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新近精裝重版兩卷本《納博科夫傳》。這部傳記在全球享有盛譽，傳記作者是新西蘭奧克蘭大學英語系杰出教授布賴恩·博伊德。他最富盛名的學術成果包括《納博科夫的<阿達>：意識之地》、兩卷本《納博科夫傳》、《納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藝術發現的魅力》、網站“阿達在線”，此外還編有八卷本的納博科夫小說、回憶錄、蝴蝶著述、詩歌翻譯及詩集。

1979年，不到三十歲的博伊德在多倫多大學完成博士論文，研究內容便是納博科夫最為復雜的英文小說《阿達》。為了梳理納博科夫的作品，博伊德往返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康奈爾大學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等地，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材料。

博伊德的博士論文也深得薇拉欣賞，薇拉甚至因此邀請博伊德去家里做客。博伊德說：“她發現，我對納博科夫了解很多，她認為除了她以外，沒有人會知道這些。兩個月后，她請我幫她為納博科夫的檔案編目，于是接下去的兩年里，我愉快地做了這份工作。她承認，她天性多疑，但她漸漸地信任了我。我問她，我是否可以寫納博科夫傳，她答應了。”

近日，博伊德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專訪翻譯由《納博科夫傳》中譯本譯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劉佳林完成。

納博科夫的心理深度是驚人的

澎湃新聞：當初你為何對納博科夫及其作品有了興趣？

博伊德：我13歲就讀過《洛麗塔》，當時并沒有真正讀懂。我到現在仍然認為這部小說還有許多有待我們大家去發現的地方。16歲時，我讀到《時代》的封面故事，是關于納博科夫的，當時正是《阿達》出版之際。上面有一篇納博科夫的訪談，每個回答都很精彩，我立即跑到我家所在鎮上的公共圖書館，找他的最新小說，結果找到了《微暗的火》。

對留心的讀者來說，那部小說的一些秘密可以慢慢地推斷出來，但對非常好奇的讀者來說，如果他跟隨開頭幾頁的提示和互見指引，只需深入小說數頁，就能發現那些秘密。受《時代》的激勵，我樂意追隨這些提示，我體會到了發現的欣喜——盡管這部小說還有許多更深的內容有待發現。三十年后，我給我那本關于《微暗的火》的著作取了一個副標題“藝術發現的魅力”。作為一個鱗翅目昆蟲學家，納博科夫在探索自然的秘密中體驗到了發現的激動，他也非常用心地組織他最優秀、最成熟的作品，給讀者相應的激動。

這些隱藏的發現有些靠近表面，有些埋得更深，但即使在讀者發現了這些之前，納博科夫仍提供了許許多多。他的句子很奇妙，他常被稱為最優秀的英語散文文體大師。他的觀察力、想象力和頑皮的幽默無人可比。他的心理深度是驚人的，經常體現在那些既有豐富天賦又有可怕或喜劇性缺陷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次要人物，他的描寫也是敏銳深入的。他的情節常常直截了當，但它們同樣是偉大的、常常是機智的原創性結構。正如小說家馬丁·艾米斯所說，納博科夫在處理尋常事物方面勝過其他所有的人。

有人認為，他的文體很迷人，但沒有說出什么內容。我認為，只要我們從光輝的外表沉潛下去，探索深藏的珍寶和在下面涌動著的、出人意料的閃光生活，我們就會發現，他在心理學、道德和認識論方面，都有異乎尋常、取之不竭的深刻內容。

澎湃新聞：西方文學界對納博科夫的哪一部作品評價最高？

博伊德：《洛麗塔》無疑是家喻戶曉的。哪部評價最高，這取決于你問什么人。對大多數俄羅斯文學家來說，是《天資》。對俄羅斯以外的人來說，是《洛麗塔》，感情上最引人入勝；或者《微暗的火》，最具想象力的完美之作，德米特里·納博科夫最喜歡，也是我最喜歡的；或者《阿達》，最繁密、說不盡的一部。還有許多人既熱愛納博科夫的優秀小說，也熱愛他的自傳《說吧，記憶》，那本身就是一部高度藝術性的作品。

