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濱孫自述生于1632年，然作為一個文學人物，其文學生命開始于1719年，即《魯濱孫漂流記》出版之時（以下簡稱《漂》）。適逢其300周年華誕，因鄭重試撰頌辭如下：

英人魯濱孫·柯洛蘇君，戰士，水手，貿易商，殖民者，農場主，建筑師，泥水匠，風水專家，天象學家，冶金學家，日記作家，制陶工藝家，悟道的圣徒，上帝的證人，民間外交家（人見人愛，即使土著、海盜、食人生番，也概莫能外），假冒的總督，自命的領主，黑奴拐賣未遂犯，屢悔屢犯的冒險家……

弄虛文至此不由心生疑惑：撇開這個英倫約克郡人的那些道德可疑行徑不言，這不是那個白日垂釣大海，深夜奮筆疾書，身心平衡，內外兼修的未來理想社會的 “全人”嗎？

300年來，正是這個前分工時代的“全人”形象激發了在社會分工這個異化黑洞中越陷越深的一代又一代全球讀者的想象。常常泡在安逸的溫水浴缸中思慮萬千的我們，葉公好龍般非常真誠地羨慕著“單舸猝出，侮狎風濤”的魯濱孫；在社會越來越大，個體越來越小的今天，孤島上那個衣不蔽體、頂天立地的男人讓我們憑窗遠眺，悠然神往；在“人工智能”意味著人的驅逐，“虛擬”近乎代替現實的時代，閱讀《魯濱孫漂流記》能喚醒我們的肌肉，喚醒我們許多沉寂的官能。

無論古今，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心智之肌肉均沒有因為文明的進化而退化疲軟到無用，我們想象自己假若被置于“百顧無援、孑然孤立”的死地，也能像“失望之島”上的魯濱孫一樣“兼羲軒巢遂諸氏所為而為之”（借林琴南譯序中語），不屈不撓，傲然自立。我們那么著迷地看著他播種，收獲，做面包，釀麥酒，“百計制作，始成一居室，用力亦經一年矣”，僅以“斧鑿二物，幻出無窮之用”，“百事既竟，乃謀制幾榻”。我們耐心地看著他“靡費”無數個日子，從零開始制作桌凳。

也許可以說，曾經，海上霸主西班牙等國，距離“日不落”的輝煌，只差一部《魯濱孫漂流記》

打個比方：魯濱孫之淪落荒島，就是亞當的第二次失樂園，是他創業的新契機。這個亞當屬于整個大航海時代，屬于那個資產階級開始崛起、個人主義悄悄勃起的時代，他應和了殖民擴張的野蠻欲望。19世紀著名英國小說《月亮寶石》中，代表社會中間（中堅）階層、代表誠實與世俗智慧、代表實用主義的管家角色貝特里奇，就將此書視為自己的《圣經》，已經讀爛了七本《魯濱孫漂流記》，每每遇到家中出了大大小小的狀況，精神稍有不安，他就翻開這本小說來讀，尋找“圣訓”：“始知天下斷無棄物”云云，均為倦于文明的“陸居者”魯濱孫不顧“二親善言酸淚”而犯險，不得已淹留荒島，依憑“文明的殘骸”（失事船只上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遺留物件）而得幸存后的新感悟。

事實上，一部《漂》給整個大英帝國都“帶了節奏”。這個“節奏”不只是前述的影響了無數個中產者貝特里奇的書中“圣訓”，更重要的是，魯濱孫成了后來的英國殖民者的“先賢”，成了他們可以效法的偶像。魯濱孫的“縷縷瑣言”一點點引著當年的英國人出了神，入了勝，“入了巷”，撓到了他們的第一個“殖民癢點”，令他們思之神往，殖民之“情根”深種。

撓到了他們第二個“殖民癢點”的，是故事的“浪子回頭金不換”結構。魯濱孫與鉆進了鯨魚肚子的約拿相似，他是精神與現實世界的叛逆者，有了叛逆才有探索，才建功立業，拓展了“上帝”的物質與文化疆界。魯濱孫創業的同時，從“不信”到“微悟天道”，中間又幾次反復，常對上帝暗懷怨懟，終于完全信服跪拜，“此余第一次祈禱也”，最后成為自覺的傳道者。在這個意義上，《漂》成為了“圣徒魯濱孫傳”，成為“上帝”的新證言。對在帝國時代躍躍欲試身手的一眾英國讀者而言，《漂》為英帝國的殖民擴張提供了靈魂指引。

撓到了英國人第三個“殖民癢點”的就是魯濱孫對“禮拜五”的規訓與收編。魯濱孫對“食人生番”“可教化性”的認識，與一百多年后改變了美國歷史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如出一轍。正是這種態度與實踐，將殖民的野蠻行徑“高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高尚化并不只是掩蓋了真相，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英帝國殖民事業的精神走向，同時給英帝國的殖民擴張賦予了道德與文明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又反過來更強化了英國的殖民擴張沖動，重新塑造了它的實踐，引導著英國走向了“日不落帝國”。想一想，英國本非最早的海上霸主，在它之前就有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諸多海洋強國，法國也是殖民的急先鋒，但后來，在各路勝出的為什么竟是不列顛？

