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之不易失之易，物無盡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益可喜。

——清人許益齋藏書印中語

《俟堂專文雜集》影印的魯迅手跡

《志摩的詩》扉頁上的作者手跡

光明日報社的圖書資料室，有藏書約九萬冊，其中的線裝古籍大約有一萬冊。這些線裝古籍，其中大體固然是雕版刻印的傳統意義上的古籍，但也有相當數量（約占總量30%）的書籍，為民國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延續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舊版再印、影印或者新排鉛印的線裝書籍。不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書籍也應該算是古籍，因為“中國大陸50年代后期所建立的圖書館，收藏的古籍大多是影印、鉛印、石印或清代同治、光緒以后的刻本”①。專業的圖書館收藏古籍尚且如此，可見古籍的定義及范圍，也是因時代條件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的。

據初步了解，在幾家新聞單位中，人民日報社圖書館藏有6000多冊線裝古籍，其中清代刻本2000多冊。新華社圖書館尚無具體的古籍目錄，也不具備收藏大量古籍的基礎，但有少量民國時期線裝古籍。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的圖書館，則沒有古籍收藏。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雖然整體規模遠遠小于上述三家新聞單位，不過在古籍收藏這樣一個側面，則表現出與其特色相符的一定程度的優勢。

光明日報社所藏古籍，并非是按某種體系統一搜求購置的，其主要來源為同仁前輩捐贈，也有部分歷史留存。如果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這些古籍有一個明顯特點：集部圖書比較多；史部圖書雖然單部體量較大，但種類較少；經部圖書則只有零星的幾部。這個特點，其實也是時代風氣的見證。

清末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對于圖書的購置，認為應該“置書先經部，次史部，次叢書。經先《十三經》，史先《二十四史》，叢書先起種類多、校刻精者。初置書時豈能四部完備，于此入手，方不至誤入歧途”。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傳統藏書觀念的代表，但是到了民國初年，因為科舉廢除，經部圖書不再為人所重，所謂的置書正途觀念有了極大改變。“因民初學者，注重新書，厭見古籍，情愿以《皇清經解》②正續兩編，換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冊也。”③再后來，因為白話文日漸普及，求獲古籍以作研究者逐漸增多。此時，集部圖書因為種類多而卷帙少，且易翻檢，很受購書者歡迎。報社的同仁前輩，因職業關系，所看重的首推文章辭藻，學術研究次之，購置圖書也是依循這樣的想法，所以后來捐贈，自然集部圖書較多。

茲將光明日報社所藏古籍，略舉幾種有特色者簡述如下。

可稱“善本”的書

什么樣的書算是善本書，歷來并無一定、量化的標準，歷代藏書家也提出過不同的定義和概念，但總是從書籍文物性的方面來考量多些。隨著年代的推移，古籍傳世日稀，清代順、康、雍、乾年間的刻印本，已可遇不可求。早在30年前，就有學者提出，應將善本書時代下限劃定在清代乾隆末年（1795年以前）。時至今日，基于光明日報社的藏書規模，選定所謂善本書，標準比一般圖書館恐怕還應更寬泛一些。

《江左三大家詩鈔》六冊，清刻本，11行21字，小字雙行，白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明末清初詩壇，成就最大的詩人當屬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三人。因為三人籍貫在清初都屬于江南省，江南歷史上有江左之稱，故三家并稱為江左三大家。康熙七年，顧有孝、趙澐選編三人詩作，輯成《江左三大家詩鈔》。報社所藏的這部書，并非初刻本，當是后來翻刻。此三人都因先仕明后降清，而被編入《貳臣傳》乙編，其作品在乾隆中后期成為禁書。尤其是錢謙益，被乾隆評作“有才無形之人”，其作品禁毀最嚴。因此，這部書的刊刻應在乾隆中期之前。

此書每冊封面均鈐蓋“陽湖楊守彝字佩瑗號則齋”朱文印，最末一冊題字“同治乙丑購得于紹興郡城，價千錢”。鈐蓋“葆彝”白文印和“佩瑗”朱文印。可知此書在當時價格不菲。曾經的主人楊葆彝讀書時還批注過，比如吳偉業《海戶曲》一詩下，有原注“南海子周環一百六十里，有海戶千人”。楊氏又注“在永定門外二十里，亦名南苑”。由此可知，詩中吟詠之地，如今正是北京大興區的南海子郊野公園。

