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傳奇：十一堂法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文學課》

對法國文學稍微有點兒興趣的讀者經(jīng)常會碰到袁筱一這個名字：在盧梭、米蘭·昆德拉、安德烈·高茲、勒克萊齊奧等人的著作封面上，她以譯者的身份出現(xiàn)。去年11月，袁筱一還憑借翻譯蕾拉·斯利馬妮的《溫柔之歌》獲得了第十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如今已是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的袁筱一早就是翻譯界內頗有名氣的才女：10歲開始學“第一外語”法語，16歲考上華東師范大學法語系，18歲的時候即以一篇用法語寫的小說《黃昏雨》獲得法蘭西青年文學大獎，本科畢業(yè)后在南京大學任教，同時讀完了碩士和博士，正式開始了翻譯的生涯。

2004年，袁筱一回到華東師范大學，并于次年開設了“當代法國文學”的全校公選課。2008年，公選課講稿出版圖書《文字·傳奇：法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作家與作品》。近日，這本書再版，名為《文字傳奇—— 十一堂法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文學課》（以下簡稱《文字傳奇》）。所有讀者都能聆聽到教師于課堂上的妙語與灼見，是一件幸事，但給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恐怕還是《文字傳奇》留存下的作者對法國文學的激情。

重新審視自己十年前寫下的文字和情緒，袁筱一說自己“有些沒來由的怕”。她承認，《文字傳奇》是完全的非學術寫作，當時寫下這些文字的目的只是為了上課，而這門課也絕不是一門“文學批評”，更為重要的其實是閱讀。在上課之前，她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了閱讀上，“那是我非常享受的兩三年，除了熱愛，就是熱愛”，講稿的出版和再版，“都是為了能和更多的人分享當時的這份激情”。這份情緒無疑屬于十年前更為年輕的袁筱一，再次修訂時她卻不愿把它改掉，因為它雖然“毛糙”，卻也真實、年輕、鮮活，“它是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是在文學當中讀到人的存在和自己存在的時候可能有的一種欣喜，或是悲傷”。

除了自身享受閱讀的過程，這門課本身的目的也在于閱讀，袁筱一想帶領學生們一起來讀這些被稱作是“現(xiàn)代經(jīng)典”的法國文學。在作家的選擇上，她考慮了學生的接受程度，但他們同時也是私人化的——薩特、波伏瓦、加繆、杜拉斯、羅蘭·巴特、薩岡、羅布·格里耶、勒克萊齊奧和米蘭·昆德拉。“為什么沒有普魯斯特和尤瑟納爾？”有人會問。袁筱一說，自己當時執(zhí)行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標準：這9位作家都是20世紀以后出生的，“這9位作家當然不能代表法國20世紀文學的全貌，但也提供了一個切口”。

從薩特開始，他們是突破性地承繼了法國小說傳統(tǒng)的一批人，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完美地詮釋著福樓拜、普魯斯特和紀德所奠定的現(xiàn)代法國小說傳統(tǒng)的一批人。袁筱一想要陳述的，不是理論所規(guī)定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價值觀，而是這些小說家們在突破具體界線時所呈現(xiàn)出來的無奈、勇氣和悲傷以及他們的希望與向往。

讀者，這個詞對袁筱一來說很重要，它表明了她的出發(fā)點和角度：譯者首先是讀者。方法論從來不是譯者在談及文學時所要考慮到的東西，一般情況下，譯者會較少介入理論層面的外國文學批評。但這個身份“或許能夠讓嚴肅的‘文學批評’打開另一扇大門，照亮先前一切文學批評的方法論未必能夠照亮的風景”。

翻譯是袁筱一進入作品的方式。在《最難的事》一書里，袁筱一把它比作“愛”，是最有煙火氣息的一件事情，“調動所有概念的、非概念的精力去愛了，慢慢地走近一個人，慢慢地塑造一個在此之前你絕對無法料到的自己，然后，再慢慢地離開你所接近的目標——如果從肯定的角度去說，這個人卻已化作絲絲縷縷，嵌在了你的生命里”。如此對待翻譯的態(tài)度，顯然已不能用“認真”二字來簡單概括，這是譯者與一個個語詞的肌膚相親、短兵相接。對此，毛尖評價得準確。她說，袁筱一出入過法國文學的身心，而它們也“構成了她的血肉”。

在文學面前，什么才是好的讀者？答案當然不是唯一的，袁筱一說，簡單的讀者也是好的。簡單的讀者可以放下先前所有的一切對價值觀所作出的種種規(guī)定，可以放下要學習到一點什么的目的性，能夠聽憑自己在文字的世界里漂浮和輾轉，只是隨著作品所開啟的風景去發(fā)現(xiàn)寓言世界的美。譯者，無疑就是這樣的“簡單的讀者”，他們“一個詞一個詞地過”，作品里的一個段落，一句話，一個詞就可能為他們帶來一種顛覆性的快樂。而在閱讀“迷宮”一般的現(xiàn)代經(jīng)典小說時，對簡單的讀者而言，最大的樂趣或許“恰恰在于迷失”。