澎湃新聞：多年來你閱讀、研究納博科夫的作品，你自己如何評價納博科夫這個人？

博伊德：作為一個作家，他對自己很自信，但這沒有讓他覺得這是應得的權利。事實上，他創造了赫爾曼、亨伯特、金波特、范·維恩和阿達·維恩，他們都有強烈的理當如此的感覺，這恰恰是因為他痛斥這樣的態度。他認為，為值得驕傲的而驕傲，這是重要的，但僅僅從自己的位置看問題，而不努力去理解他人的立場，這是危險的。他善良、敏感地對待他人，除非他們對他或別人的態度讓他生氣。他塑造了自私、邪惡的惡魔形象，因為他憎恨這些行為。也因為他喜歡挑戰，深入地想象那些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狀況。

澎湃新聞：除了作家身份之外，納博科夫作為鱗翅目類學者的身份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納博科夫多部作品的封面上都印有蝴蝶的意象。你如何解讀這種意象？

博伊德：從七歲起，納博科夫就熱愛蝴蝶，堪比他對文學的熱愛。在俄國，在美國，在歐洲，他都堅持不懈地采集蝴蝶。他只當了七年專業的、從事科學研究的鱗翅目昆蟲學家，那是在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他研究蝴蝶的領域很窄，但在那個領域中，他很快就成了世界專家，對北美、南美的蝴蝶進行分類，其方法經受了時間的檢驗。

在他這個領域的晚輩專家驚奇地發現，他的洞察非常精確，往往是結合了想象的直覺和精心的、史無前例的細節審視之后獲得的，要知道，當時他手頭并沒有幾十年后人們才發現的那些證據。專家們過去二十五年里發現了幾十個新種，他們用納博科夫及其家人和人物的名字命名，這得益于納博科夫學者的建議，這些名字特別恰當：比如“洛麗塔”（lolita）和“薇拉”（vera），這些大家都明白；還有“考巴爾塔納”（kobaltana），認出的人就很少了，它暗指的是《微暗的火》中隱藏的一個玩笑中的玩笑。

傳記可以激勵更多讀者

澎湃新聞：為名人著書立傳并不容易。你如何做到“尊重史實”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平衡？

博伊德：尊重事實始終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此后的挑戰就是讓故事和人物盡可能生動，批評盡可能易懂，同時又盡可能是研究性的，表達也要有想象的生氣。

澎湃新聞：國外還有幾位傳記作家為納博科夫作傳，比如安德魯·菲爾德撰寫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人生與藝術》（1986），法國作家布洛的《蝴蝶與洛麗塔——納博科夫傳》（2010），以及大衛·蘭普頓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一種藝術人生》（2012）等。你是否看過其他人寫的納博科夫傳記？

博伊德：菲爾德的傳記是一個禍害，靠的是沾沾自喜甚至自我慶祝的無知。他認為他的錯誤——納博科夫用了數百頁的篇幅詳盡地給他指出來——比有記錄的事實更有趣。

正如我曾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所寫的那樣：“菲爾德認為，我說他不知道納博科夫住在瑞士的時間，這是‘荒唐可笑的小題大作’。我所說的一切——而這并不是孤立的例子——不過是，菲爾德甚至不知道納博科夫1959年到歐洲之后、1961年年中在瑞士定居之前這兩整年里，納博科夫住在哪些國家。菲爾德的整個作品表明，他不知道納博科夫在某個特定的時候住在哪里，他為什么住在那里而不是別的地方，納博科夫在這里或那里寫作了什么。指望從菲爾德那里獲得這些知識是荒唐可笑的，他當然不是一個傳記家。”

大衛·蘭普頓的書是一本研究著作，只是用了這樣的標題，他是納博科夫研究者中最敏銳、獨立又負責的學者之一。布洛和其他人（比如俄羅斯的鮑里斯·諾斯克）的著作是我傳記的寄生蟲，其實并沒有原創性的研究，對納博科夫也差不多一竅不通。

澎湃新聞：對于英美二十世紀“傳記”這一體裁的復興或繁榮你有何看法？

博伊德：我讀的傳記沒有你可能對傳記家所期待的那樣多。不少優秀的傳記家鐘愛傳記這種文類，比如邁克爾·霍爾羅伊德和理查德·霍姆斯，他們甚至寫了傳記家的傳記。我主要是這樣看待傳記的，對那些為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傳記可以讓更廣泛的讀者去了解他們的工作和努力，可以激勵更多的讀者。

