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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熱情關切而非旁觀中立的態度，才可能使作家獲得寬廣視野和博大胸襟，從而把握時代整體發展而不糾纏于一己波瀾

作家創作時有沒有接地氣，有沒有打出一口深井，有沒有與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會在作品中顯露出來

對藝術創作真誠、敬業、專注，才有作品的品位、質量和分量，任何文藝豐碑的矗立都經歷過熱情與意志的淬火鍛造，都凝結著創造者的靈魂

決定經典作品誕生的因素很多，有內部動力也有外部環境。歸根到底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部因素，文藝作品由作家藝術家創造，作家藝術家對創作的投入程度決定作品面貌。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最終決定作品分量的是創作者的態度。”在通往經典的探索之路上，作家藝術家手中掌管著一枚打開讀者心門的鑰匙，這枚鑰匙不是別的，正是他（她）作為創作者的態度。

對時代生活關切的寬度決定作品筋骨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藝術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構思的統一，不在于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明確和堅定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滲透整個作品。有時，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對形式不作加工潤色，如果他的生活態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確、鮮明、一貫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達到了。”技術不是根本問題，態度才是根本問題。如今回憶起當初閱讀《戰爭與和平》等作品時的感受，形式的加工潤色已經退到“后臺”，刻在我們記憶中的是散發著光彩與真實的作家對于時代生活的態度。是這種態度構筑敘事、成就人物，是這種態度通過歷史事件、時代風云與人物命運至今仍打動我們。若抽去作家態度——他的哲學判斷、他對世界的看法、他的價值觀，或者一位作家在作品中總是呈現模糊“騎墻”的態度，那么書寫就會像失去語法規則般支離破碎、毫無生機，作品分量也會變得輕薄和可疑。

有的作家認為：我生活于這樣的時代生活之中，我的作品自然會呈現這個時代的生活，不必去刻意關切時代生活的課題。這樣的想法背后是一種自然主義而非現實主義的態度。一切藝術創作都是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互動。只有廣泛深入地認識時代生活、介入時代生活，作家世界觀與藝術觀才能逐漸確立并在作品中成形。作家柳青說過，“作品布局上的缺陷歸根到底表現的是作者對題材缺乏深刻理解，對主題思想把握不定。這從根本上降低了作品的質量，任何素描能手和修辭專家，都不可能用個別細節描寫的雕蟲小技，來補救總意圖的膚淺。”我們常看到有的作家在文字上不乏才華，素描與修辭能力也堪稱一流，但其作品整體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卻曖昧不明，我們看不到他的態度，或者說他的態度本身就是漂移的，這樣的作品所描繪的時代生活不僅局促失真，也缺乏時代慷慨給予卻被他無視的力度與筋骨。

熱情關切的態度，而不是旁觀中立的態度，才可能使作家獲得寬廣視野和博大胸襟，才可能把握時代整體發展而不糾纏于一己波瀾。身為作家，柳青從不諱言他對時代進步的關切態度，對自己堅持的寫作觀他始終旗幟鮮明。在1978年一次與業余作者的座談會上，柳青談到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解，并號召“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熱愛這個制度，要描寫要歌頌這個制度下的新生活”，他說，“我寫這本書就是寫這個制度的新生活，《創業史》就是寫這個制度的誕生的。”這種源于制度自信的文化自信是其作品的筋骨，也啟發今天的作家藝術家思考：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越發證明它的優越性，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間節點回望歷史，我們究竟該以什么樣的創作態度才能創造出與這個時代相匹配的優秀作品？

對人民群眾感情的濃度決定作品溫度

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是作家創作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作品能否做到反映人民心聲，取決于作家對人民的情感態度。情感是濃烈還是淡薄、是熱情還是冷漠，一定會通過作品反映出來。換句話說，作家創作時有沒有接地氣，有沒有打出一口深井，有沒有與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會在作品中顯露出來。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柳青）后半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生活在這一群‘熟人’中間的。他能離開自己生活中的親戚朋友，但永遠也離不開他所創造的這些人物”（《病危中的柳青》），一個作家何以與他的人物難分彼此？熟知柳青作品的人，讀過他《王家斌》《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人，都熟知他對人民的深情，那是經由14年共同生活建立起來的牢不可破的關系。隨著歲月流逝，寫下來的故事終會成為往事、變成歷史，但那將自己作為人民“書記員”的信念與自覺，時隔半個多世紀，仍能讓讀者觸到文字中跳動的灼熱的心。

