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種畢業四五十年之后的聚會，教育部真該明令禁止。我何苦要去摧毀自己曾經渴望和心儀的姑娘在記憶里留下的美好印象呢？我又何苦非得去見證那些自己曾經羨慕不已的健碩少年如今變成了何種模樣？這比戴上眼鏡看鏡子里的自己險些石化的感覺更加糟糕。”只看這句話，會毫不猶豫地斷定，它出自哈謝克（《好兵帥克》的作者）之手。

事實是，寫這句話的是斯維拉克。他是一名演員、電影編劇，70歲后，一連出了兩本短篇集（《女觀眾》和《錯失之愛》），混入小說家的行列。

令人驚訝的是，作為寫小說的新手，斯維拉克表現得自信和成熟。比如前引的這段話，主題竟是在寫中學時的班主任。在非常環境中，他不惜說謊，幾次救了學生的命。如此催淚的題材，卻用搞笑的方式呈現：在幾十年后師生聚會時，大家共同提起當初嚴厲、古板、目不斜視的數學老師哈珀爾。班主任透露，哈珀爾天性好色，下課時常抱怨，為何將豐滿的某位女生放在第一排，這誰受得了？這哪里是上課，簡直是在表現英雄主義氣概。

同學們記得，哈珀爾每次下課，班主任都會對他說“筷子”或“三個杠鈴”（在捷克語中發音近似）。幾十年后，班主任破解了這個謎：哈珀爾是國際象棋高手，一次意外地和女棋手有了一段不可描述的遭遇，對方說“悉聽尊便”（在捷克語中，與“筷子”音近），哈珀爾將這個怪詞牢記在心，并廣為傳播。

乍一看，這是一篇被誤寫成散文的小說，但仔細品味，又會發覺它頗有意味：當人無法捍衛自我時，當環境將心靈窄化成一片沙漠時，本能反而成了滋養人性的港灣。班主任的低級趣味讓他變得如此富于同情心與善意，如果他不會用“悉聽尊便”調侃，他還會一次次站出來嗎？在灰燼般的、干巴巴且一臉嚴肅的人海中，“悉聽尊便”至少提醒了班主任，他還是一個人。

這種寫法，便是反諷。

所謂反諷，指口是心非，說出的話和內心的話相反，卻人人盡知弦外之音。與諷刺不同，反諷沒有攻擊性，它不是挖苦，而是自嘲。哲學家基爾凱郭爾在《論反諷》中說：“反諷本身并非冷眼旁觀、不動聲色，毫無喜怒愛憎；毋寧說它是一種由于別人也想占有自己所欲求的東西而感到的不快。”

換言之，反諷并不只是一種文學手法，而是一種生命境遇——當我們感動、入戲與沉醉時，突然有人告訴你，這一切前人早已做過，你不過是在重復而已。

在《不朽》中，米蘭·昆德拉曾用小說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尷尬：在不經意間，女主角做出一個充滿魅力的動作，可想一想，地球上曾有過幾千億人，人類的動作才有多少？換言之，不是我們在做動作，而是動作在做我們。那么，我們的愛情呢？我們的理想呢？我們所堅守的那些價值呢？我們曾如此珍視它們，可它們只是贗品，是對別人的模仿。

所以，基爾凱郭爾“神補刀”：恰如哲學起始于疑問，一種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諷。

只有通過反諷，我們才能對自我存在的真實狀況有所察覺，而斯維拉克對此的感悟，堪稱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在《追蹤記》中，他哀嘆“布拉克失去了一位個性奇特的人物，這座城市確實了一種神奇和不確定的詩意特性”。其實，這個“詩意特性”不過是一名叫巴施蒂希的老漢，他被生活所累，為養家糊口，幾無喝酒錢。所以，他想出一個鬼主意，常年帶著雨傘、渾身濕透去串一家家酒吧。客人看到他，以為外面正下雨，會在酒吧中多待一會兒，老板的生意因此提升，而巴施蒂希也能混到一杯免費酒。

在《伯利恒之光》中，作為低能兒的兒子只會說真話，四處碰壁，過年時，他見桌上蠟燭正燃燒，基于父母曾經的教導，他將其吹滅。母親知道后，大吃一驚，那是窮鬼父親為了轉運，歷盡千辛萬苦搞來的“伯利恒之光”（類似于圣火）。母親忙用火柴將蠟燭重新點燃，叮囑兒子決不能告訴父親真相。于是，一家人在“伯利恒之光”的籠罩下相安無事——父親堅信來年會轉運，母親避免了家庭糾紛，兒子終于懂事，學會了說謊……以神圣之名，假冒神圣幫大家解決了所有煩惱。

