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巴金（右一）等在上海向普希金紀念碑獻花

2019年6月6日，是俄羅斯偉大詩人亞·謝·普希金誕辰220周年。

普希金為俄羅斯民族文學奠基，使俄語文學得以屹立于歐洲的民族文學之林；他涉獵所有文學體裁并奉獻出經典之作，為俄羅斯文學的傳統開創(chuàng)了先河；他通過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范了現代俄羅斯語言。這一切，為他贏得了“俄羅斯文學之父”的桂冠。在對普希金數不勝數的美譽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俄羅斯的首愛”（丘特切夫語）和“普希金——就是我們的一切”（А.格里戈里耶夫語）。與此同時，普希金的作品，又因為反映人類共同的思想與情感，表現人民所珍視的、構成其道德和審美探索意義的追求，具有“呼應一切”的“全人類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語）。

對于普希金這樣的天才，肉體上的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終結。他留下的精神遺產使他成為不朽。正如詩人在具有人生總結性質的詩篇《紀念碑》（1836年）中所預言的那樣，在“珍愛的詩琴中”，他的心靈“決不會腐朽”“比骸骨存在得更長久”。在論述普希金的歷史意義時，別林斯基指出：“普希金是屬于那些永遠充滿生命活力和原動力的現象的，這些現象決不停滯在死亡迫使它們所停留的那一點上，而是在社會的意識中繼續(xù)不斷地向前發(fā)展。”事實表明，1837年2月離世的普希金，一直通過自己的作品，“活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讀者當中。

普希金也生活在中國，與上海更是有著特殊的聯系。在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上海始終在各方面創(chuàng)風氣之先，更是引進外國文學和文化、傳播和踐行先進理念與思想的先鋒。俄羅斯文學是19世紀下半葉從上海“登陸”中國的。而根據俄羅斯文學翻譯和研究專家戈寶權先生的考證，第一本漢譯俄羅斯文學作品單行本，正是普希金的小說：上海大宣書局1903年出版的《上尉的女兒》。此后，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普希金的作品不斷地被翻譯、出版，詩人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而普希金與上海的聯系最直觀的體現無疑是上海普希金紀念碑。

這座位于市中心的紀念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曾是俄羅斯/蘇聯境外在亞洲唯一的一座普希金紀念碑，也曾是上海乃至全中國為外國作家/詩人豎立的唯一一座紀念碑。如同人一樣，紀念碑也有自己的命運。這座紀念碑的命運，充滿悲劇色彩，同時，又內涵深廣，折射出歷史底色的豐富斑斕和歷史進程的復雜詭譎，蘊含著深刻的啟示。

一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對俄羅斯文學的翻譯、研究與傳播，逐漸形成了一個高潮。在探究其成因時，瞿秋白寫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于俄國，都集于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都想在社會的現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俄國。于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而在這一目標中，“俄國的第一個國民文學家”（鄭振鐸語）普希金是被關注的焦點。

另一個推動俄羅斯文化、文學在上海傳播的力量，是上世紀初至40年代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俄羅斯僑民。1917年，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之后又開始了國內戰(zhàn)爭。大批俄羅斯人因此背井離鄉(xiāng)，一些人顛沛流離，最后漂泊到了上海。據統計，自1918年至1931年14年間，抵滬俄僑14836人，即平均每年多達1060人。剛剛抵達上海的俄羅斯人，多數窮困潦倒，但在多元、包容因而也充滿機遇的上海，他們中的很多人艱苦創(chuàng)業(yè)，“不僅很快就有了基本生活資料，而且以其自覺、誠實和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及其豐富的專業(yè)知識和熟練的技術才能和……非凡的經商本領，很快便贏得了上海中外各界人士的重視和好評。不少……逐漸在中外企業(yè)中升任要職；還有越來越多的……在克勤克儉、積累了一定的資金后，開始自行經商和辦工業(yè)”（汪之成語）。由于俄、法在歷史和文化上的淵源，俄僑大多居住在當時的法租界。俄僑聚居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也因此成為了上海的“涅瓦大街”。在物質方面站穩(wěn)腳跟以后，俄僑開始追求精神生活。他們建造教堂，出版報刊，建立話劇團、輕歌劇團和芭蕾舞團，上演劇目。上海為俄僑精神生活追求的實現提供了條件和平臺，俄僑也為豐富上海的多元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3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在滬俄僑和上海文化藝術界人士決定予以隆重紀念。為此他們成立了普希金紀念委員會，成員包括德高望重的俄僑代表，崇敬普希金才華的中、法、英三國人士。1月6日，上海主要報紙《申報》根據4日蘇聯塔斯社播發(fā)的新聞登載消息：“莫斯科消息報評論蘇聯人民委員會決議籌備舉行偉大詩人普式庚[普希金]百年祭一切措置云，‘普式庚逝世百年祭，乃普及全國之重要事件。除浩大之紀念典禮外，政府并決定發(fā)行空前大批普式庚作品，在吾國各最大城市建立普式庚紀念碑，目前全國各地均在做普式庚日準備。普式庚日之國家的重要性，不但在俄羅斯境內，并已普及一切民族共和國矣’云云。”

