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我們的意義為什么失落？第二個，我們的意義為什么產生了危機？第三個，我們的意義將如何呈現出來？

一、意義緣何出現失落？

大家知道，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說，所有的文化都是對人而言的。它是基于人生或生命的一種意義的支持。那么，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文學也是在文化的意義上，對人生或生命作了這方面的支持。大家知道，我們傳統的文學就有所謂的“文以載道”之說，如果把“道”理解為意義的內容的話，那么，我們傳統的文學就在承載傳統意義方面，做了一個很好的相互之間的建構。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從整個文化或美學角度來說，它構建了一個與中國傳統的以道德為本體意義的倫理審美系統。從文體上，或者說從中國文學的詩、詞、曲、賦、文等角度上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傳統的意義演變，它經歷了一個從初始到高潮再到失落的曲線過程。譬如，古代詩歌是經歷了從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的文體變化的。像四言詩，它對應的是我們農耕民族在勞動之余的心靈韻律，非常優雅、愉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還有“蒹霞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它非常優雅地對應了農耕民族的心靈韻律，形成一種對人生或生命的意義支持。發展到了五言以后，更為深沉、復雜的意義也隨之生成了。我們讀《古詩十九首》，就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詩句，比起四言詩來，它的意義發生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用今天的話來說，它賦予了人生或生命的意義以更濃厚的哲學內涵。到了唐代，到了四言、五言、七言詩均已的達到了頂峰，也與整個大唐、盛唐的情形相匹配。

眾所周知，就中國的朝代而言，從秦開始，秦、漢、唐、元、宋、明、清，我們都可用“大”來相稱，唯獨唐朝還可用“盛”來表示。所謂“盛唐”，這個“盛”表示中國文化和文學也達到了“盛”，然而，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從此開始，就一直往下走。從詩歌創作中就可以看到，初唐的詩風是非常開闊的，我們讀李白的詩，就可以看到詩中的想象非常的開闊：“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的個人性格也非常率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到了中唐，杜甫沒有了這種氣質，杜甫更多的是“憂患”。他看到的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盛世的的氣象，他已經體會不到，所以，他有兩句詩“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在古典詩歌里，這是寫“悲”，寫的最好的兩句詩，沒有人能夠超過它。到了晚唐，連這種詩中憂患的心情也沒有了。有的是李商隱的“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再到了晚唐末，唐代馬上要結束了。連“夕陽無限好”也沒有了，有的是羅隱的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意義失落的進程在加快。

從文體上來看，取而代之的是詞，詞跟詩相比，沒有那么渾厚、多向和深沉，它有的是更多的、無盡的哀愁。南唐李后主的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清照更是用疊字來形容，“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來傳達“人比黃花瘦”的凄涼境況。蘇東坡的詞，寫的很豪放，也很開闊吧，但也是表現了他面對人生困境無奈：“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真正地體悟了“月有悲歡離合，人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的人生無奈和悲涼。人生全不了，這將是常態，所以只好把事情寄托在月亮上面。而到了元代，連這種希冀也沒有了，有的是：“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為什么不說東風肥馬呢？“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你想想看，腸子斷了是什么感覺？到了《紅樓夢》就是唱挽歌了。它的《好了歌》，好了，就是了了，當然了了，也就是好了。這種意義的失落一直走到晚清，在晚清，現代西方文化的涌入，傳統的意義就產生了根本性的危機，而不是單單失落的問題了。它表明：傳統的在道德本體領域建構的一整套的意義系統，不足以支持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人面對西方世界的沖擊，不足以為新的人生提供完整的價值和意義的支持。

二、意義緣何發生危機？

這樣一種的意義危機，用美籍華人學者張灝教授的研究來說，就是中國人在三個方面產生了迷失：第一是道德的迷失；原本不需要去道清的東西，在今天已經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第二是存在的迷失，人活著卻不知道要干什么？人生出現無意義的漂浮；第三個是信仰的迷失，人生失去了終極的方向和理想，心靈再也不得到意義的滋養。

