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牛津大學研究人員出版的一份報告指出，作家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幾率很小，遠遠低于一些體力和重復性勞動被取代的可能性。但近年來，人工智能寫作發展迅猛，展現出廣闊的發展前景。

人工智能寫作發展迅猛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財經、體育類新聞以及廣告和郵件，很多是由人工智能程序寫成的，如美聯社用機器人編輯編發企業財務報告、騰訊的自動寫作程序已經能夠寫作財經和體育類稿件等。除了這些非虛構類寫作，人工智能也在詩歌、小說、劇本等文體的寫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績。早在1962年，美國就研發出自動寫詩軟件，其詩作在《地平線》雜志上公開發表。1998年，美國紐約倫斯勒學院“頭腦和機器實驗室”的布倫斯沃德等人研制出小說創作程序“布魯特斯”，僅用15秒就能創作一篇小說。而2013年由美國軟件開發者達呂斯·卡塞米發起的NaNoGenMo（國家小說生產月）則成了有名的機器寫作峰會，參賽者要求編寫計算機代碼來寫小說。此外，人工智能還能創作劇本，2016年，根據人工智能程序創作劇本所拍攝的短片《太陽升起》還入圍了某國際電影節。

近年來，我國的人工智能寫作技術也得到迅猛發展。微軟亞洲研究院研發的人工智能程序“小冰”，在學習了519位中國現代詩人的上萬首詩作之后，寫作并出版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清華大學研發的詩歌寫作程序“九歌”，則能夠生成集句詩、近體詩、藏頭詩、現代詩等不同體式的詩歌。筆者目前也在與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合作，研發人工智能傳記寫作程序。

人工智能寫作經歷了50多年的發展，已經涉及新聞、廣告、財務報告等非虛構類寫作以及詩歌、小說、劇本等虛構類寫作。因此，“人工智能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了現實，它指的是“以人工智能程序為寫作主體，模仿人類寫作的行為和機制，自動或者半自動地生成文學作品”。人工智能寫作與一些網絡自動寫作“神器”不一樣，前者能夠生成新的文本，而并非是將從網上搜索得來的語句拼湊成段落。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寫作仍然需要人類的設置和監督，真正意義上的人工智能獨立寫作尚未實現。

人工智能技術有待提升

早期的人工智能寫作技術主要是結構主義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即預先為智能體置入寫作模塊，然后為其建立專業數據庫，這種方式又被稱作專家系統。如“布魯特斯”系統，就是將故事分解成包括情節、角色、文學主題、寫作風格在內的多個維度，其優點在于不需要太多的數據，流程清楚而且錯誤率較小；其缺點也很明顯，就是風格單一，需要人們不斷設置新的程序。

時下流行的機器學習與大數據相結合的方法，秉承的則是一種功能主義自上而下的模式。此方式需要為機器輸入大量的文本數據，讓機器通過自我學習和鑒別來掌握文本中的規律，這也是微軟“小冰”寫詩的奧秘。這種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技術，使得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創作，人們要做的只是事先進行文本數據的標注和輸入，但是這種技術需要大量的文本數據，而對其標注、分類等工作，是極其繁重的。人工智能目前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并不智能。

技術專家試圖將這兩種方式有效融合起來，但目前二者仍然處于初級融合狀態：預先設置一部分框架，再輸入一部分相對簡單的數據，這樣就減少了人類的參與和監督。如百度自動寫作程序，其核心流程“自動寫稿”被分為了“文檔規劃”“微觀規劃”和“表層實現”等模塊，然后根據每個不同模塊來輸入數據。而未來真正將人工與智能融合在一起時，在人們為智能體設置初始程序并輸入一定量的數據后，機器便能夠做到無監督學習，自己抓取并分類數據，生成不同風格的作品。

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當前人工智能寫作的本意并非創造出供人娛樂的藝術品，其初衷是解決機器自然語言理解、視覺識別和情感計算等技術問題。如谷歌為了優化其APP與人的互動性，提高谷歌產品對用戶回應的準確率，訓練人工智能引擎“閱讀”了2865本言情小說，這種訓練使得機器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語言的微妙之處。當然，其“副產品”就是人工智能學會了寫小說。這同時也說明，藝術和技術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此外，人工智能通過學習人類文學和各種藝術形式，不但可以識別并理解人類的情感，還有可能學會人類的隱喻—聯想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人們能夠實現小數據—大任務的認識之基礎。由此，人工智能或許能實現真正的智能。

努力實現人機和諧共存

當然，人工智能文學的出現也面臨法律、倫理等方面許多問題，首先面臨的是著作權和知識產權問題。比如在2017年，微軟“小冰”公開宣布放棄與人類聯合創作的詩歌的版權，以避免可能引發的著作權糾紛。清華的“道子”繪畫軟件使用了大量齊白石的繪畫作品作為數據樣本，由其生成的畫作的歸屬權就有待進一步思考。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確定人工智能在文藝創作中是否擁有主體性。

人工智能是否能像人一樣擁有意識和主體性，是哲學與科技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以塞爾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認為機器很難有意向性，因此也談不上有自由意志和目的。而圖靈、明斯基等技術專家認為，所謂的意向性無法從行為上得到證明。中間派如哲學家丹尼特則認為，對于復雜系統，如人、生物和電腦等，我們都可以采取一種“意向立場”來看待。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借鑒倫理學家卡普蘭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人工智能可以成為有限的道德主體和法律主體，因此，在關于著作權和知識產權等問題上，人工智能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它們可以享有部分的知識產權收益，這樣，當它們侵犯了他者的著作權時，也應作出賠償。

其次，人工智能文學還面臨歧視和倫理問題。2018年，微軟聊天機器人Tay因為仇恨言論被下架。它在對話中不斷學習，結果上線僅一天，就學會了臟話和歧視言論。人工智能之所以會出現歧視現象，一方面源于設計者和設計目的，目前從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人為男性，女性不到10%；另一方面則源于人工智能學習的大數據，可能反映出社會中固有的某些歧視。

再次，從藝術與技術的關系著眼，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將決定它究竟會給人帶來審美解放，還是會使大眾的審美趣味同一化。本雅明認為，技術的革新產生了“機械可復制時代的藝術”，而如今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則出現了“人工智能可模擬時代的藝術”。這種模擬比簡單復制要更進一步，人工智能可以模擬人類創作藝術的機制和過程，能生產出更加廉價、更為多樣的藝術作品。但是，人工智能也可能成為“文化工業”的工具。正如阿多諾所指出，娛樂工業通過影響和控制人的審美心理機制，來控制人的理性。人工智能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來精準定位大眾的審美需求，甚至可以培養觀眾的藝術品位，并改變其認識結構。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發掘人工智能文藝的審美解放功能；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其淪為將審美對象物化的工具。

人工智能文學的出現，與自動寫作、網絡文學、程序寫作以及數字人文有密切的關系。它的獨特意義在于，文學創作的主體從此不再僅限于人類，一種非人的、非生命的智能體也可以進行文學寫作。這促使我們思考，如果人類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智能體，那么文學的定義和價值又是什么？人類文學的獨特性何在？當然，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時代，實現人機的和諧共存，讓人工智能更好地改善人類的生活。中國的人工智能寫作，也應深入挖掘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重視當下的人民文藝需求，以發展出更加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文學。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阿多諾哲學中的語言思想研究”（16BZX11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