《列朝詩集小傳》五冊，舊抄本。明末清初的文壇，名聲最著、故事最多、爭議最盛的人物，非錢謙益莫屬。錢氏以文學冠東南，不僅為東林魁率，更有編纂明史的志愿。他迎娶柳如是為次妻后，筑絳云樓居住，樓中所藏古籍極多。可惜絳云樓后來失火，典籍史稿付之一炬。后來錢謙益撰《列朝詩集》，集中所選作家皆有小傳，敘述人物生平兼評詩作，頗具卓見，也算償還了著史的志愿。所以此書頗為人所重。如前所述，錢氏著作乾隆后遭到嚴禁，故多抄本。此本字跡精美，觸手如新，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韓昌黎先生全集》兩函二十四冊，陳仁錫評閱，明刻本，9行20字，小字雙行，白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此書箋題白松堂本，國家圖書館亦有著錄，版本特征相同，但形態為4冊，似乎有誤，如此卷帙裝成4冊，怎能翻閱？此書遍鈐朱印，前后計有：守忠之印（白文）、信初（白文）、樊氏信初（朱文）、省心草堂藏書（朱文）、繼起（連珠白朱相間）、硯公（朱文）、堯云印（朱文）、余事作詩人（白文）等。此書的詩集部分，批注滿紙，其“古詩”一章下注“道光二十四年重陽后一日閱畢詩十卷，批注從顧本（穆刻）抄補。堯云錢繼起識于萍夢館”。在明末，評閱韓愈文集的書，有兩家最著名，一是陳仁錫評閱本，一是顧錫疇評閱本。由印章及此注可知，此書大概經過樊信初與錢繼起兩人收藏，而錢氏大概特愛韓愈的詩作，得此陳仁錫評閱本，又找來顧錫疇評閱本，將顧的評論都抄了上去，合兩家閱評為一，這樣大約也算圓了他的一個“萍夢”吧。

引人聯想的簽贈鈐印本

這部分書都為民國之后的線裝書，不為傳統藏書家所重視，但其中涉及的人物故事，也頗有意思，有些書也極為珍貴。

《文學論文索引、續編、三編》三冊，中華圖書館協會排印線裝本，分別出版于1932年、1933年和1936年。此三冊書封面皆鈐“世襄所藏”朱文小印。王世襄先生身后，一切舊藏如家具、古琴、佛像、竹刻乃至鴿哨，都為收藏市場熱捧，其善本藏書也已數次拍賣，皆得善價。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上，老人平日所用圖書4000冊（多數無名款鈐印），以310萬元的價格成交。則此三冊書，如果流向市場，也必為人追捧。

《曲品 附傳奇品》一冊，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線裝本，出版于1918年。此書為民國時期戲曲理論家、教育家吳梅的作品，封面題字“己未春日瞿安贈”，下鈐白文小印“螾一廬”。吳梅字瞿安，1917年之后曾執教北大，1918年出版此書后，1919年即歲次己未。初見此冊，以為當是作者吳梅的簽贈本，但后來比較吳梅手跡，與封面之字差別較大。民國時期，北方另有一位著名的昆曲研究者王季烈，號螾廬，曾寫過《螾廬曲談》。查1946年申報12版可見一則聲明：“鄙人原存中興輪船公司股票印鑒為圓形陽文螾一廬牙章一顆，現已遺失，聲明作廢。王螾廬啟。”根據這條線索，可知王季烈除了螾廬之號，早年亦號螾一廬。猜想此書應為吳梅贈予王季烈，王季烈在封面注出了持贈者的名字，且封面筆跡也與王季烈筆跡相似。

《志摩的詩》一冊，民國排印線裝本。徐志摩生前自己編過三本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志摩的詩》為他的第一本詩集。此書用宣紙印，豎排右翻，四周雙邊，沒有魚尾，鉛字為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字體，196頁，當為初版。此冊扉頁有徐志摩親筆手題“俚作一卷呈靜生先生。志摩三月十五北京”。靜生先生，或為范靜生，民國著名教育家，曾于1912年、1916年和1920年三度出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在徐志摩致陸小曼的信中，也提及過范靜生。初版詩集本已十分稀見，此冊兼有作者簽贈，其珍貴何須贅言。

