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瞬之間，季羨林先生已離開我們十年了。其間，往事不斷浮上心頭，總覺得先生沒有遠去。隨著歲月的流逝，先生的形象越來越清晰，而我對他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入。能夠承蒙先生教澤，追隨先生治學31年，實乃人生幸事。

1978年10月，我在未名湖畔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季先生。他穿一身藏藍色的中山裝，操一口鄉音濃厚的山東腔，慈眉善目，平易樸實。先生甫一開學即給我們研究生上了一課，主講如何治學。他指出，無論從事印度哪個領域的研究，都應當學習印度的歷史、哲學與文化，以拓寬自己的知識面。他主張，在確定選題之后，必須做好有關文獻的檢索工作，窮搜有關圖書資料，然后再寫論文，而在寫作中則要言必有據，不斷查詢各種工具書，以減少事實記憶和文字差錯；在掌握英語的同時，應當學習對象國的語言，并盡可能不斷提高漢語水平。在談到學術規范時，他強調，做研究必須老老實實，凡引用別人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句話，亦應注明出處，不可掠人之美。在談到寫文章時，他推崇“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嚴謹治學精神。先生語言平實，卻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讓我們受益終身。

我入學之時，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然而，他在擺脫“文革”的夢魘之后，似乎重新煥發了青春，開始爭分奪秒地投入工作。我收到先生親賜的《朗潤集》與《天竺心影》。先生隨后陸續出版的多卷本譯著《羅摩衍那》以及專著《〈羅摩衍那〉初探》，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我意識到，先生進入了著述的井噴階段。隨后數十年間，他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人到了耄耋之年，反倒健筆凌云，意氣縱橫。從《牛棚雜憶》到《糖史》，無論是散文還是學術著作，均成傳世經典。他終身奮進，以自己對學術的熱忱追求和勤苦耕耘行不言之教。

我在第二學年確定了自己的畢業論文選題，準備探討泰戈爾的短篇小說創作。先生將他1961年5月15日發表于《光明日報》的《泰戈爾短篇小說的藝術風格》一文復印件贈予我。在開始醞釀論文時，我到先生家中求教。先生對泰翁的作品和生平很有研究并寫過多篇論文，但他卻對我說：“那篇文章是多年前寫的，泰戈爾的短篇小說也有好久不看了。對你的論文，我恐怕難以給予十分具體的指導。我建議你多看外國人寫的有關論著，同時要看他的作品的原文，英文的和孟加拉文的，也要看有關小說創作的理論。一定要自己挖掘，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1981年5月，我將畢業論文初稿呈送先生審閱。大約一周后，先生將論文返還我并提出指導意見，上面有他添加的字句。先生認為我的論文偏長，建議將第一部分生平研究刪除，并大力壓縮其余部分。同年7月，在北大六院舉行論文答辯會。當時，天氣異常燠熱。作為先生“文革”后第一個畢業的研究生，我雖然沒有汗出如漿，但內心確實忐忑不安。不過，答辯委員會的各位先生，尤其是季先生，對我十分寬厚，沒有提任何難題，于是答辯順利通過。

1984年，先生翻譯的《羅摩衍那》出齊。為了慶祝這一盛事，中國印度文學研究會于10月在杭州召開研討會。一天會后，在陪先生散步之時，我問道：“季先生，新中國成立35年來，您有多少時間用于開會？”先生回答說：“20年。”然而，先生善于應對各種會議，尤其是沒有意義但又不得不參加的會議，他的許多文章就是在開會時醞釀成熟的。他的這種惜時如金的精神給學生們樹立了一個榜樣。

1982年，印度詩人和小說家梅特麗耶·黛維訪華。她16歲即出版第一部詩集，泰戈爾非常欣賞其才華并親為作序。詩人在暮年曾四度到她位于大吉嶺的家中度假，說了許多精妙的話，被她記錄下來，形成了《家庭中的泰戈爾》一書。這是一部類似《歌德談話錄》的著作，堪稱具有世界影響的名著。黛維將此書贈送給季先生并請他將該書譯成中文，先生承諾親自翻譯。

