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國作家林語堂用嫻熟的英語寫成的作品《生活的藝術》在美國獲得了令人難以想象的成功。林語堂成了大洋彼岸普通百姓家喻戶曉的名字，他的作品登上了當年美國非小說類暢銷書榜第一名，就中國作家在美國的成就來說，這一紀錄前無古人，至今仍無來者。

無論是寫作還是參加各類活動，林語堂都自覺地賦予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他的一生輾轉旅寄，也可謂名副其實的全球征途：十歲離開家鄉后，從廈門到上海再到北京，走出國門到美國到法國再到德國，短暫回國后又定居美國和法國長達三十年，晚年輾轉新加坡又移居臺灣和香港。

如此種種，讓林語堂在現代中國作家中成為非常獨特的存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錢鎖橋看到了這種獨特性。作為同樣處于跨文化交流前沿地帶的中國學者，他想寫一部“智性傳記”，不僅僅從史料中爬梳出一個作為文學家的林語堂，更試圖還原出兼具批評家、哲學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語堂，于是有了這一部《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錯位”的文化使者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林語堂對自己的評價，也是后世談林語堂時最常引用的句子。不過，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這位腳踏不同文化的作家身處的位置與他關注的事物卻常常并不統一。

他出生在福建漳州的鄉土社會，但因父親是牧師，所以從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學有所成后，他到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書，但卻羞愧于自己作為中國人不懂中國文化而開始潛心學習傳統知識。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他又極力倡導國民精神之歐化，借用西方尼采筆下反傳統大師查拉圖斯特拉之口來闡述他對中國文化的批評，即以西方精神來呼喚中國人之“精神復興”。

林語堂最負盛名的作品《生活的藝術》關注中國人的生活藝術及其文化精神，但卻是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紐約完成的，將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中國介紹給當時渴望了解中國的西方讀者。1942年，二戰正酣，林語堂又在美國編撰《中國印度之智慧》，試圖用“東方智慧”來應對當時世界的困境，尋找和闡發一種和平哲學。再到戰后的1948年，林語堂赴歐洲巴黎擔任聯合國職務，又將目光投向了自己剛剛離開的大西洋對岸的美國，編撰《美國的智慧》，從美國智者的作品中打撈那個曾經很有活力如今卻逐漸式微的“美國夢”，為現代世界文明發展提供力量源泉。

林語堂這種特殊的寫作路徑并不是巧合，而是在清晰判斷與清醒覺知之下做出的自覺選擇，是在用望遠鏡與顯微鏡同時觀察東西方文明。與書寫對象拉開一定的距離，將其對象化、客體化，這使得他能夠更加清晰地把握書寫對象的核心要義，從中提取關鍵部分來為當下的現實問題發聲。長期浸淫在一種文化環境中的人，很難對自身所處的文化做出理性客觀的評判，沒有機會接觸外來事物，也讓一種文化越發固化而失去活力。此時，一個新鮮的、生動的、充滿激情的“他我”恰能成為最好的鏡鑒，映襯出原有文化的長處與弊病，讓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融，迸發出全新的生命力。

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風云變幻，也日漸聯系緊密，中國“開窗放入大江來”，知識界渴求來自西方的新文化，西方也在重新發現和定義東方。林語堂是在中國長大的知識分子，有足夠的本土生活體驗，同時兼具西方知識背景，能夠以地道的英語交流、寫作。歷史選中了他來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他也沒有辜負歷史。

中國人的生活哲學

林語堂對現代中國文化的貢獻之一是他引進了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概念。他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舊傳統的規訓與束縛，找到一種自由寫作與自我釋放的方式，以無形之力達有形之功。林語堂解釋，幽默不是嬉皮笑臉，而是冷靜超脫地對人生給予同情和理解，以寬容的態度笑對人生的悖謬。“幽默”這一現代漢語新詞正是由林語堂音譯敲定，它成為中國人常用詞的過程，也恰恰是我們逐漸接納西方文化的過程。

《生活的藝術》出版后，被美國文化界頗負盛名的“每月讀書會”推薦為“當月之書”，評審委員會主席這樣說：他用對中國文化精髓的親身體會和提煉來對照我們美國人，整天忙忙碌碌但就是不知道成功和幸福的區別在哪兒。林語堂讓美國人重新發現了中國，一個不同于以往“中國通”眼中的落后、扭曲、籠罩在西方價值觀之下的中國，還讓他們意識到自己這種被成功欲望裹挾的生活，也許正需要中國人那種睿智而快樂的哲學。

