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歌德順道拜訪席勒而不遇。在等候席勒回來的間隙，歌德坐在席勒的書桌前記筆記，但被一股奇怪的惡臭味阻斷了記錄。最終，歌德循著氣味找到了源頭——就在他坐著的書桌抽屜里，裝著一堆爛蘋果，惡臭即來源于此。席勒的妻子夏洛特說，這是席勒有意把蘋果放壞的，“沒有它，他就沒法生活或寫作”。多年后，在《歌德談話錄》中，歌德忍不住說，那種氣味，對席勒有益，對我則像毒藥。

爛蘋果是席勒寫作的依賴之一，這是一種怪癖。這些都被美國作家西莉亞·布魯·約翰遜記在了《怪作家》中。中國明朝的張岱就曾說過，人無癖不可與交。作家也是凡人，有各種各樣的怪癖，毛姆、納博科夫、喬伊斯、雨果、普魯斯特等都不例外。而且癖好之怪，五花八門。于是，《怪作家》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個副標題：從席勒的爛蘋果到奧康納的甜牙。

實際上，席勒的“怪癖”還不僅僅是爛蘋果。他白天寫作時，會將房間的窗簾緊閉，他“沉浸在昏暗的光線里，啜飲著含咖啡因的飲品，聞著爛蘋果的氣味寫作”。更多的時候，席勒的寫作都是在晚上，當咖啡都不能用于提神時，他為了保持清醒避免睡著，將雙腳泡在冷水中。他的鄰居經常可以聽到席勒“一邊大聲說話，一邊來回踱步”，這樣的狀態一般會持續到凌晨三五點。

巴爾扎克同樣也習慣于夜間寫作。他十點睡覺，凌晨兩點鐘起來，一直寫到下午。“睡得太多會困擾人的心志，使其反應遲鈍”。當別人在睡覺時，巴爾扎克的想象力如同星光閃爍，火花迸發。

和席勒離不開咖啡一樣，巴爾扎克也是咖啡的“重度患者”。16歲時，巴爾扎克在一所禁止咖啡的學校寄宿，但這并不能難倒他。他經常找想賺取外快的門房幫著將咖啡偷偷帶進來。后來，巴爾扎克每天起碼要喝50杯濃咖啡，有時甚至生嚼咖啡豆。《人間喜劇》等作品就是在一杯杯咖啡中泡出來的。除了咖啡外，巴爾扎克在寫作時，對著裝也有特殊的“癖好”：穿著僧袍，白色長袍以絲綢做襯里，再用相配的細繩束腰，頭上還要戴著黑絲綢無檐帽。

作家們在寫作時的癖好，各式各樣。比如大仲馬在寫作時，對紙張就有特殊要求，寫詩要用黃色的紙，而文章則寫在粉紅色紙上，寫小說非藍色的紙不可。一次在東歐考察，行至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時，他的藍色大頁紙用完了，找遍第比利斯也沒有他所需的這種紙，最終只得以奶油色的紙來替代，紙張顏色的變化被大仲馬認為對他的小說產生了消極影響。

和席勒、巴爾扎克等人不同，大仲馬不分時間地寫作，似乎什么時候都可以寫，辦事、吃飯的間隙，他匆匆地在紙上寫著；醒來后不久，他的手已經握住筆了。一有空閑，他就用于寫作，一天甚至可以寫16個小時；在截稿日期快到時，為了寫作的不間斷，飯菜都是送到書房的。“我的每分鐘都像金子一樣寶貴。我花在穿鞋上的時間，相當于500法郎。”

海明威寫作的房間墻上掛著羚羊頭標本，標本下是一張字數統計表，用來填寫每天寫作的字數。海明威通常整個上午用來寫作，如果寫得順手，一天需要消耗七支2號鉛筆。和其他人靈感枯竭時停筆不同，海明威時常在寫得很順暢時便停筆，留待第二天繼續。在向普林頓解釋此舉時，他說：你寫到某個地方，覺得自己勁還沒用完，并且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么，這時你停下來，直到第二天再埋頭接著寫。”第二天一早，海明威會修改之前新寫的內容直至擱筆的地方，然后，接著流暢地寫下去。

《怪作家》中提及喜歡在床上寫作的作家不在少數。伊迪絲·華頓即是其一，他喜歡坐在床上寫作，每寫完一頁，就丟在地上。等當天晚些時候，仆人會進入房間撿起散落在地上的紙片，整個過程迅速而不產生動靜，之后秘書安娜·巴爾曼將手稿打印出來，華頓再一遍遍修改。

納博科夫則將帶橫線的便條卡片放在枕頭下面，以便記下夢中萌生的念頭。同樣的，納博科夫習慣在床上寫作，一邊抽煙一邊文思泉涌；后來，糖漿替代了香煙，于是納博科夫開始胖了起來。晚年，納博科夫將家安在瑞士蒙特勒宮酒店，寫作的姿勢也隨之變成了站立著書寫。不變的是便條卡片，他甚至用便條卡片寫出了《洛麗塔》的草稿，三張便條卡片草稿可以打印成一張紙。在寫《阿達》時，納博科夫用去了2500張便條卡片。

年輕時，浴缸也是納博科夫很重要的寫作場所。在《怪作家》中提到在浴缸中寫作的作家還有威廉·薩默塞特·毛姆、埃德蒙·羅斯丹、本杰明·富蘭克林、阿加莎·克里斯蒂、黛安·阿克曼……從浴室尋找靈感的朱諾·迪亞斯則是坐在浴缸旁寫作。

作家們的靈感來源也千奇百怪。格特魯德·斯泰因會因巴黎街頭堵車而靈感多多，甚至只要離汽車近一點，都能激發她的想象力。她坐在車上等丈夫時會拿出鉛筆和小紙片，匆匆寫下三五行。她的理想寫作之地是汽車的駕駛座。在成名前，汽車同樣也是卡佛安靜的寫作之所。尤朵拉·韋爾蒂甚至可以一邊握著方向盤一邊寫作……

《怪作家》中說到的都是外國作家寫作的怪癖，其實中國作家的怪癖也不少。余華曾在一個對話中說到他的寫作習慣，也是一種怪癖：他喜歡在舊信封上做筆記，最初是怕忘了，便隨手拿起舊信封記上，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余華自言《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都寫滿了一堆舊信封”。后來，余華開始用新信封，而且“必須是國際航空的那一種，上面沒有郵政編碼的紅框，顯得更干凈”。

看來，作家寫作的“怪癖”是不分國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