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2010年6月18日，若澤·薩拉馬戈逝世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蘭薩羅特的家中，享年87歲。葡萄牙總理若澤·蘇格拉底親自向薩拉馬戈的遺孀發去唁電，對作家的離去表示“深切哀悼”，感嘆：“他的消失使我們的文化更加貧瘠”；葡萄牙街上到處張貼了薩拉馬戈放大照片制成的海報，上面用雪白的字寫著：obrigado, José Saramago，謝謝，若澤·薩拉馬戈。

薩拉馬戈在一次演講中曾說，我們不能做出決定，而是那些決定自己找到了我們。對薩拉馬戈來說，這話并不是指他相信某種既定命運的存在，而是指他相信，當我們無可避免地深陷于這個世界的物質中而企圖看清萬物的本質之時，會立即發現我們可憐的個人主義是多么天真；我們會認識到，我們擁有的自由遠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多，任何決策的邊界總是被我們恰巧生活在其中的歷史、政治、社會環境小心翼翼地圈定，我們只能任由自己被它們發現，被它們統治，被它們定義。

這恰巧是薩拉馬戈在其作品與真實人生中不停探討與求索偉大主題：決策，自由與必然之間所存在的廣泛范圍，隨機將我們困在其中的生活之網，人生自由和責任的邊界。

在創作的無數故事中，他總是在這主題的基礎上書寫書中人物的命運，可愛的角色們在情節中聚散生事如浮萍，不知生命的重壓幾時休止，不知自由是否真的能如約到來，不知那真實的自由與想象的自由相較如何；小說的筆調、線索與講述方式也照此進行：一個外來而富有感情色彩的敘事、解釋的聲音無處不在且無所不知，就是無法干預其中，只能在那既定的生活之網外，看著深陷其中的蕓蕓眾生在法律、權力、災難、信仰、戰爭和種種不公中掙扎，做出或批評，或同情，或憐憫，或憤慨的簡單評價。

在真實的人生中，薩拉馬戈不斷在文學中所尋求的也正是人生重擔中適度的自由，持續不停地寫作則是這自由帶來的責任。

若澤·薩拉馬戈、伊比利亞半島與拉丁美洲

1922年，歐洲大陸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陰霾還未完全散去，拉丁美洲仍受革命與發展的動搖戰栗不止，梵蒂岡教廷正與墨索里尼談判斡旋，葡萄牙共產黨方才成立不久，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西班牙劇作家哈辛托·貝納文特-馬丁內斯，而里斯本北部名為阿金尼亞加的小村莊里，剛剛誕生的若澤·薩拉馬戈則與這些歷史事實締結了神秘的聯系，從那時開始就被困于這被他本人評價為“不是很好的世界”的生活之網當中。

看似荒謬的聯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寫作”這個決定無聲無息地找到了此位窮困潦倒無地農家的兒子，讓全家搬遷阿根廷又折返里斯本；讓他目不識丁的祖父在困乏的物質中以民間故事充斥他的童年回憶并將死亡前與院子里無花果樹告別的詩意帶入他的生命；讓他文盲的母親在他十五歲時送他人生的第一本書；讓費爾南多·佩索阿和塞萬提斯走入了他的生活；讓他從高中輟學的技術工人變為“寫作學徒”、校對工、記者、編輯到全職的著名作家，在清寒的生活中去文學中尋求自由，擔負著在不公的社會中用犀利筆觸進行批判的責任。

想知道這聯系是如何成立，則需仔細研究若澤·薩拉馬戈自詡及被貼上的種種標簽。首先，最重要的，他是憑《失明癥漫記》于199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作品極富想像力、同情心和頗具反諷意味，使人們得以反復重溫那一段難以捉摸的歷史。”作為唯一獲過此獎的葡萄牙語作家，龐大的葡語世界為此歡騰。諷刺的是，這國寶級作家絕不是個傳統意義上的“愛國者”，且是個葡萄牙人中罕見的無神論者。他整個的寫作生涯都致力于批判祖國的歷史、社會黑暗、虛偽的保守主義和宗教生活過大的影響，1992年，因為在小說《耶穌基督福音書》中將耶穌描繪成不具神性的凡人，薩拉馬戈惹得梵蒂岡教廷震怒而斥其為異教徒，在葡萄牙這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都信仰天主教的國家無疑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政府迫于梵蒂岡的壓力最終拒絕他的小說入圍歐洲文學獎。薩拉馬戈則選擇了自我流放以示抗議，搬遷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蘭薩羅特島，直到逝世，仍有一半骨灰留在島上家中，另一半則返回故鄉的一棵橄欖樹下。選擇西班牙，除了因為那是第二任妻子的祖國，更是因為他是一個伊比利亞主義者，認為葡萄牙長久地作為歐洲大陸后園的狀況應有所改變，甚至曾在采訪中提出了他的“伊比利亞烏托邦”設想，聲稱葡萄牙應該成為一個自治區融入文化相近的西班牙，形成一個泛民族主義聯盟。仿佛以上這些還不夠令人印象深刻，薩拉馬戈還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說：“我于1969年正式入黨，那時我57歲。我一直是個基層黨員，寫的東西很少……我過去是，現在是，我想直到我的歲月結束我將仍然是共產黨。”