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主編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包括總論、詩集、戲劇與小說集三大部分，匯集了普希金傳記、評論和詩人各種體裁的主要作品，共600多頁，洋洋大觀。著名社會活動家、學者張西曼為總論撰文。2月10日下午，上海中蘇文化協會在北四川路的上海戲院舉行紀念大會。立法院長孫科、蘇聯代辦施比而文那克致辭，中蘇藝術家聯合表演了節(jié)目，晚會上還放映了蘇聯根據普希金作品改編拍攝的電影。

系列活動最重要的內容是建立普希金紀念碑。普希金紀念委員會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設計比賽，評選出6個優(yōu)秀方案，再匯聚起它們各自的優(yōu)點，整合出一個最終方案，委托企業(yè)家、俄僑社會活動家М.巴甫洛夫斯基領導的創(chuàng)作小組建造紀念碑。豎立紀念碑的地點選定在距霞飛路不遠的祁齊路、畢勛路路口（今岳陽路、汾陽路路口），環(huán)境優(yōu)雅寧靜。創(chuàng)作者們精心設計、制造，追求在再現偉大詩人容貌風采的同時，還使紀念碑與周圍的景觀協調融合。

建造紀念碑的費用，由俄僑募捐籌得。據說，歌唱家夏里亞賓也為此捐款貢獻。盡管目前尚未找到資料予以佐證，但考慮到夏里亞賓1935年12月至1936年4月間，曾來上海訪問演出，與俄僑廣為接觸，保護和弘揚俄羅斯文化藝術（包括紀念即將到來的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無疑會是他們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而一位將“伏爾加船夫曲”唱遍世界各地的俄羅斯人、普希金的崇拜者會為建造紀念碑慷慨解囊完全是可能的。

1937年2月11日上午，俄羅斯僑界、上海市政府和上海文化藝術界、法國領事館等協力建造紀念碑的各方代表，齊聚紀念碑旁，舉行揭幕儀式。普希金紀念委員會主席梅述倫主持，在他提議下，大家為緬懷詩人而默哀。法國駐滬總領事的女兒鮑臺茲為紀念碑揭幕。覆蓋的布幔緩緩落下，出現在眾人面前的是一塊三面體花崗石碑，正面居中嵌放著詩人的青銅頭像。碑上用俄、中、法三種文字刻著：“1837—1937.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詩人的臉朝向北方，即祖國的方向。1937年2月14日的上海《申報》寫道，儀式上，各方代表致辭，“述普氏文學之成績”，所有的人都強調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對于每個俄羅斯人、對于全人類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俄羅斯東正教約翰大主教做了祈禱，為紀念碑灑了圣水。隨后，法國軍樂隊奏起了莊嚴的樂曲，俄羅斯合唱團充滿熱情地演唱了“我們的主多么榮耀”。“俄國學童一隊，排列銅像之前”，人們向紀念碑獻上了鮮花。當晚和此后幾天，還舉行了“演講普氏之事跡”的紀念會，上演了普希金創(chuàng)作的戲劇作品。