在《錯失之愛》中，廣告創意師被公交車上一次偶遇打動，努力尋找擦肩而過的女孩，就在數學家老板告訴他，找到那個女孩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時，廣告創意師竟然真的找到了，并成功將她追到手。然而，那個女孩終于厭倦了，她從不記得有過什么偶遇，也不愿一次次被所謂的偶遇綁架。那么，偶遇中的那個女孩真的存在嗎？還是她暫時失憶了？或者偶遇這件事也是虛構的？一切又陷入數學家老板感到滿意的混沌狀態中。

在《在火車上》，母親正帶著幼兒旅行，倍感疲憊。幼兒看到車廂上涂抹的一句臟話，卻誤認為是賣鳥廣告，纏著母親要買。母親無法告訴他，“鳥”在捷克語中的雙關含義，只好假裝打電話去買，結果不出意料：鳥已被賣掉了，聯系得太晚了。在這個混亂而尷尬的場景中，特拉維克故意插入一個正在學捷克語的越南女孩，成為他們的旅伴。她完全不明白發生了什么，看到大家都在談“鳥”，便高興地講了一個越南的關于鳥的童話故事。最終，她被戲劇精神附體——輕撫小男孩額頭，說：“你喜歡我們越南的童話故事嗎？”通過復調敘述，特拉維克隱喻了人生：以為夢想觸手可及，其實只是我們的誤解，可總有局外人會將一切講成童話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女觀眾》和《錯失之愛》是特拉維克的惡意實驗室，那里面，有被丈夫耽誤一生的妻子，每天為購買什么罐頭而爭吵，最終，妻子在想象中殺死了丈夫；有被樂評人放逐的音樂家，只好在各地學校科普古典音樂，因患了重感冒，只好自己彈奏，讓他趣味單一的司機替他講述。結果，經典音樂被講成一個個黃色故事，恰好樂評人在現場，被當場氣死；有重新獲得演出機會的老演員，他以為自己的演技終于得到承認，卻發現導演只需要他不做任何表情，而似乎愛上他的女孩，其實是求他給別的男孩捎信，他以為是自己，但在大家眼中，他只是人畜無害的布景……

在斯維拉克筆下，一切都是錯位而模糊的，人們甚至不再掙扎——他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因為正被未知的力量所掌控。最聰明的解決方案是：裝作在場，但心有旁騖。

意大利思想家維柯曾把世界歷史分成四個持續退化的階段，即：

神祇時期：通過比喻，給自然界賦予永恒精神；

英雄時期，通過轉喻，表達特殊人物的永恒精神；

人的時期：以借代為主，表達人類整體之間的共通性；

頹廢時期：以反諷為主，意識變成謊言，人已無法看清真實與偽裝的差別。

顯然，斯維拉克寫的是頹廢時期文學，而支撐他反諷的，無非兩端：

其一是理性注意通過泯滅趣味，實現對個體的加害，它甚至神經質到遍地敏感詞的地步。因名詩中有“大叔般狡黠的微笑”，被要求改成“科學家般和藹的微笑”。困惑的老師問同儕，難道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也要這么改嗎，得到的回答是：“柴可夫斯基也會理解，音樂就是服務。”

其二是對生命掙扎的無望。攝影師后悔給情人寫了分手信，可郵局工作人員拒絕退回，因為“這信已歸郵局了”。萬般無奈，攝影師持槍搶回自己的信，卻誤傷了一名郵遞員，鋃鐺入獄。情人因此得出合理推斷：攝影師果然是有暴力傾向的人，還是趕快結束這段感情吧。以結果相反的方式，奮斗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修煉”。

顯然，斯維拉克的世界正在崩潰，但它并不灰色，其中不乏人性的溫暖：健壯的出租車司機出口斯文，他來自下層，曾與老師產生不倫之愛，雖然沒有結果，卻讓他變成一個有教養的人；在《復視》中，音樂家約瑟夫與英格麗的愛只能是萍水相逢，但他們卻彼此拯救，終于突破了女伯爵設置的沉悶生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雞湯橫飛與故弄玄虛的時代，像斯維拉克這樣的專業故事匠人已成鳳毛麟角。他的細節刻畫異常生動，寥寥幾筆，便能讓讀者看盡其中荒誕。兩本小說集均不超200頁，卻有19篇小說，且其中很多短篇中，容納的是中篇的故事量。

不否認，故事可能會背叛寫作者，會使寫作輕淺化，可問題在于：如果我們放棄故事，又如何面對理性主義投下的巨大陰影？又如何在這陰影中，堅守住自我？

“倘若一個人有所期待，他的生活會變得意義非凡。”也許我們都將在時光中走失，也許每個個體注定都會被吞噬，但我們仍需期待。這，或者就是斯維拉克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