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等措施,有力助推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程。在我國注重自我推介的同時,海外譯者的翻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一批漢學家及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將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畢飛宇、王安憶、麥家、劉慈欣等一大批當代作家的作品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學術界也密切跟蹤研究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進展與態勢,從翻譯策略、翻譯實踐、傳播途徑、傳播效果等不同角度總結經驗,指出誤區和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目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依然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并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新變化。

強調全面走向世界

近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經歷了從關心“走出去”到強調“走進去”的變化。“走進去”主要指中國文學的跨文化傳播力,是中國文化話語權的體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社聯合推出的“中國圖書世界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當代文學圖書在海外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并逐漸成為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的人們了解中國社會發展面貌的一個窗口”。2018年,“中國當代文學圖書的世界影響力遠遠超過歷史類圖書”。

除了考察國外圖書館的中國文學作品館藏量,國外普通讀者和專業受眾的評價也是衡量中國文學是否被國外讀者接受的重要指標。姚建彬主編的《中國文學海外發展報告(2018)》,以亞馬遜英文網站上讀者的購書評論以及Goodreads的書評和推薦書單為案例,用翔實的數據說明了2015年以來國外普通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情況。筆者從專業受眾層面分析了中國文學“走進去”的方法路徑:中國文學借助翻譯“走出去”之后,“還要對翻譯出去的作品進行研究、詮釋,讓其在國外落地生根,即‘走進去’,成為他國文學體系的組成部分”。

同時,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也從偏重在英語世界或傳統意義上的西方大國傳播,轉向強調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傳播。以往關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研究者首先關注的是其在英語世界和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的傳播。近年來學術界開始注重研究中國文學向日本、韓國、泰國等亞洲國家以及西班牙語世界、阿拉伯語世界、荷蘭、印度、俄羅斯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輸出狀況。

莫言、余華、蘇童等當代作家在日本很受青睞。韓國興起過“余華熱”和“莫言熱”。意大利的讀者非常喜歡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余華的小說,其《活著》《第七天》榮獲意大利文學大獎。

2013年,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印度外交部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印度共和國外交部關于“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合作備忘錄》。2015年,印度方面啟動“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確定將包括《塵埃落定》《一句頂一萬句》《活著》《生死疲勞》《白鹿原》《秦腔》等在內的當代作品納入互譯項目。

2013年,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了《中俄經典與現當代文學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合作備忘錄》,雙方約定6年相互翻譯并出版對方國家不少于50部文學作品,或雙方共出版不少于100部圖書。2015年中俄又簽署了《中俄經典與現當代文學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合作備忘錄補充議定書》,將互譯出版對方國家的書目增至100部。

傳播全新中國形象

在嚴肅文學海外傳播態勢看好的同時,類型文學的對外翻譯也迅速崛起。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首先是從嚴肅文學開始的,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王安憶等當代作家的小說通過國內外譯者的譯介走進海外讀者的視野。而近幾年來,類型文學成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新名片。科幻、武俠、網絡小說等譯成外語后,在國外也產生了很大反響。

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三體》譯介到海外后,獲得“世界科幻協會”頒發的“雨果獎”,實現了亞洲作家“雨果獎”零的突破,將中國的科幻小說提高到世界文學的水平。

2018年2月,由英國譯者郝玉青翻譯成英語的《射雕英雄傳》第一冊《英雄誕生》一出版就引起了熱烈反響,不僅出版首月就加印了七次,而且美國、德國、西班牙、芬蘭、巴西、葡萄牙等國家也相繼買下了該書版權。

2018年6月,周志浩的小說《死亡通知單》英文版在美國面世后,《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書評欄目等,都在醒目位置給予報道。以諜戰小說聞名的麥家更以其《解密》《暗算》在西方世界刮起“麥旋風”,掀起“解密熱”。