矗立著普希金紀念碑的街心花園，被人們稱為“普希金之角”，成為滬上最受人喜愛的所在之一，也常常是戀人們約會的首選地點。

二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者制造了盧溝橋事變，對中國發(fā)動了全面的侵略戰(zhàn)爭。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軍隊開進租界，占領了整個上海。

在遭受敵寇踐踏的上海，普希金紀念碑成了民眾不甘屈服、向往自由的精神寄托。幾乎每天都有人來瞻仰，獻上鮮花。這也驗證了俄羅斯著名作家和評論家А.赫爾岑在談到普希金作品在沙皇尼古拉統治的“殘酷的年代”里所起巨大作用時說過的話：“只有普希金的響亮的和遼闊的歌聲，在奴役和苦難的山谷里鳴響著；這個歌聲繼承了過去的時代，用勇敢的聲音充滿了今天的日子，并且還把它的聲音送向那遙遠的未來。”這種通過對普希金的敬仰表達的無聲抗議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占領當局的不滿。1944年11月的一個夜晚，日本人拆毀了詩人的青銅雕像。

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以中國人民的勝利而告結束。渴望已久的和平終于降臨。上海的中文報刊和俄僑報刊多次發(fā)表文章，建議恢復普希金紀念碑，以彰顯光明戰(zhàn)勝了黑暗，正義戰(zhàn)勝了邪惡。但是，囿于戰(zhàn)后艱難的條件，這一建議難以付諸實施。隨著詩人逝世110周年的臨近，1946年11月14日，上海俄文報紙《新生活報》再次刊登長文，呼吁籌款，重建紀念碑。這次的呼吁得到了積極的響應。俄羅斯僑民們踴躍捐款。中國的知識分子：作家、戲劇家們，也利用各種場合，演講宣傳，吁請大家為重建紀念碑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與此同時，蘇聯官方的塔斯社中國分社也決定參與這項活動。此舉與戰(zhàn)后蘇聯僑務政策的變化有關。二戰(zhàn)勝利之后，蘇聯領導人曾表示，在重建家園、恢復經濟的過程中，要團結起所有的俄羅斯人。這一號召在許多流落海外的俄羅斯人中引發(fā)了積極的回應。上海俄僑第一波回國潮就是出現在二戰(zhàn)結束之后。組建了普希金紀念碑重建委員會，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任主任。委員會也開展集資。兩方面的力量匯合到了一起。

5個月不到，就籌集起了足夠的資金。這筆款項被寄往位于莫斯科的僑務委員會。由特列季亞科夫畫廊聘請的藝術家們，參照上海寄來的第一座普希金紀念碑的照片，設計出了新的紀念碑方案。新鑄的普希金青銅胸像，將詩人的形象表現得“神采奕奕，令人望而生敬”。1947年10月，胸像被運到上海，先是擺放在《新生活報》編輯部供大家參觀。12月，被安放到紀念碑上。

第二座紀念碑矗立在更為寬闊、有多層臺階的圓形基礎之上，呈三棱型，正面和兩個側面分別用俄、中、英三種文字刻著：“俄羅斯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1937年2月10日建，1947年2月重建。”與第一座紀念碑設計不同的是，詩人的胸像被置放在碑的頂端。詩人的臉依然朝向北方。

紀念碑落成典禮于1947年12月28日上午舉行。出席儀式的有中國各界人士代表、蘇聯駐滬領事哈林、蘇聯外聯會主席克留科夫、俄國/蘇聯僑民和學生等200多人。最引人注目的嘉賓，無疑是宋慶齡和許廣平。蘇聯僑民協會主席胡特洛夫主持典禮，致辭后，他邀請上海市長吳國楨為紀念碑揭幕。黃色的幕布，“于群眾掌聲中漸漸卸落”。12月29日的上海《申報》以“戰(zhàn)火難摧毀，詩人面目新”為題，對此做了報道。詩人臧克家有感而發(fā)，創(chuàng)作了一首詩，題為《豎立了起來》：

……一百一十年后的普希金，生命才開始展開，把精神熔鑄成銅像以世界作基地一個又一個地豎立了起來。你高高地站立著，給人類的良心立一個標準，你隨著時間上升，直升到日月一般高，也和日月一般光明。……

