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下集》是現代作家、翻譯家蕭乾先生的第一個小說集，也是先生的第一本書。1936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系鄭振鐸先生主編的“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一批之一種，小32開本，布面硬皮精裝，帶有書衣，總計208頁。封面除橫排有書名“籬下集”和作者署名“蕭乾作”字樣外，底端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圓形圖章，封底也有商務印書館的英文（The Commercial Press）縮寫“CP”圍成的、中有一圓形“商”字的菱形出版標記。其扉頁也采用橫排式，字體均為老宋體，綠色雙細線框內，上部標明“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中間印了書名、作者署名，底部則書“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首版權頁說明其為“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定價為國幣陸角，“外埠酌加運費匯費”，發行人為王云五，印刷所、發行所皆為商務印書館，地址為上海河南路。方框外左側還印有一行小字，注明“本書校對者王養五”。另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兩行大字，可見執事者明確的版權意識。正文前有沈從文先生的一篇《題記》，實為序言。正文為12篇小說，按“目次”依次為：《籬下》《俘虜》《郵票》《蠶》《放逐》《印子車的命運》《花子和老黃》《鄧山東》《雨夕》《小蔣》《丑事》和《道旁》。正文為豎排，版心較大，既具有疏闊之美，亦便于讀者眉批。同年8月，商務印書館推出再版。

此集中收錄的12篇小說，篇幅大多在五六千字左右，早在結集出版前已經在報刊雜志上發表。1933年10月，蕭乾在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蠶》。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他又先后在《水星》等雜志上發表了其他短篇小說。1936年，蕭乾將其結集出版，取名《籬下集》。

蕭乾之所以采用《籬下集》作為書名，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因為該集子首部短篇小說即為《籬下》；二是因為“籬下”含有“寄人籬下”之意。在這些短篇小說中，蕭乾集中刻畫了一大批北京城鄉下層勞動人民形象，其中有孤兒、車夫、老仆人、小販、瘋女人等，他們大都過著仰人鼻息的悲慘生活。蕭乾之所以鐘情于刻畫他們的悲慘命運，大概和他本人的早年生活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

蕭乾出生于北京東直門一帶的貧民區，父母先后早逝，他只能寄居在堂兄家的“矮檐”之下，忍受嬸娘的白眼和堂兄的責罵、體罰。童年時的經歷成為他日后全部小說創作的誘因。難怪蕭乾說：“當我在未名湖畔初拿起筆來創作的時候，我好像在用手感傷地撫摸自己的童年……早年的往事，猶如一碗酸甜苦辣咸的菜湯，有一種難以代替的風味。有時它像是遠方吹來的一只兒歌……有時又像是一場噩夢……”《籬下集》包含了蕭乾對人生和社會的理解，真實客觀地反映了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風貌，給讀者帶來無盡的思考。

1990年9月，上海書店出版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叢書之“京派文學作品專輯”，主編為姜德明。專輯涵蓋了十位京派作家的作品，其中《籬下集》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初版本影印。該版的扉頁、目次、正文、開本和頁碼等均與初版無異，只是改為帶黃灰色相間書衣的軟皮平裝，并將版權頁放到了正文之后，定價也變成了三元六角。在該版的《影印說明》中，編者肯定了蕭乾作為京派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及其作品價值：“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學，是指當時集中在北平的一部分比較接近的創作而言。他們當中有沈從文、朱光潛、俞平伯、廢名、凌叔華、林徽音、蕭乾、何其芳等人。但是，這并不是一個有完整綱領和嚴密組織的文學社團。它的成員以學人為主，彼此的思想狀況、生活經歷卻不盡相同。他們的作品，主要表現為淡化文學同政治的緊密聯系，在藝術上則追求語言的圓熟和錘煉，強調作品的恬淡和純樸。”

事實上，沈從文先生當年在《題記》中對《籬下集》有過很高的評價。他說，蕭乾的每篇作品，他幾乎都是第一位讀者，并直言對蕭乾的文章“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末了，他還殷切地希望蕭乾能“永遠是個鄉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見。應該養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充分的作品”。而劉西渭（李健吾）先生在《咀華集·籬下集》中指出，蕭乾有“一顆藝術自覺心，處處用他的聰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集子中的《蠶》和《道旁》是個“杰作”，《道旁》更是把讀者帶進“人生的大道”，給人以“十足的喜悅”。雖然蕭乾沒有沈從文、廢名那種鄉村經歷，但他的第一步確實是從“京派”的文化氛圍中走出來的。他是憑著一個城中的“鄉下人”的獨特身份，從“童年視角”出發，寫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說。

壓卷之作《籬下》就是通過環哥的眼光和言行，講述了母子寄人籬下的世態炎涼。環哥的童真童趣，怎么也難以掩蓋下層人生活的無奈和悲苦。《放逐》中的墜兒在生日那天，因為干爹的事情和母親產生了隔閡，卻理解不了忍辱負重的母親在生活的壓力面前的無助和無奈。《雨夕》中的“我”回憶起小時候在田間避雨時的情形，怎么都理解不了磨棚里的長工允許“我們”進棚避雨，卻“用滾燙的煙袋鍋”將同樣被暴雨淋透的“瘋婦”驅逐在外。《花子與老黃》中的“我”同樣理解不了，一向“仁慈”的母親，為何無情地將被“我”養的小狗花子咬傷的仆人老黃逐出家門。《俘虜》則描述了倔強的荔子、調皮的鐵柱兒，以及小伙伴的游戲生活，充滿濃郁的北京風情與童稚樂趣。

此外，蕭乾還在小說中暗含了他“當時對人生的一些模糊看法”。《印子車的命運》中車夫“禿劉”雖未能實現“擁有屬于自己的黃包車”的夢想，但其近乎現代的價值觀，卻值得稱道。《鄧山東》不僅塑造了一個買賣仁義、心地善良的賣貨小販鄧山東，更突顯了其身上的一種朦朧的反抗意識。《小蔣》講述了孤苦伶仃的送奶工小蔣對奶廠的奶羊和洋人愛憎分明的態度。《郵票》則借兩名中學生圍繞著郵票所發生的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九一八”事變所激發的中國民眾民族意識的新覺醒。

而從《籬下集》出版起，蕭乾先生正式步入文壇，以后更成為著名的文學家、新聞工作者，并投身中外文化交流，與妻子文潔若翻譯了《尤利西斯》等一大批重要的外國文學作品，成為現代文學史、文化史上難忘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