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學研究，有一個學科歸屬問題亟待解決。我們是將它歸入傳統文學研究，作為傳統文學學科的一個分支，還是將它歸入城市學這門學科？對于第一種做法，我的看法是，因為它受到了文學研究之內各種規則的制約，并且缺乏一種對等相通的經驗上的把握，所以很難真正進入到文學價值評判領域，也難以與其他學科發生對話關系。一種針對城市文學的外部研究可能要更為有效，因為它的視野更大，也能夠在時代精神的符號表征與文學形式之間看出隱秘的聯系。城市學范疇內的城市文學研究，使得敘事演變與精神歷史的共鳴和互證得以成立。目前我們對城市學本身的理解還存有一定的問題。城市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學子嗣，換句話說，在傳統學科里面增加一些城市視角，以此應付分散的文學中的城市經驗、社會學中的城市問題，以及歷史學中的城市主題，這樣的“城市學”可能很難稱之為一門自足的學科。真正的城市學有著它自己的問題域和方法論，并且，唯有在這樣一種問題域之內加以觀照，在這樣一種獨有的方法論的統攝之下，城市學才能夠兼容其他傳統學科，才能觸及到這門學科所要處理的對象的本質。在這一點上，將城市文學研究列為城市學的子題是沒有疑義的。

中國文化有著強大的鄉土文明傳統，城市一直是被詛咒的對象，甚至是被刪除的對象。一種城市經驗的出現，在文學這個范疇內，勢必分裂為兩種不同傾向，對于作家來說，這種獨特經驗，是青年一代的寫作者必須去關注的，因為他們恰恰生活在此，像年長一代作家那樣，本能地去書寫鄉土經驗的東西，對年輕一代作家來說，已經不再可能。而對于城市學研究者來說，他們所要處理的對象就更為復雜，他們既要思考諸種城市經驗元素，以便將它向認知提升，還要面對已然被塑造了的文學中的城市經驗形態。經驗走在前面，而判斷總是滯后，但城市學的研究和城市學的評論也不能過于滯后，它應該跟上來。就目前來看，在中國這兩座國際化城市里，上海的城市文學研究是做得比較好的，它涉及到各個領域，而北京的城市學研究則是剛剛起步，當然包括對北京城市文學的研究，都要迎頭趕上，迅速發展起來。

一、城市是什么？

城市是鄉村的對應物，它是從鄉村的基礎上誕生出來的，它有它自身特有的發生學問題。跟鄉村的自然屬性不同，城市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它不是“上帝”或者“神”創造出來的。自然和鄉村則不是人造的，自然之中的所有景點、景物、風景，動物和人，都是“自然”的元素

人類這個自然中的生物之一類，跟其他的生物種類一樣，都是匆匆過客。地球上的居所也不過是他們的臨時居所。對于如何經營這個臨時居所，或者說在其中如何生活，人類一直在猶豫不決：是挖幾個洞、搭建幾個茅棚、造幾幢土坯干打壘臨時對付一下，以便在去天堂的時候可以輕裝上陣，還是建設堅固無比的居所，打算在大地上永久居住下來？人類在地球上建立永久的居所，乃至試圖建造“地上天堂”，這樣一種夢想，一直都像“夢”本身一樣飄忽不定，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一會兒建，一會兒拆，一會兒又大動土木，一會兒又將它燒毀。人類將自己“定居”的理想轉化為現實的實踐早就開始了。但這種理想和實踐，成為所有人類的共識，則要晚得多。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一種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對這一問題做了大量論證。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那不偉大著作中也有集中的論證：“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隨著城市的出現，必然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機構，從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這里，居民第一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