文學作品的翻譯傳播對于一國形象的塑造甚或重塑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國的文學在域外傳播的同時,也在動態地建構、傳遞著該國的國家形象。人們可以從閱讀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中得到對于該國的印象。隨著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增多,海外學界逐漸將文學傳播研究與國家形象塑造聯系起來,探討文學作品翻譯在國家形象建構過程中的作用。2005年以來,國外各大學術出版社進一步加強了文學翻譯與國家形象塑造方面著作的出版。比如《翻譯研究與形象學的聯結》《形象學:文化建構與民族性的文學呈現》等,均是在跨文化語境中探討文學翻譯與塑造民族形象轉變、呈現民族性格的關系。

國內學者也及時關注到這一新的趨向,并將其納入自己的學術研究中,探討形象學與翻譯研究的關系。中國文學的翻譯傳播與中國形象建構之間具有顯而易見的互動性——“既有的中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西方譯者對當代文學作品的選擇,以及西方讀者對翻譯過去的當代文學作品的接受”,而文學傳播所建構的國家形象“又給既有的中國形象以沖擊、調整,進而實現某種程度的更新重塑”。中國古典小說、唐詩、宋詞、元曲在世界各國的翻譯接受塑造了歷史上強盛富庶的中國形象。以魯迅和沈從文為代表的現代文學的域外譯介塑造了勇于擔當、詩意濃郁的中國形象。而當代文學的對外傳播更是繪就了多彩的中國形象,尤其是在傳播過程中所塑造的“改革中國形象”“軍人英雄形象”“時代農民形象”“知識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舊有認識,將一個現代的、發展進步的、充滿活力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

關注動態翻譯過程

出于對譯文忠實與否的強調,以往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主要側重將譯文與原文進行比較分析,看其是否準確地傳達出原文的意涵和韻味。近年來,翻譯過程中譯者和作者、出版商、編輯的互動開始引起學者的關注。學界對中國文學外譯的研究也從專注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靜態對比,轉向關注動態的翻譯過程。而這一轉向與國外中國文學翻譯檔案館的建立有一定關系。

2015年,北美中國文學研究重鎮俄克拉荷馬大學建立了中國文學翻譯檔案館,收藏了葛浩文、顧彬、亞瑟·韋利等西方著名漢學家的翻譯手稿,他們和作家的往來信函,以及他們與編輯、出版社的協商溝通材料。該檔案館館長美國漢學家石江山認為,這些檔案材料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文學作品翻譯的過程,超越“歸化”與“異化”、“忠實”與“不忠實”的簡單結論,進而探究翻譯過程中的其他諸多制約因素,將翻譯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面。

此外,對翻譯檔案的研究還能讓中國文學在國外的接受不僅僅局限于漢學領域。了解文本轉換的過程有助于消除中國文學在異域接受的障礙,讓漢學家之外的人群對中國文學產生閱讀和研究興趣。

比如對于葛浩文的翻譯,國內學者在肯定其突出貢獻的同時也批評他“連改帶譯”。其實葛浩文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是非常嚴謹的。從接受翻譯任務到作品印刷出版,他一般會對譯稿錘煉打磨七次。從他捐獻給檔案館的文獻資料可以得知,他在翻譯楊絳的《干校六記》期間,與編輯、作者、出版商、學者以及讀者有過幾十封往來信函;他和林麗君在翻譯畢飛宇的《推拿》時,前后向作者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來詢問原文字句的確切含義、詞句所承載的文化意蘊甚至行文的前后矛盾之處。

而對一些看似沒有傳達出原文神韻的翻譯,我們也能從譯者與作者的問答交流中獲知其中的真相。比如畢飛宇的《推拿》中用“天花亂墜”來形容一個人的手,葛浩文請作家對此加以解釋,畢飛宇的回復是:就像花瓣從天而降,是很美的意思。因此才有了“pretty hands”這樣的翻譯。

時至當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盡管已經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實績,但依然任重而道遠。如何把握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新動向、新變化,并適時引導,進一步壯闊中國文學“走出去”和“走進去”的河流,是我們在今后的學術研究中應該密切關注的課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小說譯介與接受中的中國形象建構研究”(16BZW11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