1984年孟夏，季先生前往友誼賓館看望再度來訪的梅特麗耶·黛維。我叨陪末座。席間，黛維問及先生譯事進展情況，并不客氣地說：“難道你們非要等我死了才出版你們翻譯的這部書嗎？”先生在隨后的8個月中將全書譯成中文。他本可以動用自己的學生翻譯此書，然而沒有。他信守承諾，親力親為，保證了譯本的質量。

先生在翻譯過程中曾就個別孟加拉語詞匯及孟加拉語書名征求我的意見。1986年初，我見到《家庭中的泰戈爾》中文譯本，是先生贈閱的。拜讀此書時，我發現先生在“譯者序言”之后的附記中寫道：“譯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開會時寫成的，因而頗為凌亂。李錚同志費了很大的力量抄寫全書，核對文字。劉建同志協助我翻譯了一些孟加拉文的書名和其他名字。謹記于此，以志心感。”從此事可看出，先生不僅嚴守學術規范，而且非常尊重他人勞動，連學生幫了一點小忙也要交代清楚。我到后來帶了研究生時，也謹奉先生的不言之教，從不讓他們為我做事。

1999年6月8日，王樹英先生與我相約去朗潤園看望先生。那天，他興致頗高，我們停留和交談的時間也就長了些。談了先生的散文創作，因為我剛為他的米壽寫了一篇長文《郁郁詩人意 悠悠赤子情》，所以趁機討教。先生對拙文是滿意的，這使我感到欣慰。我看先生談興正濃，不禁問道：“先生寫了大量日記，是否準備全部出版？”他回答說：“生前不準備出版。”我當即意識到，先生的日記系秉筆直書，具有重大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和文學價值。臨別之際，先生拿出一套新版四卷本《季羨林散文全編》，在扉頁上題字簽名后贈我，稱我為“老弟”。這種稱謂，如今想起，依然透著體己、親切與慈愛。

1999年7月5日上午，印度文學院授予先生名譽院士學銜儀式在北大臨湖軒舉行。羅特院長首先宣讀了印度文學院授予先生名譽院士學銜的決定，隨后發表演說，盛贊先生畢生為文化事業和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接著，先生用英語致答詞。他在深情地提到中印之間長達兩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史之后說：“明年，我們將迎來一個新的世紀，乃至一個新的千紀。萬象都將更新。可惜，我行年已經八十有八，不能再繼續做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了。然而，我一點也不心灰意冷。”他先后用中英雙語吟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詩句，并幽默地表示自己雖非烈士，卻仍要為中印兩國文化交流多作貢獻。這種老而彌堅的精神令人敬佩。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身體力行，始終保持了一個純粹學人的本色。

先生生活簡樸，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由于藏書甚多，更由于珍惜時間，居無求安，他的家始終沒有裝修過。他的飲食無非粗茶淡飯。我們研究生在有機緣與先生聚餐時，都會點先生愛吃的一些家常菜，如豆苗、花生米之類。先生所以能夠長壽，與他心靈純凈、勤于著述和生活儉樸都有關系。

大師雖遷，遺風俱在。2009年7月先生逝世。我于同年8月退休。在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我一直堅持正常工作，出版及再版著譯六七部，參與了兩卷本《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書》的撰稿、翻譯和編輯工作。先生從不言老，從未擱筆。我們作為學生，應當自覺繼承他的這種精神。2015年，新世界出版社精心推出12卷本《季羨林學術著作選集》，6位編選者都是他的門生。我參與了其中兩本書的編選工作，糾正了此前版本中存在的少量文字錄入錯誤。能為出版和弘傳先生的著述略盡綿薄，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季羨林先生是一個純粹的學人，卻以扎實的行動影響了無數后學。他永遠是莘莘學子的光輝楷模。

（作者：劉建，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