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松浦理英子、吉田修一（制圖：李潔）

日本進入令和時代后的第一場主場外交G20領導人峰會不久前在大阪順利舉行。在中日領導人達成的十點共識中，“中日應以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為紐帶，持續加強人文領域交流合作”“積極開展中日民間友好交流，增進相互理解，促進民心相通”等令人印象深刻。

人是文明交流互鑒最好的載體，而文學又賦予這個載體以想象的翅膀。從1989年開始的平成三十年被稱為“無戰的和平時代”，體現在日本文學上又有哪些特征？日前，本報記者專訪了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田中和生教授，為讀者回顧了平成三十年日本文壇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剖析近年一些日本文學現象。

反思二戰的作品可自由書寫，“女流文學家”崛起

文匯報：在您的印象中，哪些作家和作品能夠代表日本平成文學，能列舉一下嗎？

田中和生：村上春樹的《奇鳥行狀錄》（1994-1995年）、津島佑子的《火之山——山猿記》（1998年）、辻原登的《不可饒恕之人》（2009年）、松浦理英子的《犬身》（2007年）、吉田修一的《惡人》（2007年）等。

文匯報：與之前的時代相比，平成文學最大的特點是什么？

田中和生：首先，進入平成年代后，反思包含日本戰敗在內的歷史題材可以自由地書寫，比如村上春樹和津島佑子就是抓住了這樣的題材,寫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辻原登也屬于這一脈絡。其次，很多女性作家從連接近代日本的昭和意識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在平成時期大為活躍，“女流文學家”這一群體稱號也是在平成時代出現的，是平成文壇的特征之一。受松浦理英子、山田詠美、川上弘美等女作家代表的影響，一些有實力的女作家也陸續登場。

文匯報：上世紀90年代被當作日本“失去的一代”之起點，并影響至今。進入平成時代后，泡沫經濟崩潰，1995年1月日本國內遭遇阪神(大阪與神戶)大地震，同年3月經歷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負面新聞層出不窮。那一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于當年8月15日發表了謝罪發言，即“村山談話”。對于歷史問題的認識，比起以往以更現實的姿態出現。這一連串的社會、政治事件給日本文壇帶來哪些影響？

田中和生：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文學家們終于跟上了日本社會的步伐，使之常識化。另外，上世紀90年代所強調“后現代主義”的文學觀在文壇興起，可以說那是要與有戰爭和戰敗“負遺產”的近代日本相斷絕的表現。

村上作品具有美國文學、日本文化和中國元素等多個符號

文匯報：在大事不斷的1995年前后，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年村上春樹反思日本暴力及侵華戰爭的《奇鳥行狀錄》出版。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可謂現代日本文學最具代表性的兩位作家，“與大江健三郎相對照的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即便在平成出版不景氣的時候，也很熱銷。近年來，村上春樹幾乎每年都是諾獎呼聲很高的候選作家。您認為村上作品的魅力何在？

田中和生：誠如您所言，村上春樹是象征日本平成文學的作家之一。正如他的代表作《奇鳥行狀錄》所揭示的那樣，可以說是日本的愚劣招致了戰爭，不應該讓這樣的戰爭再次發生，這種“戰后日本”的價值觀成為他作品的基底。在此延長線上，他的作品也呈現了“戰后日本”經濟繁榮實現了個人自由。所以，村上的讀者與反對戰爭、肯定個人自由的“戰后日本”價值觀產生共鳴，這也是村上作品獲得很大支持的原因所在。

文匯報：有日本學者指出,村上春樹受美國文學的影響很大，這也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對此，美國學者唐納德·基恩曾直言不諱：“他的小說受美國文學影響很深，我并不感興趣！”對此，您怎么看？

此外，比起純文學，平成年代的一個現象是娛樂化的文學作品和輕小說占了很大市場。因此有人指出，在這股潮流中，村上作品的文學價值被夸大了，就此也想聽聽您的觀點。

田中和生：雖說村上初期的作品的確受了美國文學很大影響，但自從他1995年因成長地神戶地震、東京地鐵毒氣事件等一系列動蕩，并結束美國四年的生活回國之后，那種影響反而變淡了。他在用日語書寫作品的時候，有意識地與日本文化相聯結。而且，最近村上在反思其父親參與侵華戰爭這一史實，從中可以看出，村上對在戰爭中受害的中國人民抱有強烈的倫理意識。他早期作品中也有提及中國和中國人，比如，1983年發行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去中國的小船》。誠然，村上文學與美國文學有不可分割之處，但是他對中國和中國人的關心也是一貫的。也就是說，村上的作品有美國文學、日本文化、中國元素等多個符號，因此也受到很多讀者的關注。

另外，再談一下當下文學作品娛樂化的問題。日本文壇也有不少犧牲小說趣味性而追求藝術價值的作品，比如平成時期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很明顯就是朝著這個方向來創作。對于這樣高質量的純文學作品，哪怕銷量不佳，出版界對其也是呵護有加。與此相對，村上作品一方面維持了小說的趣味性，另一方面又兼顧了藝術價值，我個人認為應該肯定這點。與村上相同風格的作家，在下一個世代當屬吉田修一。

令和時代，重視亞洲共同發展的作家們將更有前途

文匯報：您覺得令和時代的文學走向是怎樣的？能夠繼承大江和村上地位的后繼者又會是怎樣的創作者？

田中和生：“令和”的年號出自《萬葉集》，顯示出日本政治、社會正朝著內向化的方向前行。文學層面，與這個傾向相向而行的作家和要打破這個傾向的作家即將分道揚鑣。我個人感到，在令和時代更有前途的，當然是打破這個傾向的作家們。

具體來說，不是那些對被美軍占領的“戰后日本”持肯定意見的書寫者，而是重視亞洲地區共同發展、在文化交流中創作的作家們。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是在這一脈絡中的，辻原登則更早清晰地在其作品中展示了這點，例如他以中國大陸為舞臺創作的《村的名字》和《飛翔吧，麒麟》。另外，繼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樹之后，日后可能會達到他們那樣高度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吉田修一和平野啟一郎了。

我想這也與吉田修一成長于面海開放的長崎有關，他經常會有意識地考慮位于亞洲區域的日本。比如，涉及沖繩問題的《怒》（2014年），就是在這樣的意識下誕生的。即便是可以當做輕快讀物來看的《橫道世之介》（2009年），由于作者不經意地帶出海上難民的話題，讓讀者不知不覺間意識到日本是通過日本海與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連接起來的。吉田的很多作品都是暢銷書，在持續影視化被搬上大銀幕的同時，影響力也在不斷加強。由此，我認為吉田修一是令和時代能夠挑起大梁的作家之一。

再說一下平野啟一郎，他原本也創作了藝術價值很高的作品，到了201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一個男人》（出道20周年紀念作），他終于實現了小說這種文體趣味性的同時，又兼顧了高水準的藝術價值。平野啟一郎是“70后”中很具有實力的作家，也掌握了向廣大讀者言傳的寫作技術。我期待他在令和時代，也能寫出與昭和的大江健三郎、平成的村上春樹相匹敵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