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紅字》出版，贏得廣泛好評，作家霍桑終于登臺亮相。隨后，他又接連推出反映清教徒歷史的《帶七個尖角的房子》和反映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福谷傳奇》，進一步奠定了其經典作家的地位。巧合的是，在后兩部作品中不約而同出現了令人憎惡的催眠師形象。研究發現，霍桑婚前所創作的小說中從未出現過這類角色，也從未提及風靡一時的催眠術。據考證，至少在1837年，霍桑對催眠術已相當了解。由此推測，霍桑之所以在兩部作品中集中刻畫催眠師的反面形象，與他的個人生活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

催眠術最早在18世紀由奧地利醫生弗蘭茨·安東·梅斯梅爾提出。梅斯梅爾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個貧窮家庭,父親是位護林員，母親是個鎖匠的女兒。他通過個人努力取得成功。32歲時，在維也納拿到醫學學位,其博士論文《論行星的影響》據說是抄襲牛頓的一位同事。論文提出，牛頓的“萬有引力”表明人體的身心之間以及人體與外界之間存在某種聯系。作者更指出人體內部存在一種不可見的體液，能夠根據行星引力而發生對應行為。因此，不管是健康還是疾病，梅斯梅爾說，都取決于身體的“動物引力”與行星引力是否處于和諧狀態。同時代的意大利解剖學教授伽爾瓦尼研究青蛙肌肉反應，發現其體內存在“動物電力”。梅斯梅爾受此啟發，將上述體液認定為人體內存在的一種“動物磁力”，這種看不見的“氣流”一旦受阻，就會引發疾病。梅斯梅爾相信，只要讓病人進入睡眠狀態，通過他強大的磁力打通關礙，恢復到自然運轉的狀態，病人就能康復。由此開始了他風靡一時的催眠療法。

1878年，由于行醫失敗，梅斯梅爾從維也納逃亡到巴黎，后者當時號稱“冒險家和騙子的樂園”。在巴黎，他創辦“和諧社”，對患者實施木桶磁療法（即催眠術），轟動一時。梅斯梅爾的催眠術對一些特定病癥的確療效顯著。據說，多數病人在梅斯梅爾的手滑過他們身體的某個部位時，會突然出現陣陣痙攣，甚至發作驚厥，或者失聲痛哭。與此同時，原先所患的痛風、抽搐、耳鳴、麻痹、失眠等病癥便不治而愈。也有目擊者回憶，催眠術在操作時，催眠師在符咒、占星術墻飾以及重重帷幕的背景下，激發夢游者的“第六感”來和遠方的亡靈交流。盡管其治療所用器材和治療方法在今天看來都不足為奇，無非是日后心理學常用的營造氛圍和暗示手段，但在當時，卻正是性喜獵奇的法國人最膜拜的“通天絕學”，令巴黎士女為之瘋狂。

由于供不應求，梅斯梅爾故意抬高門檻。“和諧社”的入會費高達100金路易，顯然只有貴族和富商才能進入。此外，用于治療的四個大桶也要價不菲：其中三個需要提前預定（每次100金路易），另一個為窮人保留（但很少使用）。即便如此，前來求診之人依然絡繹不絕。梅斯梅爾開始出現錯覺，以為他的療法可以包治百病，與他的“自然”療法相比，以放血截肢為主的傳統治療手段則無異于謀財害命。他將病理報告呈交科學院（后被拒絕），并狂妄地宣稱要在法國“消滅醫生這一職業”。名譽和生計同時受到威脅的巴黎醫學會則起而抗爭，要求揭穿其裝神弄鬼的丑惡騙局。

為平息爭議，王室任命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有四位醫學部著名醫生（由此可見王室的傾向性），還有五位科學院院士，包括化學家拉瓦錫、天文學家巴伊、物理學家基羅廷（斷頭臺的發明者）和擔任美國駐法公使的富蘭克林。委員會進行了多次實地測試。富蘭克林在其寓所花園內，將一位敏感的病人帶至五棵樹前，對其中一棵施術，結果她在另一棵樹前暈倒。無獨有偶，拉瓦錫在家中放置五杯水，喝到第四杯時病人發病，而事實上施術的是第五杯。更有甚者，委員會曾告訴一位女病人，她將被隔著一扇門施行催眠術（事實上沒有），結果一進門病人就出現全身痙攣癥狀。據此，委員會于1784年具文呈報國王：人體內并不存在梅斯梅爾宣稱的動物磁性，其療效不過是心理暗示。另外一個由巴黎醫學會組成的調查委員會結論也大抵相似：關于催眠術的神奇功效，查無實據。遭此挫敗，梅斯梅爾于次年潛回維也納，并于1815年病逝于德國。但他的催眠術并未隨之消亡，反而由門徒發揚光大，并于1830年代前后傳至美國，并演化為降神會、招魂術等諸多形式，在新英格蘭地區尤為盛行。