書鄉(xiāng)專訪

書鄉(xiāng)：您對法國當代文學的熱愛源自何時？翻譯的第一本法國文學是什么？

袁筱一：我的中學是在南京外國語學校念的，在中學的階段就要學習語言，進了大學以后才是名正言順的專業(yè)。也許很多女性作者都會有類似的經(jīng)驗，在少年時代，會隱隱約約地希望自己做一個寫作者，再加上我又學了法語，不知不覺就會引上這樣一條道路。上大學的時候，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可以不用上專業(yè)課，因為法語之前自己都學過了，算是高起點吧，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時間讀書。對法國當代文學喜愛的建立應該就是從大學開始的，雖然當時教學資源不像現(xiàn)在這么豐富，但翻譯文學迎來了又一個高潮。不過，我進入翻譯是再遲一步的事情，我翻譯的第一部作品是在1994年，在南京大學期間，與李焰明老師合譯的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勒克萊齊奧后來在2008年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書鄉(xiāng)：為什么您的個人趣味會寓于法國當代文學？

袁筱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讀大學那段時間，中國迎來了新文化運動后的又一次文學翻譯的高潮，當時著重譯的還是十九世紀的文學，但也開始轉向當代文學，法國的當代文學在其中占了比較大的比重，所以我受的文學教育會受到現(xiàn)當代的文學影響更大一些，這是無意中養(yǎng)成的。九十年代是一個“名著復譯”的高潮，但我譯的所有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紀的作品，從來沒有介入過“名著復譯”。

書鄉(xiāng)：法國文學和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文學相比有什么不同之處？

袁筱一：在啟蒙運動的時候，法國文學可能更多的還是承載著思想，法語文學傳統(tǒng)是將思想與文學融為一體。法國的二十世紀文學是一部“難”的歷史，在閱讀上并不討巧，閱讀的愉悅感比較少，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吸引讀者或許在于它很“先鋒”，但這“先鋒”不是沒有緣由的，它是立于傳統(tǒng)之上的“先鋒”。假如我們突然在一個橫截面上看到這些文學，會覺得很有新鮮感，但所謂的這些先鋒的技術，在它的背后是有很深層的變化的。文學中也有不變的東西，文學里的不變就是寫人，20世紀的寫作技術再先鋒，但是我想始終沒有消失的就是人。在十九世紀所謂法國文學最好的時候，它的敘事節(jié)奏和社會的變化是吻合的，它迅速地世俗化，有娛樂大眾的一面，也有雨果所持的那種觀念，認為文學是社會的引領。在法國，純文學和暢銷文學也有界限，雖然這個界限可能會被打破，但基本上分屬兩個領域。在文學范圍內寫作的寫作者，我覺得他們還是基于對文學本身的思考在從事寫作，他們有更多的對寫作本身的認知，會想自己要為寫作帶來點什么。文學在今天可以做點什么？如果我們今天還從事文學，又是為了什么？這些認知在好的作家身上都能看到。

書鄉(xiāng)：您曾經(jīng)說過，翻譯就像是“先結婚后戀愛”。

袁筱一：閱讀也會有第一眼眼緣這回事，決定了你會不會讀下去，但譯者因為有契約在先，有時深入“交往”之后才會體會到一些好，譯著譯著會產(chǎn)生感情。我覺得譯者是一個可以“放下身段”的人。作家、批評家在做文學批評的時候，即使真的很喜歡某個作品，也會克制一些，保留自己的理性。但譯者因為基本上已經(jīng)習慣了自我的“隱身”，所以不太會考慮到自我的存在，可以更投入地，更無所顧忌地表達和情感投入。譯者的工作是非常實際的，一個字一個字地過，它不允許我們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理，它要求我們“在里面”，忘掉自己的身份，這種閱讀習慣會被保留下來。對批評家而言，他考慮的不是文本本身，文本只是他的一個出發(fā)點，他考慮的是文本背后更為宏闊的文學。但翻譯家可以說，文本本身就是我的目的，它就是我目前的唯一。

書鄉(xiāng)：在翻譯《溫柔之歌》之前，您已經(jīng)很久沒有翻譯虛構類小說了。

袁筱一：原因也有很多，首先是因為你會對完全當代的東西沒有辦法判斷，法國本身當代的寫作也沒有給人一個明確的面貌，再加上世界化，面臨的對象和寫作的社會都開始趨同，蕾拉的小說如果換成是別的國家的作品，讀者也覺得可以理解吧。

書鄉(xiāng)：《文字傳奇》的再版中也有不少修改，比方說加繆這一章，為什么會對這一章進行大的修改？

袁筱一：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沒那么喜歡加繆，但在三十多歲時就非常喜歡了，那是一種非理性的欣賞，加繆具有非常強烈的、生動的力量，人會不自主地被吸引。十年前，我應該是處于這樣的一種情感里，會有更個人化的情緒表達。但這些年讀得越多之后，我覺得加繆最打動我的其實不是他文字里的生氣，而是他對理性的堅持。在巨大的激情之下，他是非常崇尚理性的人。今天的社會不斷地陷入災難，可能也是缺乏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