所以，從晚清這個時候開始，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提出要向西方學習，這樣，向西方學習，那我們就要面對傳統的意義該怎么辦的這樣一個問題？所以，先驅者們開始從文學的角度來表現他的感性認識，于是，就出現了從“詩界革命”到“小說界革命”的這種呼喚革新的聲音，開始對現代文明的有所學，有所思的認識現象，提出了當傳統的意義不足以支撐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意義該走向何方的問題。

因此，從晚清來看，“詩界革命”中的“我手寫我口”，其實在它背后，支撐它的理念已經從傳統的單一的道德上的意義建構，轉向對生命自由的向往，“我手寫我口”就是要求自由的表達。再到“小說界革命”，就是“欲興一國之民，必先興一國之小說”的新理念的提出，表現出對人的精神世界關注高度的創作理念。

當然，如果說晚清的這些革新運動，沒有完成它的使命的話，那么，這個歷史的重擔就落在了“五四”新文化上了，所以，新文化的先驅者們直接從西方文化思想庫中搬來了兩個東西，這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試圖用“德先生”和“賽先生”來重新建構現代人的意義世界。這樣，我們的文學也非常適應了這樣的環境，配合了這場新文化運動。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直接從語言的表意系統開始，而不是宏篇大論地從體制，或文化載體的角度開始。大家知道，傳統文言文的表意系統非常的優雅、集約、簡練，這的確是非常的好的語義表意系統，但是，在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面前，它發揮不了語義的功能和作用，也不足以表達現代人內心的復雜心緒。這樣，那一套文言的表意系統不能用了，這就要涉及到話語權的轉換問題。如果只是在文言文的表意系統里面，再去革新、去修修補補，都是不解決問題根本。這樣，胡適直接從打破文言八股著手，直接從語言系統著手，建構了一整套的符合現代人表意系統。這就是新文學的“誕生”。它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它在存在一個屬性上，或價值的理念上就和傳統拉開了距離。同時，從這個距離上來看，中國文學在這一個轉折中獲得了一種“新生”。雖然我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也許我們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起步為一百年，可能后來人寫文學史的話，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把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分得這么細，可能只歸為一章，甚至就是一節。那么，這一節或者這一章怎么來寫？就是說如果要確定這一章的地位的話，那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整個的“價值理念”上，在整個表意系統上，和古代拉開開了距離，劃開了一個時代。這一個時代一直延續到今天。

三、意義緣何需要重構？

當然，我們知道在文革結束以后，北島寫了一首詩，叫《回答》，里面有一句“我來到了這個世界，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那么，可以這樣說，中國傳統的價值世界和意義世界，就在“我不相信”中真正地全部倒塌了。所以，今天對于我們來說，包括我們今天紀念“五四”也好，學習“五四”也好，實際上，就是要進行意義的重構，還是要思考新的意義，究竟要往哪走，從哪兒出發。自然，回到原來的地方，是不可能回得去的，這樣，那怎么來建構一個跟我們這個民族，或者我們這個表意系統相吻合的價值世界呢？這就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所以，我們今天不論是看“五四”新文化也好，還是看“五四”新文學也好，雖然可能還存在這樣的問題，那樣的問題，甚至它很幼稚，但我的觀點是，它真正與古代拉開了一個距離。它在整個時代發展的節點上，劃了一個時代，這是一個新的起點的開始。這個新的起點，無論它怎么走，會遇到什么情況，它將始終是朝著以“自由”為價值理念的現代文明的意義世界走的，我想，就像九曲黃河入海一樣，崎嶇蜿蜒，但始終不會回頭。

雖然我還不知道未來的意義，究竟會怎樣的情形？究竟會建構在什么地方？但我們需要對這個意義重構，保持我們必要的信心和樂觀。歷史或許會有驚人的相似，但不會重復，不會走回頭路，人對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理念的現代文明意義世界的向往，永遠不會過時或消失，而這，也是我們從“五四”新文化、新文學中所獲得的深刻啟示。

（根據錄音整理，經過作者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