文藝創作說到底是一種神圣的勞動，它關系人的靈魂塑造，負有極為重要的使命與職責。馬克思說，“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個作家看似是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實這些人物也在“塑造”作家自身。人民是作家的導師，一個作家如果在創作中放棄人民，就是放棄文學的初心。不尊重人民的文字，何以得到人民尊重？不熱愛人民的作家，怎會得到人民熱愛？古往今來，一切受到尊崇的偉大作品無不在人物“澆鑄”中實踐這一樸素思想。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雨果《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巴黎圣母院》中的愛斯梅拉達、托爾斯泰《復活》中的瑪絲洛娃等人物，之所以那么久還能被讀者深深記住，原因也在于此。

作家對人民真摯、徹底而持久的愛，表現在創作中，就是堅信人民是歷史創造者，堅持在人民的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路遙多次談到“普通勞動者”這個詞，在“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上，他從不模棱兩可，一直以身為普通勞動者一員而自豪，他視寫出反映人民生活與創造的文學并在人民中間獲得價值認同為作家最大光榮。于此，他不斷提醒自己，“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并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并去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動起生命的血液，否則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蠟像，盡管很漂亮，也終歸是死的。”

對藝術創作探求的深度決定作品純度

任何文學豐碑的矗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讀一讀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便知一二。這部副題為“《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的小冊子記述了一部百萬字長篇小說寫作的繁難，不僅是解開作家精神世界的密鑰，更是所有有志于文學的青年作家的“教科書”。它記述了一位作家要面對的種種，主題、題材、人物、細節、情感、樂趣、命運以及將它們從無到有、一一實現的非凡勞作。當然，它更完整展現了一位作家對創作虔敬而本真的態度。

《平凡的世界》寫作過程超過6年，其中4年都在準備中度過。《人生》問世之后來自各方的贊譽沒有使路遙飄飄然，相反他避開城市喧囂，選擇在一個叫作陳家山的煤礦“躲”了起來，他的說法是，“按全書的構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礦。也就是說，大約兩年之后才寫煤礦的生活。但我知道，進入寫作后，我再很難中斷案頭工作去補充煤礦的生活。那么，我首先進入礦區寫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場景，隨時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氣息，總能得到一些彌補。”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找來政治、哲學、經濟、歷史以及農業、商業、工業、科技方面的書，更有養魚、養蜂、施肥、稅務、造林、土壤改造等小冊子，在細讀《紅樓夢》3遍、研讀《創業史》7遍的“臨考”式寫作準備中，他還找來10年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陜西日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訂本。不走捷徑，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創作上，以浩大的閱讀量和充分的準備為寫作打下堅實地基。

志存高遠的路遙深知藝術有其自身規律。選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使他從上世紀80年代眾多流行的“新的概念化或理論化”中“跳”了出來，在避開急功近利、標新立異的同時，他也警醒于現實主義的庸俗化，力圖以深耕細作的扎實勞動使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放射出璀璨光芒。對藝術創造的虔敬與尊重是他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文藝創作何以能做到蘇聯美學家盧那察爾斯基所說的“依靠全部直覺深入到統計學和邏輯學難以深入的領域”，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創作者對藝術的清醒與執著，是這種對藝術創作真誠、敬業與專注的態度，成就作品的品位、質量和分量。創作的跋涉之路相當艱苦，更充滿幸福。經典作品如時間中的一塊“純金”，在它來到我們手中之前，經歷過熱情與意志的淬火和鍛造。那里凝結著創造者的靈魂。

今天，我們經歷的不僅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更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對作家藝術家來說，這場偉大實踐蘊含著豐富的創作主題和創新靈感，歷史巨變背后有深刻的時代精神圖譜有待挖掘和表現。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作家藝術家責無旁貸。

沒錯。我們生正逢時。我們正是前來答卷的人。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