一信講起毛澤東主席和丁玲之間的一段對話。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半開玩笑地問丁玲：“你是想當官呢，還是想當作家呢？”丁玲回答：“我既不是想當官，也不是想當作家，而是想為新中國培養和扶持自己的作家。”

誠然，文學創作是一種個體勞動，但是若把作家比作自由飛翔的小鳥，中國作協就是在為他們營造一片綠色的樹林。李一信說，他只是植樹護林的一員而已。“現在作協各方面條件越來越好了，植樹護林的隊伍兵強馬壯，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這些我都了解、都惦記。”他說自己歲數大了，很少上網，但書報還是要讀的，學習不能停，沉浸于信筆涂鴉的恣意，常常忘了老之悄至。

“讀讀寫寫的慣性，自然是在作協工作養成的。擔任辦公廳主任期間，我自己記工作日記，也要求秘書處處長寫工作日記。我鼓勵辦公廳的同仁們多讀書勤寫作。”在作協機關工作，服務是第一位的，李一信不僅認真完成各項行政事務，還額外給自己定下了“每天看一個短篇，一周看一個中篇，一季度看一部長篇”的文學閱讀計劃。“想做好作協的服務工作，就得熟悉作家，想熟悉作家就必須讀作品。見得多了，看得多了，自己也可以寫，自己寫不是為了當作家，而是為體會創作的艱辛，當然也有樂趣，那是文學工作者必修的體驗，如此更能理解、尊重、熱愛你所參與的文學事業，更自覺地為作家服務好。”

李一信曾被調任魯迅文學院擔任分管行政的副院長，“那幾年里，魯院的所有課，我只要有空都去旁聽。”他說自己是“月亮里的兔子沾了光”、“圣殿里的耗子也會念兩句經”，耳濡目染下偶有靈光閃現，就趕緊記下來。“在作協工作，到處都是你可以描紅的帖子，跟社會上的文學愛好者相比，這是多么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啊！”

退休這些年，李一信有大把時間和精力寫作。他創作了200余萬字的小說、散文、詩歌，卻從來不說自己是作家，“我就是文苑籬邊一棵草，這一點從來沒有變過”。（王婉 / 文）

（攝影：馮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