農民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市民不是，市民是在自我意識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一種特殊的人類，整個文藝復興以來，所有的文學都是城市文學，因為城市人具有極強的自我意識，或者說又極強的主體性，也具有高度職業化的而社會分工，他們是“專業人士”，而不是農民那種“萬能的”或者“無能的”人。市民這樣一種新的人類，從自然之中誕生出來，他的背景是城市文化和全球市場，是商品交易。自然是上帝創造的，它有很多它自身的規則，我們的古典詩歌，就是對這樣一個上帝創造的世界的贊美和感嘆，古典的嘆息，這樣的嘆息有一套規則，比如符合自然節奏，不如押韻對仗的規則（見《土地的黃昏》第十五章）。

城市是人造的，是人類自己試圖為自己制造一個“天堂”的沖動，是人類“僭越”的偉大成果。自然里面有很多人所不適應的東西，“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你是誕生了還是死亡了，是死是活，并不影響自然照樣運轉。人的世界可不是這樣，有人死了，工作要暫停一下，要開追悼會，要哭泣，要默哀，時間就像停止了一樣。自然的時間不會停滯。城市是人文的一個世界。自然里面有很多人所不適應的地方，我們在農村呆過就知道，我們不適應，我們要逃離，我們要走。去什么地方呢？去一個我自己覺得好的地方，那就是城市。城市是誰？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人造天堂。當然，這樣一個偉大的夢想，一方面正在進行，還依然在進行，另一方面他有很多不滿足的地方，因為城市有很多問題，我們以為我們能夠造一個天堂，其實有很多問題。所有的現代文化、現代藝術、現代詩、現代情緒，都跟城市的誕生以及城市誕生之后的不滿足、匱乏是有關的。最早的愛倫坡小說或者愛倫坡詩歌都是書寫城市和城市的匱乏和不滿足，孤獨、陌生感、迷惘，既然城市這么不好，為什么不回去？因為回去半個月都呆不了就要跑回來，受不了。回老家開始很高興，相親、喝酒、擁抱，一個月就不行了，半個月要走人了，再呆下去就傻掉了，也不會說也不會寫了，那個環境是不會培養你的說寫能力，它培養你沉默的能力，跟自然一樣沉默，和自然融為一體，自然就是不說話。

二、城市文化問題

關于鄉土文化，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有經典而又精辟的論述，并指出它是一個“熟人社會”。我在《土地的黃昏》（2005）中指出，農耕文化這種“熟人社會”的文化，它的文化實踐其實就是一個排斥“陌生文化”的過程。城市文化恰恰相反，它不是以“血緣宗法制”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它是以遷徙為特征的陌生人集合的文化，它以高度的社會分工為基礎，同時又以契約關系為基礎“團結”和“依賴”在一起。城市文化是一種陌生人與陌生人相遇和交往的結果，或者說是以“陌生性”為基礎。鄉土社會恰恰相反，它是熟人與熟人相遇和交往的結果，是以“熟悉性”為基礎的。熟人與熟人之間交往的一套規則，是鄉土社會和鄉土文化賴以為生的最基礎的東西。而當人與人之間由熟人變成陌生人，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規則必須重新制定。文藝復興五百年來就是在制定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規則。到今天為止，依然有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比如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或者“孤獨”問題。現代主義文學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孤獨，美國作家愛倫·坡較早涉及孤獨這個主題。城市里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樓大廈，各種各樣很熱鬧的東西，其實跟你一點關系沒有，你依然是一個孤獨的分子。愛倫·坡有一個小說叫《人群中的人》，寫的就是現代城市中人的孤獨。德國作家霍夫曼也較早涉及到這個主題。他的小說《堂兄的街角的窗戶》，寫一個孤獨的人坐在自己房間的窗戶邊，孤獨地注視著街上行人的過程。霍夫曼的、愛倫坡的、波德萊爾的，現代主義最初的文學全是處理陌生人與陌生人相處在一起的不適感，他不適。我們在鄉下就沒有這種東西，鄉下見了誰都打招呼，你只要是鄉音，說出來的話是這個地方的口音就行了，就是熟人，就聊天，什么都可以聊天，而沒有設防。

