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是資深“汪迷”，卻只見過汪先生一面，還是在熒屏上。1992年6月14日晚10點，看央視《漢語風》，——外國人漢語比賽，汪曾祺先生作為專家組成員，在熒屏露面。他身著西裝，舉止言談，頗有學者風度。汪先生出生于1920年元宵節，頭發已花白稀疏，精神卻甚健旺，真不像古稀老人。他是江蘇高郵人，不到20歲就離開故鄉，鄉音已改，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幽默風趣，有點像京劇“道白”。

同年7月5日，我的書法家朋友盧元剛，第二次拜訪汪先生。他走時匆忙，忘帶地址，頂著烈日在東蒲橋附近轉悠了好久，都快中暑了，才找到汪家。時值正午，又趕上停水，美食家汪先生也只能湊合，招待元剛的是涼面。飯畢，汪夫人問：“元剛，吃飽了嗎？沒吃飽再做點。”

汪曾祺笑著揶揄夫人：“說假話，虛偽，請問你還有什么吃的。”

汪夫人施松卿是福建人。她接了個電話，開頭說普通話，忽然變了語調。元剛聽不懂，以為是福建話，細聽，竟是流利的英語。

施松卿說，九月在承德有個關于散文的會議，通知汪先生參加。汪先生斷然說：“不去。”

汪先生認為，散文要真實，不打倒一些公式化的東西，散文沒出路。

在汪先生兒女汪朗、汪明、汪朝合著的《老頭兒汪曾祺》里，也有此記錄：“還是八十年代初，一次電臺正在播放配樂散文《荔枝蜜》，我們聽得很用心。爸爸從隔壁房間走了過來，說： ‘配樂散文是最惡劣的做法，這樣的文章也不要學。散文的大忌是作態。’”

元剛說，汪先生對書法亦頗有見地，對宋四家蘇黃米蔡，都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自己的書法得力于楊瘋子（楊凝式），說楊是承前啟后的人物。

但汪先生很少談自己。有不愿涉及的話題，皆默然不語。元剛沒轍。

汪夫人說，曾祺現在是大忙人。來信多，來訪者多，請寫序的多。簡直成寫序專業戶了。

元剛本想為我索字，天太熱，實在張不開口，只好作罷。臨別，汪先生說，廣東旅游出版社剛為他出了本《旅食集》，書太少，手邊已沒有了。他找出一本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汪曾祺自選集》，送給元剛，名字卻錯寫成袁剛。

元剛說，這次見汪先生，與上次的印象大相徑庭，甚至判若兩人。

元剛初次登門拜訪汪先生，是1991年12月23日，和朋友小肖同往。地址是我從徐城北先生那兒打聽的，——北京豐臺區蒲黃榆路九號樓。關于這個地名，汪先生曾在文章里說過一件趣事：曹禺先生有次打電話給汪先生，說你住的地方怎么那么奇怪，“捕黃魚”，在北京怎么還能捕黃魚？汪先生就做了一番考證，原來蒲黃榆是把東蒲橋、黃土坑、榆樹村三個地名，各取一個字拼合而成，類似晉察冀、陜甘寧。曹禺原籍是湖北潛江，湖北人捕的發音，就是蒲。因此才有“捕黃魚”的笑談。

元剛登門，帶去我一封信，和發在《現代人報》的一篇書評《小說應如橄欖果》，評汪先生的《晚飯花集》。汪先生看了我的信和書評，問：“作者是干什么工作的呀？”汪先生曾在文章中說，一直想知道，是哪些人在讀他的書。

汪先生住的是12樓，高且逼仄，他的書房兼臥室，僅有六七個平方，書摞在地上有半人高。元剛有些意外，說：“汪先生，沒想到您的住房不太大。”汪先生笑道：“不是不太大，是太不大。”

