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我被稱為“青年作家”。青年有青年的莽撞，也有青年的脾氣。當時《文藝報》辦了一個征文比賽，我寫了一篇《我們是否太“哥兒們”了》參加。內容是批評文壇過于“哥兒們”的現象，文中引用了當時一句流行語：“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投稿時，我還在一個地市報社工作，認為文章不可能發表，但沒想到被《文藝報》第一版刊登，還獲了獎。到了90年代中期，朱文、韓東發起了一次“斷裂”問卷，有一百多名年輕作家參與其中。問卷中有一條“你對作協的看法”，回答五花八門，直接開罵的不少。問卷在某雜志刊登后，青年作家們一直在等待批評和報復。但是，沒有，中國作協以寬廣的胸懷冷處理了這件事。這就是作協，原諒了年輕人，不記恨。

加入作協后，會員們無論開會或是私下里都喜歡給作協提建議，好像還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會員們之所以敢這樣，是因為他們把作協當成自己的家。后來，擔任省里的作協主席，才知道許多事情都不是作協可以解決的。但因為我曾在中國作協那里學到了寬容，因此，在地方，無論會員們如何提意見如何開罵，我也必須認領，盡量去改進。作協對于已經入會，特別是入會多年的會員來說，也許不再那么新奇，但對于那些正在起步的寫作者，或許就是一種動力。我就曾經為加入作協而激動過。

20歲，我開始在刊物上發表小說,朋友們稱呼我為“作家”。每當聽到這樣的稱呼，我常常懷疑，我是“作家”嗎？不是。于是繼續寫，幾年后在省報副刊“作家自白”欄目發表了文章，但仍然覺得自己配不上“作家”這一稱呼。原因是我對“作家”設置了太高的標準，我似乎還沒有達到，我仍然在追趕這一標準的路上。后來，作品越發越多，有人告訴我：“你可以加入省作家協會了”，“你可以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了。”

我拿到了作協會員證。這時，才坐實自己就是一個“作家”。我的自信不是來自于作品，而是來自于一本證件。我們這一代寫作者大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在獲得會員證書時曾經公開慶祝或暗自高興，爭先恐后地把“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寫入簡歷。說明這本證書是有藥效的，它至少醫治了部分作家的自卑。同時也證明，我對證件有依賴癥。我不相信自我認同，習慣于組織、單位和他人的認可。更有甚者，把那本會員證放在的確涼襯衣的上口袋，用香煙盒頂住，讓“會員證”三個字清晰可見，遇到熟人便朝左胸指指，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