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說，詩歌天才是一種非常脆弱和非常罕見的珍貴植物。詩人可以通過情感描寫讓我們感到快慰，道德升華，教導我們美德、智慧、才能，不依賴于命運的眷顧。

《文學傳記》這本書從詩的本質(zhì)、藝術的自覺、詩的語言、想象力以及詩與哲學、對青年作家們的忠告等多方位呈現(xiàn)了柯勒律治有關“詩”的思考。18世紀末19世紀初發(fā)表《抒情歌謠集》，柯勒律治和華茲華斯用詩歌的方式宣告英國浪漫時代的正式來臨。較之典型的浪漫主義者“返璞歸真”的仿古、對自然的親近、反叛的精神力、感性至上，柯勒律治具有一種超前的藝術自覺性，顯得十分冷靜、克制。

他引領浪漫主義，反叛理性至上，反叛新古典主義，同時，他又繼續(xù)反叛主流的浪漫主義，最終和華茲華斯分道揚鑣。他想要在理性和感官之間，找到平衡和超越，從而更好地表達自身的體驗，也更好地激發(fā)讀者內(nèi)心的情感。柯勒律治認為“詩人從約束中獲得愉悅，他們是凈化者，結合了想象、幻想、迷信與理性、秩序，是馴服混沌的愛神”。

藝術虛構發(fā)揮出極限作用，帶著讀者一同超越時空，使得現(xiàn)實和幻想之境交相輝映，加深對人類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理解，并心存敬畏和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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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認為想象力則具有“統(tǒng)一事物，同時化為萬物的力量”，“變?yōu)槿f物而又保持本色，從而無常的上帝在江河、獅子和火焰之中，人人都能感覺得到”。理性獨立于時空，想象是對時空的隨意控制，詩人由此獲得對時間和空間的超越、控制能力，創(chuàng)作出“想象的場景”，激發(fā)讀者內(nèi)心情感，為人的心靈世界打開了新的天地，能夠更好地認識自我，并對自身進行表達。然而，新古典主義的“三一律”限制了詩人超越、控制時間和空間的權利。

柯勒律治對讀者充滿鼓勵和期待，他希望讀者和自己一樣，努力保持對現(xiàn)狀的體察，超越時空的限制，在現(xiàn)實和想象之境中往返，咀嚼其中的自由。希望讀者認識到無限的不可征服和無窮魅力，也認識到理想和現(xiàn)實都是光影交織的，真實和虛幻都是善惡并存的，且二者都有其存在的魅力和價值，缺一不可。他的仿古，不是一種追懷、念舊，不是逃避理想破滅后的現(xiàn)實，不是對大自然不假思索地崇拜熱愛，而是一種飽含自我意識、自由意志的理性地反思、超越。

柯勒律治一生思想跳躍，他試圖建構一套完善的自然哲學，融合德國古典哲學和基督教中的三位一體論、啟示神學。

首先，他認為“自然本身便是一種啟示性語言，有關自然法則、產(chǎn)物及其過程的研究不僅是獲取自然啟示的渠道，同時也是借以理解人類本質(zhì)和命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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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吸收了謝林“三種力量共存于‘絕對’之中形成完善整體”的哲學思想，但嘗試用“在圣父、圣子、圣靈之余，又添加了另一個元素，即‘作為根由’的上帝”的思路，規(guī)避“謝林自然哲學以個別性的犧牲完成向同一性的回歸”。“作為根由的上帝是內(nèi)在于上帝意識中的能量，上帝據(jù)此而存在，繼而創(chuàng)生圣父、圣子和圣靈”。“圣父代表了上帝的自我斷言行為”。

在自我斷言的過程中，無限以有限的形式存在，“圣子賦予上帝以客觀外形”。將自我斷言和客觀顯現(xiàn)這兩重行為相結合，這就是第三重行為。“上帝的三重行為最終以圣靈的誕生而告終，圣靈標志著愛的實質(zhì)和團體精神”。

上述哲學、神學思想和柯勒律治的詩學思想有著深刻聯(lián)系。可以將之與他在《文學生涯》一書的第十三章提出的“想象”詩歌理論相參照“作為根由的上帝”是一種意識能量，類似于“想象力”；而“初級想象”是有限心靈中“I AM”創(chuàng)造行為的無限重復，類似“上帝的自我斷言行為”、“圣父”；而“二級想象”在所有事件中為了重新創(chuàng)造而溶化、擴散、消散，就算是不可能的地方，它都在努力實現(xiàn)理想化和整體化，類似“圣靈”。

由此看來，或許柯勒律治一生的思想，是不斷在詩學、哲學和神學概念的學習、篩選過程中，訴諸筆端，使之更加多維而清晰。柯勒律治說“我們必須時刻警覺著真理的發(fā)現(xiàn)，心中總有一個輕重緩急的意識，從而我們能夠辨別確定和不確定，以及白晝和黑夜”。他渴望激發(fā)讀者的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在想象和現(xiàn)實之間獲得一種超越時空的獨特視野，以此超越束縛，與自己對話，與他人對話，保有表達生命的欲望，熱愛生命的愛心，不至使心靈在日常生活瑣事中退化。或許，這樣就像奧德修斯一般，聽見了塞壬之歌，也避開了觸礁身亡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