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應耐得住寂寞，但這寂寞并不孤獨，翻譯搭成的橋不僅聯(lián)系譯者和作者，也聯(lián)系著兩種不同文化和文明，聯(lián)系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有人曾拿著王勃五言絕句《山中》去問朱光潛，“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這首詩該如何翻譯？朱先生說：“沒法翻譯。”

這里的“沒法翻譯”指的是要翻譯得和原詩一模一樣是不可能的。漢語和西方語言是完全不同的載體：一個屬漢藏語系，另一個屬印歐語系；一個是單音節(jié)表意的方塊字，一個是多音節(jié)的拼音字母；一個有四聲而且韻母非常豐富，一個是韻母相對單調(diào)但節(jié)奏鮮明。如果逐字逐行，肯定無法翻譯。比如，外語寫作最忌諱重復使用同一個單詞，而在漢語里有時卻是修辭手段。當年把《紅樓夢》翻譯成西班牙文時，我們吃盡苦頭。像“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nèi)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nèi)人，人與桃花隔不遠”之類，如果硬是逐字逐句翻譯出來，恐怕非但不是詩，讀起來也不成話了。朱先生所謂的“沒法翻譯”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

詩歌翻譯，一般應“以詩譯詩”。所以新詩誕生之初，人們普遍的看法是“詩人譯詩”，當年譯者也的確以詩人居多。后來，人們發(fā)現(xiàn)這種提法有一定局限性。正如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在一篇題為《文學與直譯》的文章中所說：“從理論上說，只有詩人才應該譯詩；而實際上，詩人成為好譯者的情況寥寥無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幾乎總是利用他人的詩歌作為出發(fā)點來創(chuàng)作自己的詩歌。好的譯者則朝著相反的方向運動：他的目標只是一首類似的詩……翻譯過來的詩應該是原詩的再現(xiàn)。”在這里引用帕斯的話，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大詩人，還因為他是一位翻譯家，他曾翻譯杜甫、王維、蘇軾等人的詩歌。

詩歌翻譯有點像演員表演，是二度創(chuàng)作。好的譯者對原詩有透徹的理解，然后又能用自己的語言準確、鮮明、生動地轉(zhuǎn)述原詩內(nèi)容，關(guān)照原詩風格與神韻。當然，不同譯者具有不同特點，這就是為什么“十個譯者會譯出十個不同的莎士比亞”來。我們平時說的“信、達、雅”或“最佳近似度”，都是一個綜合指標，其中就包括對內(nèi)容與形式、對表層含義與深層含義的表達，盡可能追求譯詩和原詩在形似與神似、異化與歸化上的和諧與平衡。

眾所周知，中國新詩百年和譯詩百年是同步前行的。翻譯外國詩歌目的之一是為本國詩人提供借鑒和參考，從而豐富和繁榮我們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百年來，譯詩對中國新詩的影響有目共睹。在回首新詩百年時，同樣應審視和反思譯詩的影響：有無不足之處、有無過分之處，如何在繼承詩歌傳統(tǒng)和借鑒外來詩歌基礎上繁榮我國詩歌創(chuàng)作，這才是至關(guān)重要的，因此，我們必須時刻關(guān)注中國文學現(xiàn)狀和動態(tài)。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兩次應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之邀，與西班牙友人一起翻譯、校訂并出版西班牙文版《紅樓夢》。當年西班牙報刊提到《紅樓夢》時，總說它是“中國的《堂吉訶德》”。讓我頗受觸動的是：自1922年林紓、陳家麟合譯《魔俠傳》以來，《堂吉訶德》在中國已有上百個版本，而《紅樓夢》在整個西班牙語世界，至今幾乎仍然只有我們這一個譯本！中國文學經(jīng)典外譯，我們還有很多開拓性工作要做。尤其是面向非通用語種的翻譯，很難由國外漢學家獨立完成。

因此，我建議采取“轉(zhuǎn)譯加審校”模式來推動中國文學經(jīng)典的翻譯工作。例如，要把一部中國文學經(jīng)典譯成西班牙文，首先要遴選出大家公認的好的英譯本或法譯本，然后請西班牙語高水平譯者譯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國西班牙語學者根據(jù)中文原文逐字逐句審校。這樣，既可保證譯文質(zhì)量，又可避免誤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這只是權(quán)宜之計，當譯介國出現(xiàn)高水平漢學家，也就無需我們越俎代庖了。

每次談到文學翻譯，我總會想起北京大學西語系田德望教授。田先生73歲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開始譯《神曲》，花了18年時間譯完《神曲》，老先生隨之仙逝。意大利文學專家呂同六為表達對田先生的崇敬之情，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寂寞是一座橋》。這深深感動了我。翻譯是寂寞的，譯者應耐得住寂寞，但這寂寞并不孤獨，因為翻譯搭成的橋不僅聯(lián)系譯者和作者，同時也聯(lián)系著兩種不同文化和文明，聯(lián)系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趙振江，1940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著有《西班牙語詩歌導論》、譯作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拉丁美洲詩選》等20余部，主持翻譯西文版《紅樓夢》。曾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西班牙伊莎貝爾女王勛章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