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作協”中的“早期”，大體指的是1949年到1966年。1949年成立的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文協）作為全國文聯所屬的8個團體會員之一，其諸多活動與文聯的整體規劃基本同步。擔任文聯副主席的周揚主要以文學理論、文學評論、文學翻譯、文學編輯而見長，從工作關系和情感關系而言，對全國文協尤為關注。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全國文協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周揚擔任作協副主席。其間，他還擔任了3年多的作協黨組書記，直接管理作協的諸多事務。因而，這一時期作協的很多事情，都與周揚密切關聯。

1949年至1953年期間，全國文協的主事者是茅盾、丁玲、馮雪峰等。茅盾為文協主席，丁玲、柯仲平為副主席，丁玲為文協黨組組長，馮雪峰為副組長。周揚為全國文協21人常務委員之一，他在第一次文代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主題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發表于文協機關刊物《人民文學》創刊號。周揚積極參加、支持文協的活動，譬如積極支持丁玲開設培養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等。

1953年，正在參加土改的周揚被召回，參與第二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在第二次文代會上，全國文協正式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周揚恢復成為中國作協副主席，還被任命為作協黨組書記，從而成為作協黨政機構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中國作協正式掛名以后，從1953年到1954年底，陸續成立了一系列機構：創作委員會、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學部（古典文學研究委員會）、外國文學委員會（國際聯絡部）、文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文學講習所等。同時，編輯出版《文藝報》《人民文學》《新觀察》《文藝學習》《文學遺產》《譯文》和《中國文學》（英文版）等刊物。周揚擔任創作委員會主任，積極組織駐會作家深入生活，與一線作家聯系，幫助解決作家們的困難，組織作家討論作品和文學理論問題，出版內部刊物《作家通訊》。周揚積極參加文藝創作如何表現國家工業建設和文藝工作者到工廠體驗生活的座談會、紀念契訶夫逝世50周年大會、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

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召開。周揚在長篇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中說，“我們的作品應當最廣泛地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勞動人民服務。”“在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中，我們還必須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有些批評者總是憑幾個簡單的‘公式’、‘教條’來分析復雜的文學藝術現象。”3月6日的理事會通過了《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工作綱要》，周揚特別強調要出版作家作品選集。作協理事會所規劃的“工作綱要”中，很多內容后來得到了實施，譬如中國作家協會編選、出版了二次文代會以來的優秀作品選集《詩選》《短篇小說選》《獨幕劇選》《散文特寫選》等，后來還編選了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優秀短篇作品選集，促進了作家創作的積極性。1956年3月15日至30日，中國作協和團中央聯合召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王蒙、鄧友梅、劉紹棠、從維熙、邵燕祥、陸文夫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參會。

1961年6月，根據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周揚同袁水拍、張光年等人商討擬定《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周揚認為，文藝最重要的問題是“雙百”方針在不少的地方、部門沒有很好地貫徹。1962年8月，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周揚說：“作家還是要寫他所看見的、所感受到的、所相信的。”

1949年至1966年的創作環境起起伏伏，周揚以及其他中國作協領導成員一起，緊跟時代的節奏，同時也做著多種文藝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