所以城市文化的產生，所有都是陌生人相處在一起制定的規則，以及如何適應它。實際上很難適應它，只要還有一點自由感覺的人，特別是文學藝術家最難適應的。但是，盡管文學藝術家整天批判城市，你讓他回到鄉下去他又不行，因為鄉下是一個靜止的世界，靜止的世界是不產生想象力和思維的，他們只知道嘆氣。所以中國古典詩歌就是幾千年來的一聲嘆息，一直嘆到皇帝都嘆起了，宋徽宗，一直到李煜，一直到近代的皇帝都在嘆息，苦啊，生老病死人生真苦啊。當然也有高興的時候，生了兒子很高興，子子孫孫沒有窮盡的。他感嘆的全是這些東西，他感嘆、嘆息，整個詩歌抒情詩就是在嘆息。古典抒情，其實就是兩個不變的永恒的對象相遇的結果。一個是沒有疑問的對象——自然和自然生活；另一個就是沒有疑問的抒情主體。兩個永恒不變的、靜止的、熟悉的事物相遇，產生的感嘆、贊美、感恩，它是永恒不變的。這不就是抒情詩嗎？而這個抒情詩的時代永遠過去了。

城市不是抒情的世界，它是散文的世界，是黑格爾所說的散文的世界，是席勒所說的“感傷的”時代。古典的“素樸的”時代，轉變為“感傷的”時代。這個就是現代文化，城市文化，它瞬息萬變，飛速發展，高速移動，對此，我們是沒有辦法抒情的，它只能敘事。抒情和嘆息到哪里去了？它還存在嗎？可能還有，還在那里，但不確定，充滿疑問，無以言表。那種情緒和心緒是在那里面，是通過詞語的縫隙散發出來的或者擠出來的，你要捕捉，要尋找，要拼貼，所以才有文學批評這個專業，古典沒有文學批評這個專業，它是一個拍桌子的專業，“妙，真真妙也。”這叫什么專業嗎？今天才是文學批評專業，為什么有文學批評專業呢？因為他要找到那個古典情緒、古典心緒和確定性的東西失蹤的地方，他要把它找回來拼貼在一起，它是為抒情收尸的人。

還有大眾文化，你的耳朵、鼻子、眼睛，所有的感覺器官滿足它，讓它回歸到完整的總體里面去，大眾文化產生的功能，這在城市文化里面才有，農村里面沒有的，農村里只有在節日才有，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勞動之中不需要這些東西。而城市里面所有的大眾文化，作為消費品的文化，是滿足城市陌生人之間的孤獨感，它填補它，它制造一種幻覺。比如說，聽到一種美妙的音樂，這種音樂實際上是電子音樂，讀到一個神話故事有情人終成眷屬，讀到一個掙錢，又挖到一個寶藏，盜墓，這全是神話，這些神話是填補神話喪失的世界。但是城市是不是全是不好的？不是，既然它不好，我們為什么要賴著不走呢？城市里的物質世界是非常好的，它是一個豐盛的物質世界，所有的商品在大街上游行蜂擁而至，你被上帝簇擁著，你像皇帝一樣的，上帝整天簇擁著你，你大搖大擺的像皇帝。所有的物質，我們用的每一件東西都是為我們的身體服務的，包括抽水馬桶，包括我們的衣服的那種精致、柔軟，我們每一寸皮膚和感覺器官，人類都會發明一個東西撫摸它、安撫它，但是這種撫摸和安撫，物質的豐富，它不可能解決貧困問題。所以文學藝術永遠在這里有效就是因為這個，城市的物質文化不能滿足你的精神需求，而在鄉土社會里面，農民就像生活在子宮里面，他是沒有壓力的，沒有矛盾的，它是天堂。當然后來破壞是另外一回事，在《詩經》里面不存在這種東西，當然《詩經》里面也是有諷刺的一面或者批判的一面。所以文學藝術實際上就是彌補你的靈魂的缺失缺憾，城市文化的缺憾。

