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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做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我想，最不應當包括的大概就是當代了。盡管今天形成了豐富駁雜的文學批評樣態，誕生了一大批學院派文學理論批評家，但今天的文學批評，嚴格說來，仍然乏善可陳。因為，當代文壇很難說已經誕生了優秀的文學批評文體和文體家。

我以為，文學家也好，批評家也好，首先應當是一個文章家。作文章而能成家，則必因其于文體有造詣。杰出的文章家，即是一個優秀的文體家，而文體家，則須具有優雅的語言品格和卓然的文章風格。

關鍵是，什么樣的語言才是美的語言呢？我以為，首先是必須熟練使用“雅言”。這樣的范例，古代如《典論·論文》《文心雕龍》《詩品》《升庵詩話》，近代如袁枚《隨園詩話》、俞曲園《春在堂文集》、王國維《人間詞話》、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在現當代，則有梁實秋、朱自清、錢鍾書、汪曾祺等人的著述。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但凡稍微讀點古今文藝批評著作者，皆可舉一大堆。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讀，而在于將其應用到文學批評的文本寫作中，并自成一格。這就不是讀讀和說說那么簡單了。

當今的學院派教授，隨口即能說出一大堆文學理論批評詞匯，也能作得一篇考論精詳的文學研究論文，但未必能寫出一篇優雅的文學批評文章，原因是，他們大都缺乏文章意識和文體意識，不能高超地駕馭漢語，自然也就不能誕生出優美的批評文體。

漢語審美出現了嚴重衰退。這是無可回避的事實。

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西方話語模式主導的文學批評橫掃批評界，再加上老一代文人的日漸凋零，優雅的批評敘事已然不再，隨之而來的，是新式的八股文風。而且，很多文藝批評，早已不談作品文本，不談文學語言，而是空談哲學、思想、文化等。文學的文化學研究，或文學的思想史研究，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成了一種時髦風氣。這本不是壞事，因為文學批評本身離不開思想史或文化學，但是，批評中的主體——文學卻退場了。很難說文學批評與文學主體（這里所說的文學主體，更側重于與文體有密切關聯的文學語言）的分離是好還是不好，但這其中一定出現了偏差或異化。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重塑文藝批評的文體意識》，呼吁文藝批評應樹立自覺的文體意識，以文體來統攝文藝批評。具體而言，就是我們現在的文藝批評，也許連基本的語言表達尚不及格，自然就無法建立起自己的文體風格。既不能使用過去的“雅言”，不能寫出優美的韻文，寫不出《文心雕龍》《詩品》這樣的批評文本，也不能將現代白話文寫到魯迅、林語堂、周作人、朱自清那樣爐火純青的地步，又如何能成為文體家？不注重文本和文體，文章缺乏美感，已成為當下文學批評的一個癥結。我們吃的是夾生飯，是現代白話加西方翻譯的八股式學院文體的拼湊。現代漢語的蒼白無力，在學院化的批評文本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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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樣的批評文本才是美的文體呢？

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好讀，讀起來有文采，又見個性，見情感。沒有風格、沒有個性、沒有情感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很多人說學術批評不需要情感，需要的是理性。我說，理性與情感不是一對矛盾，而是互補的關系。歷史上卓越的文章家和學問家，無不將理性與情感融合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賈誼、韓愈、蘇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但是，這些都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具有高超的漢語表達功夫，也就是運用“雅言”的程度。語言不過關，所謂的風格和個性，就是一種炫技，徒逞口舌之快，不會讓人體會到美。文學批評，最忌干巴巴的理論說教，它絕不是學院化論文那種死板的理論說教與學術辭藻堆砌，而應該是各種文體的綜合，既有文學作品的通俗性，又有學術論文的嚴密邏輯，還有思想隨筆的睿智哲思，也有散文的抒情性，以及雜文的犀利與幽默，但它又不應等同于上述任何一種文體。

依我看，目前的多數所謂文學批評，就是用一堆學術名詞和文藝理論話語作武裝，一本正經地講道理的學院式文論。這樣的文章，在當今的學報、學刊等核心期刊上幾乎隨處可見，但毫無文采。這已成為當代學院化批評的一種時髦和弊病，離真正意義的批評文體相差甚遠。

所以，相比之下，我反倒是比較喜歡讀作家的創作談。創作談本屬于隨筆類文體，但焉知就不能是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的文體不是教條的，不是固定的，不是學術八股，不是非得要一本正經說大道理不可。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借鑒古人的文體形式。古代的文學批評文體，可說是體例完備，舉凡書札、詩話、叢談、邊跋、筆記、日記等，皆可成文；舉凡為文，皆可以品評；舉凡品評，皆可為批評文體。

賈平凹寫文章，尤其是寫創作談，與他寫小說基本是一個風格。他喜用小說筆法和散文寫文學評論，寫著寫著就這樣了，說著說著就是這種腔調了。且看他在《老生》后記中的一段文字：

這期間，我又反復讀《山海經》，《山海經》是我近幾年喜歡讀的一本書，它寫盡著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寫，一條水一條水地寫，寫各方山水里的飛禽走獸樹木花草，卻寫出了整個中國。《山海經》里那些山水還在，上古時間有那么多的怪獸怪魚怪樹，現在仍有著那么多的飛禽走獸魚蟲花木為我們驚奇。《山海經》里有諸多的神話，那是神的年代，或許那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而現在我們的故事，在后代來看又該稱之為人話嗎？

