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不屬于波拉尼奧，巴黎屬于科塔薩爾，但巴黎又不只屬于科塔薩爾，它還屬于眾多二十世紀拉美作家，包括塞薩爾·巴列霍。

“我會死在巴黎，在一個下雨天”，巴列霍親手寫下的詩句成為了一個預言，1938年4月15日，他果真在雨中的巴黎去世了。他不知道自己牽腸掛肚的西班牙內戰最終以佛朗哥的勝利而告結束，也不知道自己最終會成為拉美現代詩歌的領軍人物，更不會知道四十多年之后會有一位叫波拉尼奧的智利作家寫出一本叫《佩恩先生》（1984年初版時名為《大象之路》）的書，寫的恰恰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時光。

《佩恩先生》是波拉尼奧的第二本小說，不過卻是他的首部獨立署名的小說作品。小說以第一人稱視角展開，講述了皮埃爾·佩恩受友人所托試圖用催眠術來治療一位叫巴列霍的病人的故事，這位病人罹患不停打嗝的怪病，醫生們都束手無策。然而佩恩卻接受了兩個神秘的西班牙人的賄賂，同意停止治療巴列霍，盡管后來他曾試圖再次診治那位秘魯病人，卻最終無果，病人還是去世了。直到故事最后波拉尼奧才給我們揭示了病人的真正身份：一位名氣不大、非常貧窮的秘魯詩人。讀者若對二十世紀拉美文學有所了解的話，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這位詩人就是塞薩爾·巴列霍。

波拉尼奧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其個人經歷的投射，在多部小說中出現的阿爾圖羅·貝拉諾往往被看作作家本人的化身，而故事發生的場景也通常是墨西哥、智利、西班牙等波拉尼奧本人曾居住且極為熟悉的地區。那么，為什么要寫巴列霍？為什么要寫這樣一則在巴黎發生的故事？《佩恩先生》是個例外嗎？實際上，當我們對自己提出類似疑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找到了解讀這本小說的密匙（之一？）。因為整部小說就像是面鏡子，照出的是波拉尼奧本人的模樣。

塞薩爾·巴列霍1892年出生于秘魯安第斯山區小城圣地亞哥·德·丘科，后來輾轉來到秘魯首都利馬生活，在那里，他曾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最終在1923年永遠離開了秘魯，來到巴黎定居。就像《佩恩先生》中描寫的那樣，巴列霍在巴黎極度拮據，日子過得很慘淡，可也正是在巴黎，詩人生出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還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秘魯文學評論家何塞·米格爾·奧維多認為完全可以按照這種地理位置的遷移來劃分巴列霍的詩歌創作的不同階段，也就是家鄉-利馬-巴黎（歐洲）這三個階段。巴爾加斯·略薩則在《悲劇詩人塞薩爾·巴列霍》一文中總結說，巴列霍的一生有兩個關鍵詞：不公和痛苦。這些無一不使得我們聯想到波拉尼奧：在智利出生，后移居墨西哥，在1973年皮諾切特政變時返回智利斗爭未果被捕入獄，后遠離故土來到歐洲，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都過著并不富裕的生活。

波拉尼奧在接受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的演講中曾經引用了這樣一句話：“一個作家真正的祖國是他的語言”，波拉尼奧既像是智利人，又像是墨西哥人，還像西班牙人，或者說是無可爭議的西語人，很可能正是這個緣故，在波拉尼奧于2003年去世后，墨西哥作家豪爾赫·博爾比會說“最后一個拉丁美洲作家去世了”。因為自波拉尼奧之后，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可以像他那樣完美體現拉丁美洲整體性的年輕作家了。從秘魯到巴黎，最后投身西班牙的反納粹斗爭之中，塞薩爾·巴列霍的身上也散發著超脫國界的氣息。有趣的一點是，巴列霍的文學貢獻在其在世時遠未得到應有的認可，可如今他已經成為了西語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詩人之一，這和卡夫卡的遭遇很像，因為二者所描寫的東西不屬于那個時代，而屬于未來，他們的作品和讀者的認知力之間有時間差。換句話說，巴列霍的詩作描寫的不是秘魯，不是拉美，更不是西班牙內戰，而是人類共通的東西：是暴力，是貧窮，是死亡，是怯懦，是勇氣……很可能塞薩爾·巴列霍是最早啟發波拉尼奧認識到這些的人。波拉尼奧也寫暴力，寫死亡，寫全人類共有的問題，幸運的是他和讀者之間沒有那么大的接受距離，因為我們人類就正處在這樣一個暴力橫行的時代，歷史之悲，文學之幸。

或許《佩恩先生》中并非只有巴列霍是波拉尼奧本人的投射，主人公皮埃爾·佩恩身上也有波拉尼奧的影子。佩恩相信針刺療法，相信催眠術，就像波拉尼奧對文學的執著一樣，但是因為生活窘迫，他接受了賄賂，違背了醫生（如果他算得上是個醫生的話）的職業道德，同意中止救治巴列霍，波拉尼奧雖然從未放棄過文學創作，但也曾為了謀生做過許多卑微的工作。小說中有許多場景（例如那幾場夢境）描寫佩恩的掙扎，這些掙扎無疑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寫作此書時的波拉尼奧本人的內心寫照。