三、中國古典城市的命運

中國的城市小史就是建城和毀城，不斷地建，不斷地毀。改朝換代的戰爭結束，先把前朝的都城毀掉。據說阿房宮少了好幾個月才燒完。很多歷史文化名城，其實都是一個傳說，找不到古代的建筑，特別是民居。所謂的古代文化名城，從民居建筑的角度看，其實是新城市，而不是古老的城市，很難見到想像歐洲中世紀城堡那樣古老的建筑，當然這里也有建筑材料的原因，包括木質建筑還是石質建筑，有建筑材料的原因。其實這也是價值觀念決定的。你打算在地球上暫時居住，隨時打算離開，當然就不會把房屋建設得很堅固，就搭茅屋，建土磚房，挖洞居住，臨時對付一下。中國人對城市文化是不屑的，我們整個一套敘事體系、描述體系中，沒有城市文化的地位，城市是一個反諷，是一個反面的東西，是一個要否定的東西。我們有“城堡”而不是“城市”。馬克斯·韋伯把城市分成東方型城市和西方型城市。東方型城市就是“城堡”，以“堡壘”為核心，政治軍事為目的。西方型城市以“市場”為核心，以商業交換為核心。西方型城市和東方型城市最大的區別在哪？從外形上看，怎么區分？你可以買一本《世界城市地圖冊》，打開看，東方型城市和西方型城市非常清楚，西方型城市街道，主要是蜘蛛網狀的，東方型城市以北京和西安為代表，就像一個圍棋盤格，這種棋盤格式城市叫城堡，它是為了政治軍事目的建起來的，而蜘蛛網狀的城市是市場自由發展起來的。城堡為了政治軍事目標，城市為了市民的自由交易，它是建立在商品市場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軍事權力基礎上。從外形上看，歷史上的西安和北京，是最典型的東方型城市。

建城毀城構成中國城市發展史的一個基本規律，任何一個朝代，在建設之初都是軍事化色彩非常濃，慢慢慢慢城市開始發展，一直發展到這個朝代過了一百年，乃至兩百年以后，這個朝代的城市非常非常發達，就是世界一流的，長安也好，開封也好，南京也好，迅速發展成世界一流城市，晚明的南京不得了，比威尼斯強多了，但是迅速要燒掉，迅速要把它打垮掉。

我們看一下晚明的《南都繁會圖卷》，晚明的南京人在干什么，它甚至和清明上河圖比都不一樣，清明上河圖的人很繁忙地在勞動，這幅畫里卻是在休閑在玩兒，白色的條幅全部是廣告，南北皮貨、布、鞋，全是廣告，這個晚明的南京是世界一流城市，無論是人口還是商業。清兵入關以后迅速不行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全部給你燒掉，你找不到古老的地方。上海也是一樣的，上海到三十年代的時候世界一流城市，不得了的繁華發達，香港人到上海就是鄉下人進城，后來反過來了，上海人到香港就是鄉下人進城，最后變成村莊，上海變成村莊，我們學校老師的宿舍叫教工一村、教工二村、教工三村，朝陽新村、浦江新村、黃埔新村，全是村，終于變成村莊我們就開心高興了。1990年代上海又開始建設，現在的上海，從硬件上來說，它跟香港比，絲毫不亞于香港，在若干年以后，它可能就變成世界級城市，北京、上海都變成世界級城市。

《南都繁會圖卷》，據說是仇英的作品，但是當時的文人不愿意署名，要署名署什么？揚州八怪那種畫法，蘇派繪畫，中間畫幾個蝦點一點，邊上留很多空白，就是文人畫，那個才是正宗，這種有透視感的、焦點透視的畫法，在中國文人眼里根本瞧不上，什么玩意兒，垃圾，可是人家留下一個珍稀的史料。

