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1月至1875年1月，申報館文學月刊《瀛寰瑣紀》連載了由“西國名士”所撰、“蠡勺居士”所譯長篇小說《昕夕閑談》，分三卷52節，上卷18節，次卷13節，三卷24節。在上卷及全書連載完結后，申報館還曾先后推出過《昕夕閑談》線裝鉛印單行本。小說譯文采用白話章回體，講述了主人公康吉家道驟變的身世背景和艱辛坎坷的冒險歷程。此前，1840年在廣東出版的《伊索寓言》近代漢譯本《意拾喻言》雖亦屬近代中外合作翻譯文學作品，但其刊行的目的主要是用于漢文習得，寓言文體自與小說有別。此外，19世紀70年代的期刊上也出現過一些單卷或篇幅較短的翻譯小說，但如《昕夕閑談》卷帙之繁者則無。因此，《昕夕閑談》是不折不扣的中國近代第一部長篇翻譯小說，理應在近代翻譯文學史上擁有一席之地。

然而，《昕夕閑談》雖開國內長篇翻譯小說風氣之先，其譯者身份和原作文本卻一直付之闕如，當時的社會反響亦只平平，致其極受冷遇，與20多年之后出現的爆款“林譯小說”有著天壤之別。

長期以來，學界僅知《昕夕閑談》譯者署名“蠡勺居士”，其真實姓名和文本的原作者始終是未解之謎。直到哈佛大學漢學家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在2000年發表《論第一部譯成中文的長篇小說》，才首次明確《昕夕閑談》的原作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多產作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 Lytton）所著《夜與晨》（N ight and Morning，1841年倫 敦出 版）。他在確認“蠡勺居士”和“小吉羅庵主”為同一人后，大膽推斷中譯者即為申報館首任主筆蔣其章，但其所據的主要線索僅是申報館刊行的第一部書籍出版物《文苑菁華》編者署名為蔣其章。雖說其直覺和預判驚人地準確，卻終未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直接論據。在此基礎上，《〈昕夕閑談〉校注與資料匯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編者鄔國義教授確證“蠡勺居士”“小吉羅庵主”“蘅夢庵主”為同一人，又分別舉出“小吉羅庵主”唱和詩詞、“蘅夢庵主”的詩文集及唱酬詩作、蔣其章的著作目錄等三個方面的諸多例證，遂鎖定《昕夕閑談》的譯者“蠡勺居士”為蔣其章。這道百年謎題，自此終于塵埃落定。

鄔國義多年從事中國史學史及學術史研究，近年來在晚清民國出版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舉七年之功，編注《〈昕夕閑談〉校注與資料匯輯》一書，不僅過錄點校《昕夕閑談》全文，首次揭開了中國近代首部長篇翻譯小說的全貌，其抉發近代翻譯小說起點的研究可謂功不可沒。

重新爬梳《昕夕閑談》文本及其翻譯出版時代背景的意義遠不止于中國近代首部長篇翻譯小說這一名稱的噱頭之爭。譯者蔣其章曾在多則編輯聲明中表示，希望通過引介這樣一部“廣中土之見聞”“記歐洲之風俗”的英國小說，啟迪民智，開化民風，自是看重翻譯小說的啟蒙作用。鄔國義也指出《昕夕閑談小敘》宣揚小說“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的文學批評觀念，隱隱成為此后梁啟超掀起小說界革命的理論先導。

《昕夕閑談》刊載的《瀛寰瑣記》是申報館刊行的近代國內最早的衍生性文學期刊。鄔國義通過對清實錄、地方志和晚清民國詩文集、報紙雜志、私人日記等大量文獻的檢索和查閱，對《昕夕閑談》翻譯出版的經過和譯者蔣其章的生平事跡進行了翔實深入的考稽，為《申報》及晚清民國報人報業研究增添了豐富的維度——蔣其章是唯一一位以舉人身份任職申報館早期主筆的文人，“武林名孝廉”的指稱也成為揭示“蠡勺居士”真實身份的間接證據之一。鄔教授從大量史料中鉤沉出蔣氏較為完整的生平信息和履職經歷，客觀推演其在申報館早期運作和《瀛寰瑣記》編務中所發揮的作用，再現近代滬上報人生存狀態和文人雅集盛況，推定蔣其章出任敦煌縣令、轉赴新疆、隨幕主張曜流轉各地的時間線，并從蔣氏同僚詩文集挽聯小注的一則稀見材料中一舉廓清其卒年，展現了非凡識力和考據真章。

為讀者參詳檢索之便，全書所輯資料既包括蔣氏科舉課藝習作、《申報》時期詩文唱和、輾轉各地資料等按時間節點排列的文獻材料，也涵蓋了申報館創辦人美查、《瀛寰瑣記》、利頓作品在中國和研究論文及論著目錄等相關參考資料。從新文化史的角度讀解這些來源各異、性質迥然的材料，或許能夠揭示出更多近代早期報章雜志稿費制度、版權意識、發售渠道、社群集結等的歷史文化信息。此外，筆者偶然檢索到《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一號的一則材料，簡要回顧了《瀛寰瑣記》刊布之初設立論說、外國小說譯本、詩古文辭、西洋筆記等專欄，并指出當時所載“小說亦必撰章回，加評語，蓋在冷紅生以史漢筆法譯書之前，而作者之意匠經營，庶亦于此覘之”，也隱約透露出《昕夕閑談》的推出雖早于林譯小說，但與后者存在較大的評價落差，且未為時人所重。考慮到《申報月刊》的出版立場，不難想見近代早期翻譯文學作品出版競爭的激烈。

比照利頓原著，不難發現，《昕夕閑談》所譯內容僅為原書之半。為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昕夕閑談》在章節劃分上既與原著相異，終卷亦僅止于原書第三冊第八章，以康吉和富有孀婦美費兒定情為小結束，并在敘事順序、旨意凸顯、語詞選用等方面和原書存在不少差異。這不僅是由于譯文受到連載形式的約束，而且也和譯者自身的文學傳統、翻譯策略與文化選擇有關。頗為遺憾的是，盡管多位研究者都贊同申報館的創辦者美查是小說原著的推薦者和口譯者，但他與蔣其章究竟采取何種合作翻譯具體形式的相關資料仍然付之闕如。鄔教授此書的出版，勢能引致更多學人就此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求索。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作家利頓的小說作為19世紀前期英國文壇的流行讀物，幾乎在同時傳入了中國和日本，兩國對同一作者的不同小說譯本的接受也形成了鮮明對比。1878年10月至1879年4月，利頓所著《恩內斯特·邁特瓦》（1837年）及其續編《愛麗絲》（1838年）被丹羽純一郎（后改名為織田純一郎）譯為《歐洲奇事花柳春話》在日刊行。《花柳春話》作為明治初期的西洋人情小說受到讀者的熱烈追捧，風靡一時。而利頓本人在同時期的英國文壇亦享有極高聲譽，多部作品版權還遠銷美國，但之后在對維多利亞時期文學史進行整體回顧的過程中，其作品的文學評價有所回落。《昕夕閑談》在中國的遇冷、《花柳春話》在日本的流行，以及原著在接受文學批評方面的起落，無不暗示了翻譯文學的篩選與譯本接受的異域語境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