種種標簽疊加在一起，這位有趣的二十世紀末的偉大作家似乎不可能不與拉丁美洲產生聯系，拉丁美洲也如約選擇了他。關于殖民地的思考在作品中頻頻出現，薩拉馬戈的人道關懷能直達與古老歐洲大陸相對的最遙遠的新世界。作為可能是最具拉丁美洲特質的作家之一，歷史的意義或歷史野蠻新生的隱喻在薩拉馬戈平實流暢的語言中娓娓道來，內容包含了新大陸的歷史與所有未竟的事業，觸及拉美國家今日面對的、世界普遍存在的以及所有人類本質觸及的最重要的問題，作家或警示或歌頌或諷刺或批判，這種拉丁美洲式的關切就連在生命的末尾也未止息。薩拉馬戈另一種深刻的“拉丁美洲方式”則是將魔幻現實主義帶離了它誕生的哥倫比亞密林，讓它以一種不同的、薩拉馬戈命名為“現實的超自然”（Real supernatural）的方式在大西洋對岸野蠻生長。薩拉馬戈如許多拉美作家一樣關注于祖輩與故土的血淚，使奇異的荒誕的沉重的夢與現實糾纏在一起，口述故事般脫離了標點符號的語言隨著角色的命運與意識流動，直至引讀者對他書寫的隱喻進行最深刻的思考。正如《衛報》評論所說，沒有人能夠像薩拉馬戈這樣，如此熱情周全，如此自由無拘。而自由的責任呢？薩拉馬戈自己則說，一個作家屬于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倘若他沒有受到過去的鎖鏈捆綁，他就必須知道他生而為人的這個時代當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那么，當今之世的問題是什么呢？……最根本、最要緊的是，當世界需要批判觀點的時候，文學就不應該遺世而孤立。

如果……會怎樣？

薩拉馬戈作為一個記者、評論家、作家進行思考與闡述是如此獨特而深刻，以至于他不論多么大器晚成，讀者們終會聽到他的聲音。他是他自己身處的時代的證人，又能不被其束縛地自由描繪歷史；他是現實的關注者，又能將小說當成他最宏偉想象的實驗場域：他的作品常常是一個假設而非論題，一個仍未被現實的瑣碎淹沒的特例，將一個與科學規律不符的超自然現象無限放大，以難以想象的方式讓“不可能”變得合理……薩拉馬戈自由地發問了：如果……會怎樣？

薩拉馬戈想，我們都是如此盲目，那么，如果失明癥像瘟疫一樣蔓延而只有一人得以幸免，人類社會會怎樣？答案是《失明癥漫記》。

繁忙的路口，一位司機突然失明，他的角膜、虹膜、視網膜、視晶體都完好無損，只是感覺自己“淹沒在一片明亮的白色之中”，之后，第二個，第三個，這白色瘟疫毫無征兆又無解地侵入了這個國家，人們接連染上失明癥，只有少數幾人得以幸免。政府先是掩蓋事實，將患病的人隔離在閑置的精神病院中，而那里越來越不適宜生存，漸漸成了一個暴露人性的盲人國度……

薩拉馬戈想，人嘛，先是摔跤，然后會走，再后來會跑，那么，如果在十八世紀宗教與王權窒息人性的葡萄牙，一對社會底層對魔法尚未絕望的愛侶有一天竟掌握了飛行的秘密，他們的命運會怎樣？答案是《修道院紀事》。

葡萄牙國王若昂五世為獲得子嗣而許諾修建修道院還愿，光憑自己“國王的意志”和幾句話語便驅動著整個國家、無數民眾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來成就這信仰力量的偉大見證——馬夫拉修道院。與此同時，另一項國王心血來潮應允的 “異教徒”的工程也在進行。西班牙戰場上失去右手的前士兵“七個太陽”巴爾塔薩和擁有看穿事物與人體內部能力的“七個月亮”布里蒙達在宗教裁判所火刑儀式上一見鐘情，成為最親密的同伴與愛侶，他們與“飛行家”洛倫索神父竟一起窺見了那禁忌的、只屬于上帝的秘密，在對純粹的美與創造的追求之中，建造出了真正的飛行器，而火刑柱的陰影漸漸靠近……

如果……會怎樣？薩拉馬戈自問也拷問讀者，今時今日，歷史上，人性如何？宗教如何？社會如何？他也負責地回答了：當災難降臨，人們選擇對自己的同類做出殘忍的舉動，實際上這是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的殘忍。幾乎所有人都成了盲人，因為我們越來越不愿睜眼去看世界。人性是如此軟弱，社會是如此荒誕，權力的腐敗、意識形態的濫用、偏見、局限、虛偽不會消逝，歷史會不可思議地循環，也許絕望，我們要看到真相。

今天，在他逝世九年后，即使我們覺得世界還是如他想象的一般糟糕，但多虧了薩拉馬戈，我們得以從那一片白色的盲目中暫時恢復視力，看看周遭，看看自己。

Obrigado, José Saramago.

謝謝，若澤·薩拉馬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