這就是我現在寫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傳的原因。我認為，他的哲學無與倫比地豐饒和激動人心。讓我就引兩段我喜歡的波普爾的話：“我的自由觀是，思維本質上是創造性的，它在每個個體的生活中促成未來的創造。”

波普爾首先是以科學哲學家而著稱的，但像納博科夫一樣，他認為，最佳狀態的科學與藝術非常相似：“像藝術與文學一樣，科學不只是人類精神的一次歷險，它是創造性藝術中最為人性的：它充滿了人類的種種失敗和短視，但又顯示了那些洞察的閃光，讓我們看到世界的奇跡和人類精神的奇跡。不僅于此，科學是所有人類努力中最為人性的那部分的直接結果——解放我們自身。”

納博科夫還有作品仍待編輯、出版

澎湃新聞：你曾提及納博科夫夢見自己在中國奔跑。據你所知，納博科夫對中國有過怎樣的印象、評價？

博伊德：納博科夫對中國或日本所知甚少。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這讓這位小男孩無法喜愛遠東。他總是痛斥中國皇帝的專橫與酷刑，就像他譴責中世紀和近代歐洲的專橫與酷刑一樣。在他的最后一部俄文小說《天資》中，納博科夫讓他的主人公和敘述人想象他父親康斯坦丁·戈杜諾夫—切爾登采夫在中亞的鱗翅目昆蟲研究之旅，納博科夫和費奧多爾運用了西方博物學家—探險家真實的歷史記錄，使得費奧多爾的描述既盡可能忠于事實，忠于中亞的風景（塔克拉瑪干，天山，戈壁），又顯得驚奇、難以置信、虛無縹緲。但他對中國文化了解很少，除了莊周著名的夢蝶故事和一些中國的描寫自然的繪畫。

澎湃新聞：國際納博科夫學會網站（thenabokovian.org）如今不局限于北美，還有了中國用戶。你認為納博科夫何以能成為“在全球領域都備受關注的作家”？

博伊德：我很高興，國際納博科夫學會網站有這么多的中國用戶。在促使網站運行方面，在網站架構、人員、資金和內容方面，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從一開始就希望，這個網站還要對英語、法語、俄語以外的國家有用，我通過我的交往幫它實現了。

納博科夫是出類拔萃的國際作家，主要是因為，作為一個作家，他太優秀了：也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盡管這個世紀最優秀的單部作品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納博科夫拓展了散文體文學的限度，開拓了小說的可能性，豐富了其他作家的創作，這方面超過了喬伊斯（沒有誰能夠追隨《尤利西斯》或《芬尼根的守靈夜》的模式），因此從馬丁·艾米斯、安德烈·比托夫到亞歷山大·黑蒙和帕慕克，他都是作家們的重要靈感。

納博科夫成為如此國際性的作家，還因為他本人是非常國際化的，他在歐洲五個國家、在美國用兩種語言寫了這么多的作品。拉什迪稱納博科夫是跨國界的最偉大作家。

澎湃新聞：到目前為止，你認為納博科夫還有哪些領域尚待人們去解密、去發現？

博伊德：納博科夫的作品有一些仍待編輯、出版。我跟托爾斯泰的曾孫女阿納斯塔婭·托爾斯泰合編了一本書——《思，寫，說》，是他的那些還沒有結集的隨筆、評論、訪談、給編輯的書信，這本書今年11月將在美國、英國出版。我還要跟斯坦尼斯拉夫·施瓦布林編輯納博科夫的俄羅斯文學講稿，這部講稿談的不是小說，而是詩歌、戲劇和散文。還有納博科夫給家人、其他俄國人的書信也有待編輯，將來可以形成一個書信集，我想可能要有七八卷。

在他那些特別復雜的主要作品中，里里外外有不少典故，這方面有許多工作要做。還有他對心理學的認識，部分是直覺，部分來自以前的文學，部分來自已經出版的心理學著作，比如亨利·詹姆斯和靄理士——也許還有其他人？還有他閱讀的書目：他究竟讀了哪些作品？他用到過他讀到的一些更晦澀的作品嗎？如果是，怎么用的？

過去一段時間，我編輯了《思，寫，說》，我屢屢感慨，納博科夫的歷史知識太細致、太準確了！我想看到有關他的歷史理解的研究，他的歷史理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