《自青榭酬唱集》一冊，民國排印線裝本。此書作者卓定謀，字君庸，福建閩縣人，早年留學日本高等商科，歸國后任中國實業銀行經理等職，后任北大教授，講授書法并設章草講座，極力倡導復興章草。他的齋室“自青榭”擇北京西山東麓，當時知名詩人陳衍、鄭孝胥、陳寶琛、樊增祥、傅增湘等皆為座上客，《自青榭唱酬集》就是這些人往來唱和的詩集。此冊扉頁題字“舍我道兄 定謀奉贈”，正是標準的卓氏章草字體，鈐“自青榭”朱文印。據報社前輩回憶文章可知，北京解放后，民盟倡議創辦一家日報，當時政府遂將沒收的舊北平世界日報資產劃撥給民盟，才成立了光明日報。而世界日報的創辦人，正是中國近代著名報人成舍我。此書雖小小一冊，恰恰是光明日報創辦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物。

未可輕視的新印本

從民國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后，曾以覆刻、影印等形式，重新出版過不少古籍善本圖書。這些書往往底本選擇優良，精工勝于前代，很具備藝術代表性，且其序言說明，往往極有學術資料價值，因此雖年代較近，尚易獲得，也未可輕視。

《影印金圣嘆批改貫華堂原本水滸傳》二十四冊，民國線裝影印本。此書為劉半農1934年影印出版的。他在序言中提到，像《水滸傳》這樣的通俗小說，流通廣版本多，但是初印善本卻極為難得（光明日報社亦藏有清刻本《水滸傳》，刊印極粗率）。劉半農搜求廿載，才從當時琉璃廠松筠閣書店購得這部初刻善本，遂以原樣縮小影印出版。同時在搜求此書的傅斯年聽到這個消息曾大為著急，還找到松筠閣書店責問，為何不將此書賣給自己。從這些序言中的內容，可知兩位著名學者對這部書的癡情。琉璃廠東街的松筠閣后來成為北京市中國書店的一家門市，但十數年前已改賣書畫商品了。

《元刊雜劇三十種》三冊，珂羅版影印本。此書為商務印書館1958年影印的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中第一種，影印了鄭振鐸先生硬筆手寫的序言，字跡頗為潦草，涂改也多。讀到后面趙萬里先生撰寫的說明，才知道序言是鄭振鐸先生飛機失事罹難前一天下午寫就的，為其一生寫作生涯中最后一篇遺作，所以影印以為紀念。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先生倡議影印了大量珍稀的戲曲古本，如今回看，歷史上一代代人物雖然故去，但因其傳承努力，文化之曲卻始終未曾終了。

《俟堂專文雜集》一冊，影印本。此書為文物出版社1960年據魯迅博物館所收魯迅舊藏的磚文拓片，影印出版。魯迅早年頗留意金石文字之學，他設計的幾種書刊封面，如《桃色的云》《國學季刊》等，裝飾花紋都是從漢碑上描摹下來的。此書目錄亦為影印大先生的手跡，末有跋文一段：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蒐集鄉邦專甓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僅古專二十余及打本少許而已。遷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

魯迅雖為新文化運動中的旗手人物，此跋卻用文言寫就。當時周氏兄弟失和，大先生被迫遷出八道灣移居磚塔胡同，所以文中有寇劫、盜窟、燹余這樣的詞語，形容蕭墻之禍。而署款宴之敖者，按照漢字的寫法，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意思即被家里日本女人趕出來。此文雖收入《魯迅全集》，但影印在此，尤見當時的辛酸。

光明日報社所藏的線裝古籍，尚未完整整理過，文中所舉難免如管中窺豹。這些線裝古籍，其價值固然珍貴，但也不當以古董玩物視之。它們是報社同仁知書愛書的體現，也可以說是為光明日報能夠有其特色作了一個小小的注腳。希望一代一代的光明日報人珍惜書籍，親近書籍，這或許是諸多前輩將其捐獻出來的最初目的吧。

謹以此述，紀念光明日報社成立70周年。

注：①崔建英《關于中國古籍善本的范圍、版本鑒定和目錄組織》；②清代阮元匯集歷代儒家經學注解而編輯成的一部經學叢書；③周躍然《書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