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調說唱文學指以木魚歌、南音、龍舟歌、粵謳等為主要類型，流行于廣東粵語方言區的唱本與報刊文藝作品，迄今已有300多年歷史。隨著對外文藝交流的日益廣泛及刊刻、聲像光電技術的進步，該類唱本也逐漸受到域外館藏機構與研究者的關注。他們對該類唱本的收藏、翻譯、評價，使粵調說唱文學在域外得到了廣泛傳播。

注重收藏翻譯

粵調說唱文學的域外傳播，首先體現在域外各級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及個人對唱本的收藏方面。在全球范圍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丹麥、越南、俄羅斯等國家均收藏有數量不等的唱本資源。其中，個別刊刻本還屬于珍稀版本，具有獨特的收藏價值和研究價值。例如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收的靜凈齋藏版《第八才子花箋》就是珍品，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所藏的廣州勝源堂版《繡像花箋》也不多見，而英國大英圖書館所藏的《八排走兵火母女失散》、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亞爛賣魚》《河下溫舊情》《方孝孺草召》《昭君和番》等均為粵調說唱文學的珍稀版本。

在個人私藏方面，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曾購得木魚歌、龍舟歌、南音唱本數十種。俄羅斯學者李福清也藏有廣東俗曲說唱若干本。從總體上看，域外各級機構及個人的唱本藏書，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個別版本甚至是國內未見或稀見唱本。這對粵調說唱文學的域外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粵調說唱文學的域外傳播，還體現在翻譯方面。唱本《花箋記》在歐洲有多種語言的譯本。早在1824年，《花箋記》就由英國人湯姆斯用韻文體翻譯為英文，在倫敦出版。1836年，古爾慈將《花箋記》譯成德文，使德國人接觸到粵調唱本。1866年，施力高將《花箋記》翻譯為荷蘭文，在印尼出版。1868年，鐘巴陵又依據《花箋記》荷蘭文譯本將其翻譯成英文。1871年，施密特根據荷蘭文譯本將其譯為丹麥文。1876年，德洛斯尼將其翻譯成法文。《花箋記》在歐洲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并影響了德國詩人歌德的創作，其十四行詩《中德四季與晨昏合詠》，即明顯從《花箋記》中取材。

推動文化互通

粵調唱本在中國近鄰越南的傳播比歐洲諸國更早，并且其對越南喃字文學創作的影響很大。18世紀前期，《花箋記》被阮輝似改編成越南喃字文學《花箋傳》。1875年，杜夏川又修訂為《花箋潤正》。而后的阮文素、賴玉鋼、陶惟英等人均不同程度地推動了《花箋記》在越南的傳播。同時這也表明，粵調說唱文學很早就滲透到了域外的文學創作中。

除唱本《花箋記》外，招子庸創作的《粵謳》被英國人金文泰翻譯為英文并加以詳細注釋，于1904年在英國出版，名為《廣東情歌》。金文泰將粵謳與《荷馬史詩》《舊約》等相比照，充分肯定其文學價值。此后，賴寶勤把粵謳名作《除卻了阿九》翻譯為英文并予以注釋。這反映了域外文藝愛好者對于不同種類的粵調說唱文學的關注。

此外，1911年前后有不少嶺南報刊刊登粵調說唱作品，風氣之盛使得域外報刊也紛紛效仿。如馬來西亞共計有《天南新報》《檳城新報》《中興日報》《國民日報》等13種報刊登載了1400余首粵謳作品。這反映出粵語方言文學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廣受歡迎。

粵調說唱文學在域外的傳播，體現了中外文化間的交流互鑒。域外機構與個人對于唱本文獻的收藏及域外譯者對這些作品的翻譯、改編，影響著粵調說唱文學在域外的傳播效果和域外讀者對于粵調說唱文學的接受方式、途徑。身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譯者往往從自身的立場出發來翻譯和評價粵調說唱文學。如金文泰翻譯粵謳，為使英國讀者易于接受而盡可能使用“英式思維”，使得譯文與其本國文學具有很大的“趨同性”，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文本差異”“文體差異”與“文化差異”則彰顯了不同文化間的對話和碰撞。又如湯姆斯在翻譯《花箋記》時，對于其“才子類書”“歌本小說”的特征極為推舉，這從側面反映了譯者把這種蘊含了詩歌情感、小說情節與音樂元素的復合文藝體裁引入西方以達到“文化觀念互通”的鮮明意圖。