就連這“太不大”的居處，還是汪夫人施松卿單位分配的住房。汪先生去世的前兩年，搬遷到虎坊橋福州會館前街六號，終于有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書房，那是兒子汪朗特意為父親安排的。中國作協送去一張寬大的書桌，作為賀禮。

那次汪先生簽名送我們三本《蒲橋集》，汪先生還送我一幅畫：一枝彎弓似的老桂，十余片葉子，濃濃淡淡，開著點點黃花。并題詩一首：

桂湖老桂弄新姿，湖上升庵舊有祠。一種風流誰得似，狀元詞曲罪臣詩。

另有六字題款：以贈憲綱同志。這首詩亦見于汪先生的散文《楊慎在保山》。

有汪先生20多本書，又有了他的簽名本和賜畫，覺得與汪先生分外親近。以汪先生的樂觀瀟灑，相信他能長命百歲，也盼望有一天能拜望他，親承謦欬。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駕鶴西去。驚悉噩耗，我落淚了，心里的感覺，仿佛失去了一個親人。我給汪先生的兒女發去唁電：汪曾祺走了，廣陵散絕矣。汪先生的語言之美，正如沈從文先生的夫人張兆和所言：“像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

2015年3月14日，兩次拜訪過汪曾祺先生的朋友盧元剛，也因病去世了。

人生苦短，心動不如行動。10天后，我便背著行囊，騎上自行車，取道湖南、江西、浙江，前往汪曾祺先生的故鄉——江蘇高郵。

我于5月1日下午抵達高郵，第二天就冒著細雨，去了汪曾祺故居。讀書得知，汪曾祺故居中，住著他妹妹、妹夫一家，妹夫姓金。登門拜訪，空手欠禮數，遂在十字街附近的水果店，買了蘋果、香蕉。

叫輛三輪車，居然是電動的，武漢稱為“電麻木”的那種。師傅姓倪。倪師傅其實只知道個大概，鉆進一條小巷，不對，退出來，然后又鉆進一條小巷。這下對了。一棟青磚二層小樓，正面墻壁掛著一塊木牌，黑地金字，上寫“汪曾祺故居”。門兩邊貼著一副對聯，是汪先生喜歡的宋人程顥的詩句：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旁邊的房門前，坐著一位老者，靜靜地看著我，容貌酷似汪先生。我上前打招呼，他沒說話，只是點點頭，起身把我領到后面，進了隔壁的房間。里面迎出一位老人，身材高大，面色紅潤，梳著大背頭。他就是汪先生的妹夫金家渝。

談起汪先生，我們頓時親近起來。

金先生說，汪先生從1981年，到1997年病逝，共回來三次。每次回來，都能收獲不少寫作素材。老頭愛聊天，像《故里三陳》《橋邊小說三篇》《皮鳳山楦房子》……都是這樣聊出來的。

說到房子，金先生說，汪家是大戶人家，先前有一百多間房子，后來都被收了。汪先生兄弟姊妹七個，他是長子，有四個弟弟，兩個已去世。活著的還有汪曾煒，是南京大學醫學院心血管外科專家，已高壽93歲；汪曾慶，就是領我進來的那位老者，78歲，終身未娶。為汪先生寫傳的陸建華，就是汪曾慶的同學。

汪先生在高郵的姐姐、妹妹、弟弟，住房條件都不好。汪先生回高郵，也和當地領導談過此事，但一直沒有解決。這是汪先生的一塊心病。

金先生是從醫院退休，專業是臨床檢驗。他的夫人，汪先生的妹妹汪麗紋是婦科大夫，到上海女兒家了。另一個女兒在廈門。兒子在高郵市技術監督局工作，門上的對聯就是他寫的，頗有汪味兒。