這段文字本平常，但短短幾句話，即勾勒出自己對《山海經》的品評。但賈平凹評《山海經》，非一般教科書那樣教條，而是用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審美和思維習慣去品評。他筆下的《山海經》，已經不是那個古老的《山海經》，而是屬于他自己的鮮活的《山海經》。他把《山海經》與《老生》融為了一體，或者說，他要寫的《老生》，就是一部現代版的《山海經》。我認為這種筆調，比學院派教授的理論詮釋要生動、可愛、樸實得多。

作家要有自己的腔調，批評家也要有自己的腔調。沒有腔調的批評家，不是好的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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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文體大家。

他說，文要簡，簡短，簡要，真實，剪裁，簡練，慳吝，簡靜，豐潤。看似說語言，實際囊括了文章的全部要素。他甚至說，簡單是文章的最高標準。但世上最難做到的又實在是簡單。

知堂先生所言，適用于所有文章，自然也適用于文學批評。汪曾祺和賈平凹繼承了這種風格，并將明清小品文文體發揮到了極致。他們的語言文體，也多是趨于簡——文簡，意簡。

簡到極致，就是繁難到極致。這是小品文的氣質風貌。

周作人的文章有一個顯著特征，即濃郁的書卷氣，但又沒有掉書袋，即所謂有書卷氣而無學究氣，是文學文體不同于學人文章的重要特征。當然，民國作家大都兼具作家與學者兩種身份，而民國時學人的文章也并沒有今天學人文章的酸腐氣和學究氣。

文章需要品格，有品格就必然要講標準。最主要的標準就是語言品格——能否用“雅言”寫作，是文學批評文體是否優雅的一個標志性特征。

我以為，好文章，是能把復雜問題簡單化，而不是相反。如何做到簡單化？最重要的其實是語言功夫。再好的文章，也是由語言來武裝。語言不過關，再好的學問和思想，也會被表達得一塌糊涂，讓人失了“食之”的欲望。講一堆空學理，沒人理睬，但你像拉家常一樣把文章寫出來，那就受聽了。關于此，我有一個不太成熟的經驗，就是把你自己所寫文章，給那些具有中等學歷水準的人看，如果他們能基本讀懂，那說明你文章基本合格；相反，如果滿篇的稀奇古怪的學術詞匯，那說明你是在故弄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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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家首要的一個標志，即是文章風格的獨創性，是集文章家之大成。人云亦云者不是文體家，只有具有開創性且品格高雅、善用“雅言”的文章家，才能屬于文體家。

毫無疑問，梁啟超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卓越的政論家和文章家之一，同時也是最卓越的文體家之一。原因是他將文學語言揉入了政論文，將情感裹挾進了說理文，并將之提升到一個高度。讀梁啟超的文章，好比讀三代之《詩經》、屈原之《離騷》、太白之古風，氣勢磅礴，意味雋永。你以為他是在抒情，其實他是在說理；你以為他是在說理，其實他是在抒情。漢賦是在鋪排華美的辭藻，格律詩是在糾結嚴謹的形式，但李太白一出，全不要這些，而是用回溯古風的形式來狂歌當詩；梁任公一出，又將古風的形式融入了政論中！且看梁啟超膾炙人口的名篇《新民說》之《敘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于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巋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于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魯撒遜英國人種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新民說》是政論文章，固不屬文學批評，卻是典型的批評文本，全然可以為文學批評所鏡鑒。雖寫“新民”，但從哲學高度，論述新民之由；雖寫“新民”，卻將人類與地球之公理融于筆端。開篇即有日月山川方趾圓顱地理之喻，形象生動，氣象宏闊，由人及物，由物及地，由地又及人，由此國及彼國，由彼國又及此國，由身體發膚及于五臟六腑及于國民，最后衍生出“新民”主題，可謂舉一反三，氣勢貫通宇宙天地，豈能不是一篇優美的文學作品？又豈能不是一篇優美的批評文本？

可是，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語言翻譯一下，卻是這樣的：

自打世界上出現人類以來，一直到今天，在地球上建立過的國家不下千千萬萬，但是能夠一直延續到今天，能夠在世界地圖上仍然占有一抹顏色的有幾個呢？也就一百多個。在這一百多個國家中，能夠在國際上牢牢站穩腳跟，具備影響國際局勢實力并且將來可以永存的會有幾個呢？也就四五個。每個國家白天看到的太陽和晚上看到的月亮沒啥不一樣，所擁有的山川和所擁有的河流也沒啥大區別，國家里的人也都是一個腦袋兩條腿，為啥有的國家興盛而有的國家衰亡，有的國家弱小而有的國家強大呢？……

意思是一個意思，境界也是一個境界，甚至思想也是一個思想，但韻味、格調全然不同！這樣的文字，甚至已然讓人失去了閱讀的欲望。

這就是“雅言”的魔力所在。

也許有人會說，梁啟超用的是文言，而今日用的是白話，自然不同。但是，梁啟超的語言，雖非純然白話，但也非純然文言，而是傳統文言的現代改造；又并非我們今天所說的文白夾雜，而是一種糅合了諸多語言元素的新文體——“新民體”。此種新文體，遍布于梁氏諸多文章著述中。而翻譯過來的文章，早已失卻了漢語的簡潔、優雅、頓挫與韻律之美。

我所關心的，自然不是要不要恢復到文言的問題，而是現代文學批評要不要繼承古代“雅言”的問題。我的選擇無疑傾向于后者。

今天已然不是文言時代，不必要再寫那文縐縐的文言八股。但是，不論時代如何變換，語言總是具有一定承續性的。在我看來，我們應該用現代“新雅言”來統攝文風，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