四、城市研究的幾個切入點

研究一座城市，我們怎么研究？北上廣怎么研究？如何研究一座城市？有幾點要注意的：

（一）看它的街道布局形態，叫城市形態學。要在城市學里面專門研究城市形態學，我們也看到已經翻譯出版這些著作。城市形態學，這個城市是什么形狀。拿地圖冊來看，當然你坐飛機去也行，買地圖冊來看，就是我剛才講的，街道的布局它是棋盤格式還是蜘蛛網形，還是放射狀的，還是其它什么狀的，還是條狀的，像廣州、深圳就是條狀的。街道形態這是一個角度，是不是客觀的，我們的城市學不是完全人文，要吸收一些其他學科的。

（二）看它的結構中心。你這座城市的中心是什么樣的模式。當代中國一線城市的中心，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叫“單一中心模式”，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永遠是在紫禁城，不可能移到別的地方去，所有北京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在以紫禁城為原點向外輻射的基礎上，你的地租、你的房價、你個人的價值，都跟你離紫禁城原點那個距離可以量出來的，越離紫禁城近越值錢。我問你上班地方在哪？在長安街九號，太牛了。如果在西長安街九千號上班，八寶山那邊了，那肯定不行的。他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在離紫禁城原點的距離是可以量的，所以它是唯單一中心北京。

第二種模式叫“多中心模式”。多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一個多中心的城市，我可以隨便列舉上海的中心：外灘、徐家匯、人民廣場、五角場、陸家嘴等等。外灘毫無疑問是一個中心，那是顯示給外國人看的，多漂亮，你們快來吧。第二個中心徐家匯，我問你家住哪？你說你家在外灘。沒人相信你，外灘是不可以讓你住的。你說你的家在徐家匯，了不得。徐家匯是老上海的中心，近現代西方傳過來的天文臺、圖書館、教堂，都集中在那邊。第三個中心人民廣場，市政府、電視臺，那些重要的機構全部在那個地方，是1949年以后的新中心。五角場是高等教育和科學中心，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一大批大學、高教區、文人、知識分子，五角場一個中心。如果還要列舉，靜安寺也是，張愛玲曾經就住在靜安寺那個地方。我隨便可以列，它有很多中心，外灘跟陸家嘴、跟五角場、跟徐家匯、跟人民廣場有什么差別、有什么等級？沒有等級的，都非常有名。多中心城市是第二種，它的市民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念跟這個城市形態有關的。

第三種模式是“移動的中心”。廣州，廣州是不斷的移動，一天三遍，今天在這，明天在那，所以為什么說廣州是一個大工地，是因為整天在建。新中心小蠻腰，是我離開廣州以后建起來的，原來的中心，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到21世紀，它的中心移了4次，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移到環市路，再移到天河區，再移到二沙島一帶，最近這些年又往東移了，移到了以“小蠻腰”為中心的珠江邊上。它不斷在移動，移動改變這個城市的布局，改變這個城市的地租形態，改變這個城市財富的分配方式，你是窮人，你或許可以一夜之間暴富，為什么？因為你在我家門口開始建中心。所以廣州是中心不斷移動的城市。

我發現中國城市三種形態，一種是單一中心，北京為代表。一種是多中心，上海為代表。一種是城市移動的，廣州為代表。這個叫城市結構。

（三）看它的民居建筑和日常生活的關系。研究城市第三個視角是民居，也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每個城市的民居不一樣的，北京四合院跟廣州的騎樓就是不一樣，住在騎樓的人跟住在四合院里面的人性格不一樣。上海的弄堂、石庫門弄堂。所以這種古老的城市里面它的民居特色是不一樣的，這也是有分析的。

（四）最后一點，就是城市精神和市民心態。這個城市的市民精神，要根據這個城市里的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學，通過文學研究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

這是我認為的切入一個城市的四個角度，在這樣大的東西的統攝之下，我們再討論城市的文學、城市的市民文化、城市的大眾文化這一類的東西思路會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