站在一種文化中用歷史長焦觀察另一種文化，讓林語堂獲得了與眾不同的視野，但也存在某種危險：以先入為主的思想美化書寫對象，使其帶上強烈的個人色彩。不過，林語堂并不糾結于此，他從沒想過以科學的方法去為一種文化厘清概念、梳理脈絡，使之成為符合邏輯的體系。他說：“我寧愿做我自己”。

這種“做自己”，是他一生的寫作姿態，也是他一以貫之的哲學理念——追求人的自由，確認現實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吾國與吾民》到《生活的藝術》，他用個人的筆調傾談中國人的人生哲學，講穿衣吃飯、花鳥樹木，講藝術與宗教、幸福與離愁，講現實與夢想、自由與尊嚴，每一著筆，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本身。林語堂說，中國哲學首先把生活看成一個藝術整體，它要求人們有意識地回到簡單，并提倡一種合情合理的中庸理想境界，在生活的藝術中自有一種藝術的生活。

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林語堂試圖將“文化中國”和“戰時中國”兩個迥異的形象相結合，創作了《京華煙云》，以小說的形式具體展現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中國人民的可親可愛襯托日本軍隊的殘酷野蠻，顯示出戰爭摧毀美好人生的惡劣無道，內蘊仍是中國人的生活哲學。

東西方共建的和平哲學

二戰期間，身在美國的林語堂掛念同胞，也看到了世界戰爭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他的批評焦點從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轉向對整個世界現代性的普世批評，由一個“中國抒情哲學家”成長為“自由主義跨文化哲學家”。他以引入印度經典來闡釋東方哲學的本質是人的哲學，關注的是人際關系和人文價值，而不是由條理清晰的邏輯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隨后更進一步，他輯錄美國文化名著匯編《美國的智慧》，將其做成真正探討生活問題的美國思想精髓選。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為人類的內在與外在生活點明秩序與輪廓、希望與和諧”。他認為，一種世界和平哲學必須由東西方共同創建，這種和平哲學的本質，是對人的尊重，對人性的理解，對人生的關切。

我們所熟悉的林語堂的文字是輕松幽默、率性灑脫的，如同“坐在火爐邊和我們清談人生故事”，后來發展出精美雋永的“語錄體”寫作。他信手拈來生活中的一切，用一種“既辛辣又溫和、既深刻又天真、既歡快又嚴肅”的筆調娓娓道來。因此，他的文章和小說都讓人感到親切，充滿了人情味。但這種文風并不僅僅依賴于他閑談的語態和閑適的筆調，更來源于其深層的思想本質。他認為，偉大的文學都旨在穩健、全面地洞察生活，文學要為我們扮演生活闡釋者的角色。他反感將哲學科學化或是玄學化，他認為“哲學應該是一門藝術，要把世事化繁為簡”。林語堂作品的精神內核始終是對人和生活的關注，他的思想藉由揣摩現實人生得來，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具體可感的、活潑生動的生命哲學。

正因如此，當二戰將人與人生一同摧毀，彼時流行的地緣政治學說和經濟學將人不再視為人，林語堂不由得暴躁起來。他寫下：“這世界上如果說有一件事讓我充滿變態的虐待沖動，那就是狗屎般的‘經濟學’。”他稱用霸權和武力碾壓人性的地緣政治學為“血腥地球學”“道德賣淫”。大概歷史上從沒有人像林語堂這樣，作為一個在美中國學人，如此尖銳強烈地抨擊西方戰時政治及現代病。美國人感到困惑，那個溫和儒雅的中國哲學家怎么突然變成了一個辛辣的大嘴巴“牛虻”？他對西方現代性的批評與反思，究其根本，仍是在孜孜以求一種能夠理解人、關注人生的和平哲學。

晚年的林語堂似乎在完成一種回歸，重新發掘童心，也重新發現耶穌。他將自己小時候的照片剪下來，和兩個外孫的照片拼在一起，稱為“三個小孩”。在妻子買菜歸來時，他和兩個外孫一起沖上去將妻子圍住，笑鬧不斷。也許，他正是在孩子身上發現了純粹無礙的“人”的本質。他從耶穌的教誨中看到了指向光明的正面向上的引導，和儒道學說有彼此交融之處，充滿了愛和關懷，既溫柔又堅定。在林語堂的眼中，耶穌此時成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奉獻的榜樣，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回歸孩童與耶穌，也是他為自己最后找到的“成人”之道。

在林語堂生命的最后幾年，他以七旬高齡，夜以繼日地工作，將全部精力都花在編撰《當代漢英詞典》之上，健康也因此受損。詞典成功出版，他喜形于色，說：“我工作完畢了！從此我可以休息了！”在中西文化間游走一生，林語堂視編撰一部適應現代需要的漢英詞典為終生抱負，也許，正是想通過最后的努力，為后來人打開一扇溝通中西的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