也許可以說，曾經，海上霸主西班牙等國，距離“日不落”的輝煌，只差一部《魯濱孫漂流記》。

《魯濱孫漂流記》之所以成為西方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并非偶然

但《漂》其實是一個謊言。歷來文學史研究者都認為，《漂》的“本事”是蘇格蘭水手亞歷山大·塞爾柯克的經歷。塞爾柯克因為夢見船只失事而鬧著要下船，不得已，船長將他“放生”于南太平洋某小島（后該船果然失事），淹留此地四年多（1704年至1709年），后被伍德斯·羅杰斯船長所救，回到英國，成了被圍觀的名人。

當時有很多出版物記述議論塞爾柯克的事跡，包括羅杰斯本人。從他的敘述可以看出，塞爾柯克的許多生活細節與魯濱孫相似，包括馴羊、在樹上刻字、誦讀《圣經》以應付精神危機等等。可以說，塞爾柯克的故事就是《漂》的藍本，但作者丹尼爾·笛福在這個藍本上進行了再刻寫，這個再刻寫的最大差異就是我所謂的“謊言”：塞爾柯克固然渡過了他最初致命的孤獨與憂郁危機，但他從未在絕境中崛起奮斗，他始終只是荒島的絕望囚徒。在羅杰斯救起他時，他“穿著羊皮”，“比山羊還山羊”，大家“都聽不懂他說的話，因為他已經荒廢了語言能力，只能半個字半個字地往外蹦”。他的精神下降曲線其實是這類荒島余生“本事”的標準軌跡。

因此，可以說，《漂》就是一個“謊言”，但這不是作者笛福本人的謊言。塞爾柯克當年所淹留的荒島于1966年被正式改名為“魯濱孫島”，而不是“塞爾柯克島”，說明全世界都需要這個神話。這世界并不缺“塞爾柯克”這樣的真實人物，這世界稀罕的是魯濱孫這樣的虛構形象。這世界固然需要真相，這世界更需要真理，特別是有著神話之恢弘維度的真理。

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神話之所以借笛福之手而誕生，又并非純屬偶然，而是因為笛福之“有趣的靈魂”。

丹尼爾·笛福（1660或61-1734）與莎翁一樣沒上過大學，一樣“不諳拉丁，更疏希臘”，而他商人基因中的不安分因素再加上他的文學天才更是讓他作天作地，無時或休。他早年經商寫作兩不誤，迎娶了富家女為妻后，熱衷于投資，但為了造就日后的文學輝煌，他的投資屢屢失敗，多次因欠債不還而入獄，為了還債就像今天的傳銷派一樣騙家人騙朋友，用盡黔驢之技。他最后于1692年因欠債無力償還而宣布破產。他的人品似乎有些可疑，有些商業操作缺乏操守，發財后好炫富，喜歡招搖過市，但他破產后還努力還清了大部分債務的行為又讓人肅然起敬。因文學寫作而贏得財務自由后，他又故態復萌，再次干起了投資（機），最后客死于逃債藏匿地。他樹敵無數，一生好論戰，對于同道中人也不放過任何攻擊貶損的機會。1703年，他因為一篇文章被判入獄，并戴枷示眾三天（每天一小時），大概由于輝格黨反對派的有效組織，他被圍觀但未被圍觀者羞辱，他們扔向他的不是石子瓦片，而是鮮花。笛福因此而成為英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因為戴枷示眾而暴得大名之人，讓他的無數敵人又氣又好笑。他如此玩得倍兒爽之后付出沉重代價，境遇十分不堪。獲救出獄后，他投身貴族門下，并被派往蘇格蘭游說“蘇英合并”，共歷時十年左右，直至該貴族于1714年倒臺。日后關于笛福的許多傳記，都以他寫給這位貴族的“告密信”為重要依據。

細數這些生平細節并非全為獵奇，更在于這些細節所包含的豐富度、矛盾性與復雜性，而這種張力正是小說（本文所謂“小說”皆為西方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的本質之所在。由此似乎可以推導，《魯濱孫漂流記》之所以成為西方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并非偶然。

1880年代的一個調查中，有人稱：“這本書的影響超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其他東西。”

《漂》的正常讀者固然認可其經典地位而不疑有它，但對于非正常讀者（主要是文學教授們）而言，《漂》是一個無解謎團：它怎么就橫空出世，開創了一個日后成為文壇主流的文類呢？正常讀者也許認為《漂》無非是一個文學天才改寫了一個常見的冒險故事，但并不了解它的獨創性：它的日常性與細節描寫（不同于宗教寓言），它的主觀視角（不同于紀實與歷史寫作），它的精神維度（不同于普通故事），它的豐富度與多義性（如果缺了這個標準，1678年的《天路歷程》就該列為英語小說的開篇之作）都是此前并未寫過小說的已經59歲的“笛福老折騰”的獨創。