而霍桑的妻子索菲亞·皮博迪恰好便是催眠術的信徒。她自幼體弱多病，患有偏頭疼，從大約l838年開始，她就開始求助于催眠術。此后一段時間（直至她與霍桑結婚之前），她父親的助手、牙醫費斯克曾多次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霍桑對于催眠術的態度，在他1941年10月寫給索菲亞的一封信中表現得非常清楚，當時，霍桑還在布魯克農莊，索菲亞寫信告訴他，自己在接受催眠治療。對此霍桑回信寫道：“但是，最親愛的，我今天很想和你談一下催眠術的諸多神異，并請求你和這些事情保持距離，不要牽扯進去。我不愿意看到你被一種力量所控制，假設這力量源自一個靈魂對另一個靈魂的滲入，在我看來便等于是對個體完滿安寧的破壞，你最最神圣的部分被人侵入，侵入者卻不是你的丈夫！想到你會和某個人形成比我還更親密的關系，難道不會讓你的靈魂充滿恐懼嗎？”

讓霍桑感到尷尬的是，“想到你圣潔的名字，可能與那些催眠現象一道，被人們掛在嘴邊，到處講論，我就控制不住地難受”。然而比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多可怕的想法啊）可能會說我的白鴿（霍桑對索菲亞的昵稱）是個騙子；更多的人會認為你鬼迷了心竅；甚至催眠術有限的信徒們，也只會對你表現出非常不妥的興趣”。此時霍桑腦海中浮現的，一定是梅斯梅爾催眠術發明以來如影隨形的性侵丑聞。

梅斯梅爾以“純粹的科學家”自居，可是他的眾多門徒卻是魚龍混雜，有些不良之輩在密室對柔弱無助而異常敏感的女子上下其手，令催眠術聲譽大大受損。巴黎醫學會上書法王路易十六，要求取締梅斯梅爾及其“和諧社”，一個重要理由即在于催眠術“敗壞道德人心”。對此，著名的心理醫生弗洛伊德體會尤深。某次他以催眠術對一位歇斯底里的女病人進行治療，不料施術過程中病人強欲求歡。弗洛伊德大為恐慌，據說此后便決意放棄催眠術。因為存在這樣的風險，如霍桑研究專家塞繆爾·科爾在《催眠術與霍桑》一書中所說：“催眠師經常被指責在男女關系上有違道德，所以女性在接受催眠的時候，需要有家長或朋友在旁陪伴，這也成了一種常規要求。”而這一點，恰恰是遠在堪布里奇布魯克農莊的霍桑對未婚妻的擔憂。

皮博迪小姐接受催眠時，身邊是否有人陪伴，我們不得而知，但在霍桑筆下，卻的確能夠讀出他內心的“狐疑”。在《帶七個尖角的房子》和《福谷傳奇》這兩部小說中，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征，即被催眠者都是年輕而纖弱的女性，無論是愛麗絲還是普麗西拉，都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般的高貴和柔弱，甚至被鄰里們懷疑“并非血肉之軀”，與索菲亞好有一比。在前一部小說中，馬修·莫爾在對愛麗絲進行催眠時，明確提出可由品欽在旁監護，可謂是變相承認了上述責難。而在后一部中，當普麗西拉被從催眠師威斯特維爾手中解救出來后，一旁的卡弗迪爾也不失時機地做了一番必要說明：“可憐的姑娘！她遭受了怎樣離奇的背叛啊!像稀罕物一樣在世人面前展覽，我卻懷著宗教般虔信的情緒，相信她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保持了處女的單純和靈魂的圣潔。”霍桑心中隱憂何在，至此乃一目了然。

對霍桑極為推崇的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中，曾列出兩種對立的宗教情緒：一種人認為人人有罪，同時自身也背負沉重的罪惡感；另一種人認為人天性完善，所以任何罪惡都屬于變態或疾病的表現，能夠而且必須加以“治療”或改造。詹姆斯半戲謔地說：無論從前怎樣，至少目前，這兩類人中，后者更不寬容。而作家霍桑針砭的，恰好是后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術士”。在霍桑看來，“他們有一個偶像，自愿為其獻身，充當高級教士，并且認為為之獻身是神圣之舉，這尊假神只不過就是個教士，它只能使周圍變得黑暗。”

正如批評家所說，霍桑在小說中塑造的年輕女子楚楚動人的形象，是他心目中純潔無瑕的索菲亞的化身，也是當時美國宗教復興運動中無辜受害者的群像。她們被催眠的過程猶如待宰的羔羊，像《帶七個尖角的房子》中描繪的那樣。相比于霍桑念茲在茲的塞勒姆“女巫案”，或在《紅字》中刻畫的海斯特·白蘭的通奸，以及在《教長的面紗》等小說中發掘的人性之惡，在這里，催眠師的罪孽顯得更為深重，因為其中寓含著強者對弱者的奴役、男性對女性的欺凌，以及惡魔對人性高貴靈魂的褻瀆。“他把一位女性纖弱的靈魂捏在手中，任意玩弄，結果導致了她的死亡”。在霍桑看來，這才是真正“不可饒恕的罪惡”。