像先前一樣，紀念碑所在的三角花園，幽靜雅致，充滿詩情畫意。上海老人回憶說，大家都喜歡到這里來，靜下心，坐一坐，回憶一下過去，憧憬一下未來。

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普希金紀念碑成為上海重要的文化地標。同時，在中蘇聯盟的大背景下，它也成為兩國人民友好、互助、合作的重要象征。

1952年11月30日的《新民報》晚刊寫道：“汾陽路普希金銅像前，最近有很多學生聚集在那里朗誦詩歌、跳舞、游戲等。由此可見學生們是多么熱愛這位俄國的大詩人。”孩子們在紀念碑前席地而坐，誦讀普希金詩歌；巴金等文學藝術界名流向紀念碑獻花；青年、解放軍戰(zhàn)士瞻仰普希金雕像；蘇聯代表團參觀紀念碑……這樣的照片，常常見諸當時的報紙雜志。

然而，第二座紀念碑的命運最終也是悲慘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普希金紀念碑也難逃厄運。紀念碑后來也被拆毀。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結束。上海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作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形象體現，文化藝術界和眾多的普通市民紛紛要求恢復普希金紀念碑。全國城市雕塑規(guī)劃組為推動城雕建設，向部分省市撥發(fā)經費，以作支持。上海市城雕委決定將這筆資金首先用于重建普希金紀念碑，市園林局主動承擔重建經費的缺口部分。1987年8月，第三座普希金紀念碑落成。由于當時中蘇關系尚未實現正常化，所以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但是多家媒體對此做了報道，不少市民聞訊趕來瞻仰。

第三座紀念碑比原來的高出60厘米，造型更加挺拔。普希金胸像由華東師范大學藝教系雕塑家高云龍、齊子春教授創(chuàng)作。他們查找了相關資料，根據幾張模糊的小照片，對原來的雕像進行了研究，閱讀了普希金的重要作品和介紹他生平創(chuàng)作的書籍，最終雕刻出了自己心目中俄羅斯偉大詩人的形象。而最大的變化是，置放在紀念碑頂端的詩人的雕像，臉朝向南方。高云龍教授對此解釋道：“原因有二。首先，按中國的傳統，房屋的窗戶、客廳，都朝南，朝太陽的方向。皇宮坐北朝南。中國人最好的房屋都朝南。人們認為，如果房間里陽光充沛，溫暖如春，這會給家庭成員帶來健康和成功。受到眾人尊重的人，總是請他朝南坐，這是上座。我們努力遵守這一傳統。另外，作為雕塑家，我知道，朝南、朝陽的雕塑受光更好，看上去效果更理想”。他強調說：“我希望，再也不會有任何力量來摧毀我們的紀念碑，因為，它是自由和進步的象征。上海普希金紀念碑的歷史表明，破壞和充滿痛苦的時代終將被文明和創(chuàng)造的時代取代，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把杰出天才的名字從人們的記憶中剔除出去。”

四

從第三座普希金紀念碑豎立之日起到現在，又過去了30多年。充實“普希金與上海的聯系”話題內容的，是普希金的作品不斷地出版、再版，是每年都涌現出一批以普希金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和研究生學位論文，是一尊接著一尊出現的有形的普希金雕像（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魯迅公園先后豎立了普希金雕像）……而最寶貴的，是時時處處能體驗到無形的普希金紀念碑在人們心靈中的存在。

2017年2月10日，為紀念普希金逝世180周年，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舉辦了名為“致普希金”的朗誦音樂會。藝術家們聲情并茂地誦讀了普希金創(chuàng)作的《自由頌》《致恰達耶夫》《理智與愛情》《紀念碑》等名篇佳作。俄羅斯著名鋼琴家安德烈·皮薩列夫演奏了傳遞俄羅斯民族心聲的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的鋼琴曲。晚會于晚上19:45正式開始，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在180年前的這一刻，偉大詩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一細節(jié)令人動容。晚會結束時，全場觀眾起立，跟著臺上的演員，齊聲朗誦《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來自各行各業(yè)、不同年齡的觀眾，在事先沒有約定、沒有經過排練的情況下，朗讀得是那么的自然，異口同聲，激情澎湃。這一場景，為“普希金與上海”的現代內涵，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