也許笛福本無意獨創什么。他一是為了生計——發現了這個冒險故事中的投機價值，而這將成為他一生最成功的投資與生產項目；二是為了自我認同。笛福一生福薄，非議伴隨一生，自我懷疑恐怕是他的秘密苦惱，晚年專門撰長文自辯。不管創作《漂》的原初計劃如何，從結果來看，他寫著寫著，似乎就寫成了他的靈魂自傳。笛福的前半生經歷了血腥的宗教政治，他本人有濃厚的宗教情懷，深度卷入其中，但后來又似乎有宗教變節行為。他的“有趣的靈魂”并不單純，似乎也不夠“純潔”。而正是他對魯濱孫一生折騰形象的塑造，進取精神的塑造，強韌的個人主義形象的塑造，隱喻性傳達了他自己的形與神。

魯濱孫淹留荒島的28年基本與笛福本人的前半生同步，與糾纏他前半生的紛爭同步。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魯濱孫登島日為9月30日，小說中將之列為圣徒日，而這個日子于笛福本人而言也非比尋常，均與他卷入其中的當時的英國宗教政治紛爭有關。另外有一個文學證據不可忽視：笛福一生寫到自己因債蒙難時，都有意無意地將之比喻為“海難”。笛福一生好大喜功，好自我夸耀，但一介平民，要寫自傳在當時是沒有合法性的，借《漂》之烈酒來澆自己的心中塊壘，恰在情理之中。但小說這個文體有天然的顛覆性，魯濱孫并沒有被笛福寫成無可置疑的圣徒，例如，販賣他的第一個黑奴之時，小說的心理描寫雖有曲意回護之嫌疑，但賣價60元銀幣（正是猶大出賣耶穌所獲之兩倍）之設定，似非隨意。這類“異質”細節所在多有，增加了日后研究者再闡釋空間。此處不敢贅述。

《漂》于1719年問世后，一時倫敦紙貴，四個月中出了四版，笛福生前總共出了七版，盜版不可勝數，簡寫盜版橫行，仿寫紛起，笛福本人也出了兩個續篇。小說的流行也引來精英階層（包括《格列佛游記》作者斯威夫特）的深刻鄙視，因其以“低俗趣味乞歡于低俗讀者”也。但從18世紀后半葉開始，小說開始了其“正典化”過程，文壇巨俠約翰遜博士首先將之與《堂吉訶德》《天路歷程》并列，浪漫主義者盧梭有褒有貶，世紀之交的英國文壇寵兒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司各特撰長文鼓吹，到19世紀，儼然已經成為英帝國時代資產階級的俗世《圣經》，英國所有學校中的必讀書目。1880年代的一個調查中，有人稱：“這本書的影響超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其他東西。”

到了現代主義時期，它又成為高雅現代主義派的禮贊對象。維吉尼亞·伍爾夫認為“它不像是某個個人的創作，而更像是一個民族的共同匿名創作”，換言之，它是一部“民族神話”。喬伊斯稱它為“現實主義運動的先驅”，認為它促進了英帝國的殖民事業，魯濱孫是“帝國人的原型”，當然喬伊斯作為一個來自愛爾蘭的殖民受害者，其評價并非不含貶義，他在1911年的一次授課中說，他在魯濱孫身上“發現了整個盎格魯-撒克遜靈魂”，“男子氣的獨立精神，不自覺的殘酷，不屈不撓的精神，遲鈍但有效率的智商……實用、平衡的宗教情懷，拙于言辭而精于算計”。大英圖書館中的書目中，迄今為止， 《漂》已有英文版700種（實際版數應為其數倍或十數倍），翻譯版不可計數。

于非正常讀者而言，《漂》的開創性價值難以估量，但正常讀者津津樂道的是它開創了“魯濱孫體”，也稱為“荒島敘事”類文學。實際上它開創的是整個“荒島產業”，包括大量以此為主線的影視故事，更有流量的是許多電視真人秀，比如最先在瑞典一炮而紅的《魯濱孫探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流行的多種“客廳游戲”也是以魯濱孫為主題的，它們直接發展為今天的許多電子游戲。

每一天，每一個深夜，全世界都是至少數萬個宅男魯濱孫活躍在各種屏幕前。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腦海里確實也會浮起那個魯濱孫式的問題：如果某日你被迫獨居荒島，你愿意身邊帶著的唯一一本書是什么？

是《魯濱孫漂流記》嗎？

本文所引譯文均來自林琴南、曾宗鞏兩先生，以此致敬先賢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