金先生對汪先生頗有感情，說起往事，眼中不時泛起淚花。他說，汪先生本想回來住一段時間，誰知突然就走了。金先生說，那場關于改編《蘆蕩火種》的官司，對老頭刺激蠻大。

看來汪先生也很喜歡這位妹夫，小小客廳里，竟然掛著汪先生的五幅畫作。分別是：《春江水暖》《土豆花》《童話》《松鼠葡萄》，還有一幅紅花墨葉，得意忘形，看不出是什么花。題的是一句詩：“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字不大，寫得尤其飄逸瀟灑。

還有一幅真人大小的半身照片：汪先生左手夾煙，衣袖挽起，青煙裊裊。被歲月漂白的頭發，若有所思的眼神，已為讀者所熟悉。

金先生說，汪朗看到《土豆花》，說：“這畫我都沒有。”

畫上有段題跋：“馬鈴薯無入畫者，我因戴帽下放張家口勞動，曾到壩上畫馬鈴薯圖譜一巨冊。今原圖已不可覓，殊可惜也。曾祺記。”

我告訴金先生，在揚州購得汪朗的《刁嘴》，全是談吃。金先生說：“他得送我一本。汪朗這點像他爸,愛吃，還做得一手好菜。”

我請金先生為我在門前拍照，留作紀念。臨別，金先生贈我厚厚一本《風流秦郵》，里面有他寫汪先生的文章，并在扉頁簽上他的大名。金先生一再留飯，打擾他半日，怕耽誤他休息，遂告辭。

走出竺家巷，忽想起沒用手機拍照片，怎么與同樣喜愛汪先生的朋友分享呢，遂又轉去拍照。這次我數了一下，從汪曾祺故居到巷口，有一百零八步。

如果金先生看見我這樣來來回回，會不會奇怪：這湖北佬在干什么名堂。

5月3日，我游覽了汪先生寫過的文游臺。進去先到右邊的側院，看汪曾祺文學館。建此館功莫大焉，善莫大焉，無論對高郵，還是對世界，都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在高郵度過“五一”小長假，真是明智的選擇。小城清靜，這兒更清靜，能聽見遠遠近近斑鳩的叫聲。

汪曾祺文學館的匾額，是啟功先生題寫。他們生前即有交往，可以想見，啟功先生下筆充滿感情。

汪先生的雕像，不知是誰的作品，我覺得挺好。先生微仰著臉，若有所思，眉宇間略帶倦意，又似酒飲微醺。真要是慷慨激昂，或莊重嚴肅，就不是“人間送小溫”的汪曾祺了。

展板上有一幅“汪曾祺故居示意圖”，是汪先生的弟弟汪海珊繪制。從原科甲巷到竺家巷之間，全是汪家的宅院，現在的“故居”，是以前堆放雜物的房屋。

我感興趣的，是展柜里的日常用品和小物件。

汪先生的名片，極為簡單樸素，沒有任何頭銜，只有作家汪曾祺，下面是地址、電話、郵編，正是朋友盧元剛兩次登門的汪宅。很多人名片頭銜繁多，正面印不下，反面也是，作品卻不堪卒讀。虛名絲毫不能增添一個人的分量，既然是作家，就得憑作品說話。

還有五張卡片，湊近細看，是汪先生為寫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搜集的資料。寫長篇小說，需要智慧、氣魄，也需要體力，以汪先生晚年的繁忙，即使動筆，也很難完成。我不認為，一個作家必須創作長篇小說。魯迅、知堂，雙峰并峙，幾人堪與比肩？他們終身也沒寫過長篇小說，誰敢小覷呢。

有些細節，頗見汪先生性情。有個虎字，旁邊有行小字：“我平生不作一筆虎，不得已而為之。”

展覽有汪先生《受戒》中小英子的原型照片，是一位瘦長臉的老嫗。說句心里話，這實在有點多事。畢竟是文學作品，不如留點懸想。

獨自一人，在館內觀看思索，又在門檻上靜坐良久。喜愛一位作家，最好的表達方式，就是認真閱讀他的作品。對我而言，汪先生從來沒有離開過，人已走，茶未涼。他的書，是我人生旅途永不凋謝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