皮埃爾·佩恩在小說中有過蛻變和進化。小說中間部分有這樣一個場景，急于回家尋找記有雷諾夫人電話的筆記本的佩恩攔下了一輛出租車，但卻被一個兇神惡煞般的家伙捷足先登了，那人“眼眉上貼著一貼膏藥，膏藥邊上露出了一些縫合的針腳”，一看就絕非善類。佩恩堅信那人不可能在自己之前先看到出租車，因為“出租車停下時，他根本就不在附近”。可是他并沒有據理力爭，而是求助似的望向司機，想讓司機決定兩個人中誰能夠上車，但是司機只是聳了聳肩，意思是問題應該由他們自己解決。在事實和道理清楚無疑的情況下，作為旁觀者的司機選擇置身事外，而佩恩也無意維護自己的利益，他說：“我很高興把車讓給你。”可是忍讓換回的只是羞辱。那人給佩恩的回應是伸出兩只手，揪住他的翻領，把他懸空提了起來，咒罵了一句，然后把他丟在了地上。佩恩感受到了自己的怒火，想要還擊，但是他壓抑了下來，在出租車開走后可笑地想要擺出一副隨意的表情，試著走了幾步，覺得不疼。

佩恩的舉止像極了面對納粹威脅的法國政府，實際上包括佩恩在內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也確實與那場世界大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波拉尼奧特別擅長寫這樣的知識分子，甚至國內曾有一位教授總結說《2666》對知識分子的描寫使他想起了一句話：“百無一用是書生”。然而在2013年接受筆者訪談時，波拉尼奧作品的主要編輯伊格納西奧·埃切巴里亞就曾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我太不同意這個觀點。誠然，知識分子在波拉尼奧的作品中并沒有什么很高大的形象，不過現實生活中的知識分子其實也有這一面。我們這些作家很多時候都是無足輕重的，總是會被他人遺忘，我們有時也會異常迷茫，當然也有些作家非常狂妄自大。文學的世界就是這樣，浪漫又虛榮，波拉尼奧恰恰利用了這一點來影射生活本身、來展現人們的不幸與苦難，編出了一場屬于世界的‘鬧劇’。”

《佩恩先生》似乎佐證了伊·埃切巴里亞的觀點。在小說的最后，佩恩證實了普勒默爾-博杜已成為佛朗哥的爪牙，他隱約推測出之前的行賄事件、自己被阻止接近巴列霍的事件都是由普勒默爾-博杜領導的西班牙人團體主導的陰謀，目的很可能是害死巴列霍。作為讀者的我們知道，塞薩爾·巴列霍自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初就堅定地站在共和國政府一邊，他甚至是巴黎伊比利亞美洲人保衛西班牙共和國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在1937年出版的詩集《西班牙，我喝不下你這杯苦酒》起到了極大的支援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宣傳作用。佛朗哥對待異見知識分子一向手段毒辣，將加西亞·洛爾卡刺殺于格拉納達就是個例子，這次對待塞薩爾·巴列霍只不過是故技重施罷了。皮埃爾·佩恩意識到自己無意中成為了法西斯分子的幫兇，而更令他接受不了的是自己的信仰受到了普勒默爾-博杜的踐踏。普勒默爾-博杜對佩恩說：“我將把跟催眠術有關的知識用在對俘虜和間諜的審訊方面。（這）是一件很有成效的事情，我向你保證。”

這次佩恩終于爆發了，他抄起對方面前摻了水的朗姆酒酒杯，猛地把酒潑到了普勒默爾-博杜臉上。這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佩恩的爆發，就如伊·埃切巴里亞所言，此時的佩恩將迷茫和虛榮轉換成了一種浪漫。然而佩恩立刻又虛張聲勢地聲稱自己有把手槍，普勒默爾-博杜則馬上識破了這個拙劣的謊言，他說：“我同情你。你跟我一樣老了，你還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我同情你，真的，真的，你值得同情，真的，真的，我同情你……”無足輕重、被人遺忘、異常迷茫、虛榮但又浪漫，這就是波拉尼奧筆下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波拉尼奧本人。

讀完《佩恩先生》的中譯本后，我第一時間在豆瓣寫下了一則短評，不妨就再以它作為本文的結尾：“波拉尼奧這顆藥丸會使人上癮，在這種藥力的作用下打了五星。這是一本漸入佳境的小說，當然要承認這不是波拉尼奧最好的作品，不過那些波拉尼奧后期作品中的經典元素都出現了：法西斯、尋找、暴力、藝術、‘偵探’……要理解‘波拉尼奧宇宙’，就得一本不落地讀，正著讀，反著讀，也許還可以倒立著讀。”

所以，哪怕不是波拉尼奧最棒的作品，我們也必須讀讀《佩恩先生》，因為我們要讀的不只是一本小說，還是那個小說之鏡中的波拉尼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