拓展學術視野

粵調說唱文學進入域外學者研究視野的時間并不長。德國漢學家艾伯華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他曾撰寫《廣東唱本提要》一書，收錄38種粵調說唱文學的唱本。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曾于1969—1977年間先后撰著《道情彈詞木魚書》（上、中、下）、《〈客途秋恨〉初校》和《華南民間音樂文學研究》等研究成果，對粵調說唱文學的唱本及藝術特征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引起多國學者的注意。

在波多野太郎之后，日本學者稻葉明子、金文京和渡邊浩司合編了《木魚書目錄》（1995），共收錄中國以及日本、馬來西亞、法國、俄羅斯等各地館藏木魚書3874種，并收錄有稻葉明子等人介紹、研究木魚書的論文。

俄羅斯學者李福清在其《古典小說與傳說》中收錄了一篇有關粵調說唱文學的論文《俄羅斯所藏廣東俗文學刊本書錄》，該文詳細介紹了俄羅斯收藏廣東說唱文學文本的情況，以及木魚書《花箋記》《鐘無艷娘娘》在俄羅斯的翻譯、修改和流傳情況。李福清根據自己購買、訪尋的粵調說唱刊本和材料，將俄羅斯以及他本人所藏的廣東俗文學書籍予以整理著錄。這些俗文學書籍包括木魚歌本、龍舟歌本、南音唱本、板眼唱本等。李福清的研究為粵調說唱文學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始文獻，同時也拓寬了說唱文學的研究視野。

創新研究思路

此外，域外學者對粵調說唱文學作品所作出的解讀，也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和思路。如李福清在收集、比較粵調說唱文學版本過程中有不少新的學術發現：一是通過不同唱本信息來推斷其刊刻時間、先后次序；二是提出南音與龍舟歌的改編問題；三是提出“鐘無艷”底本的影響問題。他對這些問題的發現與猜想，對推進粵調說唱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又如越南地區對于《花箋記》的仿寫與改編，從側面折射出越南喃字小說的緣起、發展歷程以及獨特的審美情趣均與粵調說唱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對深化粵調說唱文學研究也有一定啟示作用。

國內學界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粵調唱本文獻的搜集、著目與敘錄方面，文獻基礎比較厚實，但在此基礎上對粵調說唱文學的深入研究較為缺乏，對粵調說唱文學的題材類型及改編等問題關注不多。域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粵調說唱文學展開的學術研究可以與國內學者的研究互補，二者間的良性互動和互通有無有助于推動學界對粵調說唱文學的研究走向深入。

域外學者對粵調說唱文學的研究，不僅表現在對唱本的關注收藏、著目敘錄方面，還表現在對說唱表演形態的保存與再現上。1975年，哈佛大學音樂系博士榮鴻曾專門從美國來到香港，為瞽師杜煥錄制粵調說唱資料。榮鴻曾特意選取在香港富隆茶樓錄音，使錄音中夾雜著茶樓服務員的叫賣聲與顧客的談話聲，盡最大可能記錄原初的說唱環境。這些錄音資料逼真自然，彌足珍貴，成為粵調說唱文獻資料的重要補充。榮鴻曾借助錄音設備對粵調說唱進行記錄保存，凸顯研究視角從文本（視覺）向聲音（聽覺）的拓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瞽師演唱的原貌，全面呈現藝人如何將恪守套路和即興創作相互融合，也有助于深入解釋書寫文本（書面文學）與說唱底本（口頭文學）之間的關系。

粵調說唱文學在嶺南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文化地位。它不僅積淀為本土人民的文化記憶，還維系著海外廣東人群的鄉土情懷。粵調說唱文學在域外的傳播與研究，反映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接受者對富有粵地地域色彩的民間文藝的重視和喜愛，凸顯了粵調說唱文學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域外學界相關研究采用的多種角度和思路。粵調說唱文學不僅對外展現了粵地的民俗風情與歷史印記，也是中外文學、文化之間交流互鑒的鮮活載體，在保護非遺成果、講述中國故事、開展文明對話等方面有特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